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其实和恐龙也有关系
说明：一直以来，都在强调，考古不是挖恐龙——这似乎仅次于对“考古不是盗墓”的强调。本文的目的，自然不是讨论考古学家挖不挖恐龙（毕竟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想说明，考古学家作为充满好奇心的学者，也会对恐龙感到好奇，同时还跟一些研究恐龙的古生物学家有着密切的交往。
考古学家其实和恐龙也有关系
伦敦市中心偏西部的南肯辛顿地区，是著名的富人区，居住着全市最富有的居民，也是全世界房价和物价最昂贵的地区之一，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坐落于此。
这所博物馆原是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1856年，理查德·欧文就任大英博物学部主任，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伦敦南肯辛顿的大英博物馆博物学部分，并在1881年将其从总馆分出，成为独立的博物馆。欧文本人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他是最早采集和研究恐龙的主要学者之一，“恐龙”（Dinosaur，意为“可怕的蜥蝎”）一词正是他在1842年创造的。
1935年10月14日，刚到伦敦一个月的夏鼐，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他对这里十分赞赏，表示“这博物馆的优点，除了搜集完备之外，尚有说明卡片之富于通俗教育性质一点。” 夏鼐对这里的标本感到十分好奇，在日记中留下丰富记载，比如对恐龙模型，提到“恐龙（Dinosaurian Reptile）之模型，长达84呎9吋，由颈至头已达23呎3吋，由趾至肩，高11呎5吋。”
夏鼐虽然是考古学生，但对恐龙一直十分好奇。四年前的1月16日，他在清华大学上古生物课，老师在讲中生代时爬虫类（也即恐龙），心中突然想起“一幅童年时的光景”，表示“那时我正在小学读书，每天课后要在模范小学门口的书店，像日新、新新、维新三书局中看小说或童话，记得商务的说部丛书中有一本叫做《洪荒禽兽法》。述一个探险家到非洲内部遇到一地与外界隔绝，中生代之爬虫正称霸于此区域，百余丈长的恐龙，数十丈长的怪禽。我回家后，这种印象还不能消灭，在后院玩耍时，偶然仰头看见天空变幻莫定的灰色积云，竟当作中生代的爬虫。看啊！这些伟大的翼手龙，竟随着风而飞腾，而跳跃；再看，那一边的一堆黑云，也不是很像恐龙吗？觉得自己经历一次洪荒世界了。”哦对，那天下午上完课，夏鼐还和张宗燧聊了一个多小时，关于他俩的故事可见《研究表明，喝咖啡有助于考古学习》一文。
与夏鼐一样，安志敏在日记中，也有对恐龙的记载：1958年，安志敏前往埃及、叙利亚访问，回来时，12月27日在乌兰巴托转机，听闻这里的博物馆“规模不小……有一恐龙化石甚大”，可惜没有时间去参观；二十多年后的1985年，4月24日，安志敏到德国访问，参观了森根堡自然博物馆，这是德国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终于见到恐龙；几年后，1993年11月12日，安志敏到河南省文物所，看到了新发现的恐龙蛋化石；3年后，3月2日，安志敏在香港时，游玩海洋公园，并参观了恐龙馆；2002年4月21日，安志敏到安徽省博物馆，看到了恐龙展。
其实，安志敏为老师裴文中编文集时（关于安志敏和裴文中的关系，可见《如何在前往李庄的高铁上构思一篇文章？》一文），在《中国西北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的考古调查》一文的附记中，专门提到一件事：1948年，《燕京学报》第34期上的学术信息栏中，刊登了一次考察工作和拟定的路线。这次考察是由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组成的西北地质调查队，以延续裴文中去年没完成的工作。这里提到的“没完成的工作”，是指1947年裴文中对这一地区的考察。第二年的考察队一共7人，包括队长杨钟健、副队长裴文中，以及刘东生、贾兰坡等人，拟定了4条路线，主要是考察甘肃、青海等地的遗址，“中国史前文化与中央亚细亚及进度之关系，并于享堂一带发现恐龙化石”，及“发掘并研究去岁所调查之史前遗址”。
可以看出，这是一次由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裴文中通过这两次西北考察，对西北的史前文化颇有研究。也是那本1948年第34期的《燕京学报》上，裴文中发表《临洮临夏附近史前人类遗址调查简报》一文，指出“洮河流域之彩陶，与渭河上游彩陶文化鼎盛时期之彩陶，颇有相似之处，然就纹饰而言，亦不无少别，故吾人恒以马家窑式彩陶称之”，为夏鼐后来对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奠定了基础。裴文中在这一年底，出版了《中国史前时代之研究》，收录了西北地区的两次考察成果，这本书对未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张光直将产生重要影响（可见《张光直先生的两本启蒙书》一文）。
同样在这次考察队的杨钟健，对地质、古生物和考古等学科都有颇深研究。信息栏中提到的“并于享堂一带发现恐龙化石”，工作自然是杨钟健所做，他在同一年发表了《甘肃享堂脊椎动物化石简报》一文。1928年，杨钟健主持周口店发掘时，助手裴文中发现了那颗著名的头盖骨（可见《考古学家的25岁》一文），他也对贾兰坡有详细的指导。1937年，杨钟健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获大批恐龙及原始哺乳类化石，这一年初，贾兰坡先到云南考察，结果因故停留在盘县（可见《早期考古学家过盘县》一文），后来，禄丰发现了古猿化石（可见《考古学家不挖恐龙，但研究大熊猫》一文）。1948年，杨钟健出任西北大学校长，至今学校里仍有他的雕像（可见《考古学家雕像图》一文），据说，大英博物馆里悬挂着包括达尔文（关于达尔文的故事，可见《达尔文与考古》一文）在内的6位著名古生物学家画像，里面唯一一位亚洲人，便是杨钟健。后来，杨钟健与裴文中等人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为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也与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夏鼐有着密切交往。
当然，杨钟健也被称为“中国恐龙之父”。1951年秋天，杨钟健带着刘东生等人前往山东莱阳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刚刚提到，刘东生同样参与了1948年的那次西北考察，他对考古也有着浓厚兴趣（可见《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第十章：科学家与考古》一文）。刘东生对考古的关注，是有由吴金鼎所启发的，1945年，他二人都在成都彭家场军用机场招待所工作。前几年，吴金鼎与冯汉骥一同发掘成都永陵。
几十年后，冯汉骥的学生童恩正，写了一篇名为《追踪恐龙的人》的科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