武汉砍头事件背后：新闻媒介对风险社会的把控 | 热点
导 读
2月18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一条消息：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事件。
犯罪嫌疑人胡某（22岁，四川宣汉人），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42岁，湖北郧西人）砍死。民警快速出警，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审查中。
简单的警情通报背后，是一起无比残忍血腥的暴力事件。
新闻媒介报道暴力事件的争议
近年来，全国各地连续出现类似暴力事件，新闻媒介也面临着传统问题的新一轮拷问。社会舆论以及新闻业界、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媒介报道是否提供了被模仿的样板，导致犯罪的连续发生？
其二，媒介报道是否可能因呈现犯罪事实造成社会恐慌？
其三，媒介报道是否威胁社会秩序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
其四，媒介报道是否忽略了受害人的心理感受，侵犯采访对象隐私？
争论很激烈，但冲突的各方却共享一个观察的视角———新闻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社会角色。
赞成报的理由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是新闻媒介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校园暴力犯罪关涉公共利益，受众有权知道。传播学研究证实，瞒报将会引发公众的猜疑，不利于社会稳定。反对报的理由是，媒介不应该“有闻必报”，社会问题不直接因媒体的报道而出现，但媒体过分注意细节和渲染,使媒体成了“暴力的帮凶”。媒体“不但有报道真相的责任，更有人道的责任”。
尽管存在报与不报的争论，但争议的总体倾向仍是———应该报。及时反映真相，被认为是新闻媒介的首要责任。于是问题就演变成———怎样报？
在关于怎样报的讨论中，受到高度关注的是新闻媒介呈现暴力与社会发生暴力的相关关系。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不能渲染犯罪情节尤其是重要细节，以避免社会恐慌以及可能引发的后续模仿。在这个方面特别须警惕的是当前新闻媒介面对商业化诱惑，可能出现的追逐受众畸形注意的不良动机。
其二，不能以同情、美化的方式过多报道罪犯。应在报道中表达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比如在武汉砍人事件报道中，无论杀人者的犯罪行为有着怎样复杂的社会原因，杀人都超越了人道主义的底线，必须受到谴责，这个价值判断不能动摇。
其三，应当高度重视报道中可能涉及的心理问题，警惕诱发群体心理问题，媒介可提供负面情绪的宣泄指导。
上述涉及的报与不报、怎样报的问题，都是新闻媒介长久以来面临的议题。总的说来，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放置在呈现事实真相方面，新闻媒介的作用集中于两点，一是处理、防范具体问题，二是制度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维护、修正或者恢复。毫无疑问，这当然属于新闻媒介社会角色的内涵。
媒介不仅描述风险而且定义风险
新闻媒介社会角色的变化，是与社会变迁密切关联的。在吉登斯、贝克所定义的风险社会中，突发性事件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风险是指安全与毁坏之间的一种特有的、中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对具有威胁性的风险的认识决定了思想和行动。
因此，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那么谁来定义风险？贝克强调的一个定义主体是新闻媒介。
在这样的视域中，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就不可能停留在通过描述事实呈现风险上，它还必须扮演定义风险的角色。
所谓定义，即是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和视角去阐释突发事件的风险性。模式和视角不同，同一事件也会被赋予不同的风险意义。相应的，应对风险的策略也便不同了。从这个角度看，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除了传统的呈现真相之外，还有事件意义的阐释，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多元方式。定义风险，并非一定使用解释性报道、评论等手段，客观报道也可能因为选择事实的角度不同，给出一个定义模式。
在此次武汉砍人事件的媒介表现中，出现了几种定义模式。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两种：
仅看以上两篇网络热文和相关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议论。“一个底层青年在社会中饱受挫折，才会被一句藐视伤自尊的话点燃怒火。”、“相比于中上层的沦陷，底层的沦陷或许更加可怕。”“为了卑微的自尊而杀人”
在媒介呈现的铺天盖地的议论中，这几句话经常被作为犯罪动机的一个证据，说明杀人者的犯罪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
虽然这些文章都是用大量的事实呈现的，但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社会不公”的归因模式。
“社会不公”模式是近来新闻媒介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面对许多不同内容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介都会采用这个模式展开叙述，最终延伸的议题、阐发的意义有相似之处。
这一模式的报道或言论聚焦于杀人者的心理问题，以及边缘人群的普遍性负面情绪的产生、爆发与疏导。
这一模式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疾病；二是弱势群体缺乏社会关怀可能导致某些人心理失常，引发暴力事件。
把控风险认知的内涵是框架理论
以框架理论看，这些形形色色的报道模式可以理解为“框架”———一种特殊的认知范畴，框架是一个“阐释图式，它能通过在人们目前或过去的环境中，有选择地强调和解析目标、形势、事件、经验和行动序列，来简化和浓缩‘那个社会’。
框架的功能有以下三种：
其一，标注功能。或者强调和突出了某种社会状况的严重性和不公正程度，或者把某个原先认为不幸但可能还可以忍受的社会状况，重新界定为不公正和不道德的。
其二，归因功能。找到某些有问题的社会状况的罪魁祸首。诊断式归因关注的是问题的认定，而预见式归因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三，表意功能。把相当广泛的一系列事件和经历连接和联合起来，以相对统一和有意义的方式连结在一起。
以框架理论来理解新闻报道，能够拓展我们对于新闻媒介社会角色的认识。新闻报道即便是客观报道，都隐含着一个特别的认知世界的特殊方式，只不过这些方式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罢了。
因此新闻报道不仅仅在呈现事实———反映客观世界，它同时提供了一个感知现实的特定视角。如果再加上解释性报道以及言论等等主观性更强一些的媒介内容，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就决不仅仅局限在呈现真相的层面。
比如在武汉砍人事件中，不同的报道模式不但决定了理解这一公共事件的差异化路径，而且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也产生了多样化的指向。如在“社会不公”模式中，因为归因在社会结构方面，解决的途径就是从制度化层面解决贫富极端分化、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体系的建构，等等。而心理学模式的解决途径则是疏导底层、边缘人群的负面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框架决定了人们对事件的认识视野，也因此决定了应对的方式。
这些议题都涉及到了媒介担当的风险把控的社会角色。媒介报道的框架塑造了人们认识现实、理解世界的方式。在风险社会中，媒介的作用不仅仅是反映真相，推进问题的解决，其影响还表现在，在定义突发事件的风险性并且把这种定义转变为一种公共理解时，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框架决定了人们在什么视角、何种理念上观察世界、思考社会、把握人生。媒介的此种角色不但影响人们对于每一个具体突发事件的理解与应对，其深远意义更体现在，媒介周而复始的运作，对于某些特定框架的使用与强调，将对大量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认知方式产生影响。
相比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单一、固化的媒介报道框架；媒介在培育公民理性、多元的认知思考方式等方面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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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传媒君 传媒实验室作者
参考资料 | 《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孙玮，当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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