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我们分享公号原创作者小组成员暨美国马里兰大学宋念申教授对欧亚大陆东北部(northeast Eurasia)在历史和历史学上的意义转变所做的反思和分析。该文分析了如何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地方/区域史的理论和方法意义。文章节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6期。感谢作者和《开放时代》对本公号授权和支持。图片来自于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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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采用长时段视角考察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历史，将这个边缘地带看作欧亚大陆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区域，并探讨其独立于周边国家的内在历史动力。该地区的丰富历史遗产不应被任何一个当代民族国家垄断，相反，我们应该在广阔的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脉络中，恢复本地区的地方能动性。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数个王朝及帝国兴起于此地，使其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边疆地区在19—20世纪直接刺激了周边社会的民族和国家建设进程，成为域内国家走向“现代”的试验场。后冷战时代，日本、中国、朝鲜、韩国及俄罗斯都开始重新认识这个多边边疆的地缘重要性。只有深刻认知东北欧亚的内在历史发展轨迹和结构，才能理解该地区的社会生态结构，也才能认识到单纯以经济为指标、市场为导向的边疆建设，其问题何在。
【关键词】 东北欧亚 边疆 民族国家 全球化 现代性 绝大多数探讨中国东北问题的文献，倾向于将东北视作一个单独的地理、行政单位，而忽略了一点：从生态、历史、环境和人类活动看，中国东北其实属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地域／生态单元。该地域包含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蒙古国东部、朝鲜北部及日本海。由于分属域内数个民族国家，长期以来，这一相对完整统一的社会生态单元，在国家主导的历史叙述中，都被视为边缘地带。本文采用长时段视角考察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历史，特别关注所谓“大黑龙江流域地区”的开发史。人类社会在东北欧亚的演化和交往持续数千年，数个王朝及帝国兴起于此，不但令这一边疆地区与东亚社会政治网络深度融合，而且令其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边疆地区在19—20世纪直接刺激了周边社会的民族和国家建设进程，成为域内国家走向“现代”的试验场。只有转换视角，认清东北欧亚的内在历史发展轨迹，才能理解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潜力，并意识到那种过分以市场逻辑为导向的“东北振兴”思路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东北不应被视作一个孤立的空间单位，而应该放到更大一层生态、地理和历史空间中认识。我把这一空间称为“东北欧亚”，它包括萨哈林岛在内的俄罗斯远东、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蒙古国东部、朝鲜半岛北部及日本北海道。这一广阔的地域迫使我们不但要重新思考“中国”的概念，还要重新思考“亚洲”的概念。我们至今对这片地域没有一个固定的命名，甚至在流行的学科分类体系里，它也很少被视为一个整体，亚洲研究中一般不包含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而主流的俄罗斯研究，也很少涉及临近的中、日、韩、蒙诸地域。 有学者将俄罗斯远东称为“冰冻的边疆”或“最后的边疆”。这片地域以其苦寒的气候、多山的地貌、多元的生态系统，成为欧亚大陆少数尚未被现代国家深度开发的地区，这一特点是东北欧亚共同的环境特征。其南部的“大黑龙江流域”及日本海，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值得特别关注。在这一数国接壤的地带，古代原住民长期以游牧或半游牧、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晚至17—19世纪，这种生产方式，才为外来移民所带来的农、林、矿、工等逐渐取代。 文字记录的当地历史，也多集中在大黑龙江流域地区，因为此地相对温暖，人类活动和交往更加频密。即使在今天，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经济重心（90%以上的农业、重工业、消费品制造、食品加工），也是在南部的5个行政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海参崴和伯力两个边境城市的人口，亦远远超过本地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共青城。正因为南部地区是沟通俄罗斯与东亚的门户，才出现这种南重北轻的格局。 这一辽阔的地域之所以有地而无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习惯于从当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认知它。不论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他们多以各个国家的中心地带出发，眼光局限于现有的国家边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个地区属于欧美术语中的“远东”，但这个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强烈的词汇，如今早已被主流学术界弃用，只有俄罗斯还用它指称一个联邦区。在英美学界，东北欧亚并非一个独立的研究类别，它和“内亚边疆”的概念有部分重叠，但后者是将中国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视为一个区域，且更多是指广义“中国研究”中的一个概念。在20世纪之前，无论是中国、日本、朝鲜还是俄罗斯，都把东北欧亚诸族群视作蛮夷。在由国家主导构建的历史叙述中，这一生态、历史整体，被分割成数个从属于周边国家的次级地区。这样一种视角有意忽略了本地族群间的交融影响，并忽视了现代帝国或民族国家到来前，本地区在多元文化交互作用下的长时段发展。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地区类比于斯科特（James C. Scott）等研究东南亚的学者笔下的“佐米亚”（Zomia），即从印度支那半岛伸展至印度北部的高原地带：两者都被现代国家疆界所分割，当地多元的族群也都被周边国家视作边缘性存在。 因此，关于东北欧亚边疆的叙述，往往带有国家中心主义的偏颇。其中最为典型的，大概要算俄罗斯东进史。其一般叙述是这样的：受皮毛贸易利润驱使，斯特罗格诺夫（Stroganov）商业家族，在伊凡雷帝的支持下，招募了由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Yermak Timofeyevich）率领的哥萨克雇佣兵，开始了征服西伯利亚的征程。叶尔马克和他手下的840名哥萨克凭借先进的武器，在1582年入侵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莫斯科迅速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域推进，在这片“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建立了无数据点。1647年，俄罗斯人建成太平洋沿岸的第一个据点：鄂霍茨克，1860年以前，该城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最重要的堡垒。历史学家阿兰·伍德提示说：“如果以叶尔马克1582年的侵袭为起点，那么俄罗斯早期殖民者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跨越整个大陆，仅仅用了65年。” 人们经常把俄罗斯东扩和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相比较。和美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叙述类似，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扩张事件，也多采取一种单向的殖民视角。它强调俄罗斯帝国／国家建设的连续性，却无视本地区长期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仅仅压缩为65年的一瞬，成为俄罗斯国家整合的一个局部。另一个问题是，以俄罗斯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将东进运动抽离其全球史脉络，将之描述为一个“偶然性”事件，主要由特定的“民族英雄人物”来主导。资本积累的原动力，加入全球商业竞争的欲望，很大程度上与边疆开拓的叙事分离处理。 俄罗斯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书写其边疆史的国家。域内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叙事。比如，日本历史学家很早就把明治时代的北海道及“桦太”（库页岛）开拓看作是日本现代民族建设的重要一步。在中国，东北边疆也在20世纪被纳入国族史记忆。现代史家强调自古以来汉或非汉民族对蒙古及东北地区的统治，以及近代以来丧失在俄日扩张下的领土。20世纪早期以来，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家也开始呼吁关注半岛民族历史上的大陆因素，对高句丽和渤海这些跨境王朝的追怀，无论在今天的南方还是北方，都是民族记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所有这些记忆中，历史是断裂的，空间是被分割的。东北欧亚的整体发展并没有被当作世界历史上一段连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是被切割成互不关联的片段，成为俄国、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和韩国国族史上一个附属的边缘部分。在这些相互独立，且指向特定目的的线性时间中，即使存在部分重叠，被突出的也往往不是合作，而是帝国间和民族国家间相互的冲突（领土、政治、族裔、经济和军事等）。这一地域成为近代许多场大战的策源地和战场：清俄战争（1652—1689）、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西伯利亚出兵（1918—1922）、苏日边境冲突（1932—1945）、抗日战争（1931—1945），以及中苏边界冲突（1969年）等。因此，长期以来该地区被看作是“冲突的摇篮”，而不是沟通各方的门户。 史学界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对世界体系论的应用以及对边缘社会的强调，为我们重新审视这片多边边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笔者将东北欧亚的历史展开和变化，置于区域和全球史（而非国别史）的框架下进行认知，并考察这一地域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这并非要否定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竞争性民族国家建设是东北亚边疆建设的最重要刺激因素。相反，突出边疆作为中心，恰恰是重思边疆与内地的交互影响，目的是重新认知近代民族与国家建设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为我们思考本地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东北欧亚是众多阿尔泰或突厥语系族群的诞生地，其中许多族群，比如肃慎、秽陌、扶余、东胡、乌桓、靺鞨、高句丽、室韦、契丹、女真等，逐渐融入或合并于其他族群。还有其他一些族群，如满、雅库特、赫哲、鄂伦春、达斡尔、科里亚克、鄂温克、楚科齐、尼夫赫、阿伊努等成为今天中、俄、日等国认定的少数民族。这些族群的边界其实很不清晰，本地族群之间，以及他们同周围的汉、俄罗斯、蒙古、韩、日等民族之间，既有很大重叠又相互涵化。本地族群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他们大多从事渔猎、采集和游牧的生产方式。当然，在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本岛北部，一些人群也从事农业生产。考古发现，本地人群的社会政治组成各异，有的形成了国家，有的则没有。但直至蒙古帝国设立辽阳行省以前，没有任何政权将东北欧亚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管辖体系。当地人建立的王朝国家统治这片疆域的不同部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高句丽、渤海、辽和金。 东北欧亚的早期历史主要记录于中国史书。官订历史突出中原王朝和匈奴王朝之间在华北、蒙古和中亚的地缘冲突，而在东边，位于大黑龙江流域的不同部落政权（乌桓、鲜卑等）往往被视为中原-匈奴博弈中或敌或友的第三方。历史学者大多认定，在这一早期阶段，来自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最为显著。汉王朝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北部设立了汉四郡。到了西晋时期，随着高句丽的崛起，四郡荒废。唐王朝在公元668年联合新罗推翻了高句丽，随后唐朝不但控制了鸭绿江和图们江两岸，而且和黑龙江中下游的土著建立了宗藩关系。与此同时，其他邻近政权也试图在此处扩张，日本将军阿倍比罗夫数次征讨北海道的肃慎和虾夷人，但他对朝鲜半岛的入侵遭到唐-新罗联军的挫败。 尽管周围的中央集权政府都将此地视为边缘，但大黑龙江流域实际是沟通东亚社会的关键点。通过战争、贸易、移民和政府间往来，这一地区不但将中原、日本和朝鲜半岛连接在一起，而且把东亚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以宗教为例：从高句丽到蒙古帝国的所有本地政权，其信仰体系都杂糅了外来的佛教和本地的萨满教（有时也有道教），说明这里交融了来自南亚、东亚和中亚的文化影响。此地还是跨欧亚贸易通道的重要枢纽，是欧洲与朝鲜半岛和日本沟通的必经之地。有记载的日本列岛与中原的往来，最初就是通过汉四郡。其后，高句丽更是与周边频繁接触，包括其西方的中原诸政权，南方的百济和新罗，北方的勿吉／靺鞨，以及东方的日本。渤海国则在8—9世纪交于唐王朝和日本。辽金两朝不但深入中原腹地，而且和中亚、西亚、东欧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在今天的斯拉夫系语言中，原指契丹的“Khitan”一词仍是中国的名称，显示了东北欧亚政权在大陆两端都曾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力。更不用说，起源于黑龙江源头鄂嫩河流域，最终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对沟通欧亚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 现代之前的东北欧亚政权有别于中原、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上的国家，有着与众不同的社会政治特色（比如游牧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及萨满信仰等）。但是在今天，这些政权的历史都被收编进中、日、韩、蒙等国的国族史，随即在这些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挑起历史冲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和韩国间关于高句丽的争端。争端的实质，是高句丽这个消失了1200多年的古代国家，其历史究竟属于中国还是属于韩国。双方都拒绝将之视为一个单独的地区政权，一个同时接受（并拒斥）来自中原和半岛南部影响的国家。尽管今天中韩双边贸易规模极为可观，但时代错位的历史叙述所引发的政治对立，仍然严重侵害了双方的互信合作。与此类似，中国和蒙古国之间关于蒙古帝国及元朝的不同叙述，也是这种“收编”带来的后果。 15—17世纪是世界史的转折点。学者们通常将西欧国家的全球扩张称为“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强调海上探险和商路开拓最终将所有人类社会整合进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主角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刺激欧洲“发现”世界的两个重要动机。其一是开辟通往东方（印度、中国、东南亚）的新的商路。这个动机至少部分来自于《马克·波罗游记》里关于蒙元王朝这个东北欧亚政权的描述。另一个动机则是随着16、17世纪全球变冷而来的对名贵皮毛（当时誉为“软黄金”）的持续需求。这两项动机将东北欧亚纳入急速全球化的贸易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大黑龙江流域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近年的历史研究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国并非是这个重大转折年代的旁观者，明朝初期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和其后的欧洲海上开拓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 几乎与郑和下西洋同时发生的另一个探险活动，则相对不怎么知名。这就是由另一位宦官亦失哈率领的对黑龙江流域的开拓。1409年，永乐帝在今天的俄罗斯特林设立奴儿干都司，以管辖黑龙江及松花江流域诸部落。1411—1432年，亦失哈作为钦差，率明朝船队，十次出巡奴儿干，所及之处远达库页岛。与郑和的航海类似，亦失哈沿河流的航行探险有着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商业动机。明朝的战略意图，是和女真部族建立宗藩关系，获得当地首领的支持，以进一步消除北元蒙古的威胁。明朝对这一广大地域的统治，沿袭了唐代的羁縻政策，依靠对地方首领的册封和赐予贸易特权，来获得政治归附。亦失哈在此地前后长达9年，不但和女真部族建立紧密联系，而且还接触了尼夫赫、阿伊努和其他本地部族。他的出巡明显强化了北京和奴儿干之间的政治、社会及商业联系。尽管奴儿干都司于1434年裁撤，但其辖下的200多个卫所大多延续下来，直到建州女真在17世纪统一该地区，改女真为满洲。 明朝的东北探险应当置于全球的、区域的和当地的框架下认知。首先，以全球史框架看，和郑和下西洋一样，亦失哈巡奴儿干也是明代中国扩展政治影响力的一项举措，它将东北欧亚整合进了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世界中。以朝贡和边市为形式的商业往来，强化了大黑龙江流域与中原、朝鲜和西伯利亚的社会经济联系。东北出产的马匹、西伯利亚的皮毛、中原与朝鲜出产的食物和铁器，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不同女真部族间为了获得与明朝的边贸特许权而相互争夺。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正因其逐渐垄断了这一特权。其次，从区域角度看，在亦失哈巡查的同时，朝鲜也北拓领土至图们江中下游，室町日本则扩张至北海道南部。三个东亚国家都以北拓来填补蒙古势力收缩后留下的地缘权力真空。最后，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和维护，实际是由本地女真部族建议，并由自身为女真人的亦失哈监督实施的。这说明在边疆和首都的关系中，地方主动性是关键的因素。东北欧亚门户的设立，从来不是单向的、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国家和地方相互作用的结果。 17世纪是一个全球帝国竞争时代。不但荷兰和英国等海上强权崛起，欧亚两大陆地强权——东端的清和西端的沙俄，也在此时崛起。如前所述，俄罗斯的东进主要受皮毛贸易的巨额利润刺激。历史学家们认为，在彼得大帝财政改革前，皮毛贸易利润占据俄国国库收入的大约10%。皮毛同样刺激着荷兰、英国和法国拓殖北美，两大新皮毛来源地——西伯利亚和北美，进一步激发着他们对市场和商路的开拓。但皮毛本身并非最终目的，欧洲探险家以皮毛贸易赚取的财富，来资助另一项更大的事业：开发通往中国的商路。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抵达中国之梦，是一条想象之线，它贯穿了早期现代欧洲挣扎着摆脱孤立、进入广袤世界的历程。”在欧洲国家的拓殖中，恐怕只有俄罗斯的东进，同时达到了获取皮毛和开拓商路的双重目的，它是早期全球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过在17世纪后期，俄罗斯在远东的拓殖，遭到清帝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遏制。对于清朝而言，东北边疆作为满人发祥之地，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礼制、宗教及经济意义。在清朝崛起的过程中，清政权成功吸收或征服了诸多蒙古部众，逐步统御了内亚草原地带。近年来的新清史学派，不断强调清政权的内亚性质，以区别于一般汉人王朝。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其东北欧亚的特性。清对满洲（盛京、吉林、黑龙江）的统治方式，既不同于中原（六部制），也不同于蒙、疆、藏等其他内亚边疆（理藩院制），而是以八旗军府制为主导，夹杂其他机制。直到1905年以前，几乎所有将军都来自八旗满洲或八旗蒙古。 因此，清对大黑龙江流域地区的政策不同于俄罗斯。在大部分时间里，清政府把吉林、黑龙江的林区划为封禁之地，将其与辽东农区和蒙古牧区相隔离。其结果是，当俄罗斯不断向东向北开拓，甚至抵达阿拉斯加时，清辖下的东北欧亚地区则受到相对严格的保护，大部分地区直至19世纪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 清俄17世纪在黑龙江的军事冲突，导引出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双方边界和人员往来规范。这项以欧洲耶稣会士和蒙古通译为谈判中介的条约，是欧亚国家间最早的外交协议之一。换句话说，帝国对于边疆的争夺，催生出现代世界中最早的国家间领土协议之一。可见边疆对于现代世界的塑造绝非边缘性的。清俄协议的结果，是俄罗斯的扩张被遏阻于黑龙江外。1727年，清俄又签订了《恰克图界约》等，建立了两国之间的边贸联系。恰克图（买卖城）成为中国和欧洲之间除广州之外最重要的商埠，它直接刺激了穿越蒙古草原的欧亚商路，并间接开启了蒙古地区的城市化。 俄国在17世纪的远东开拓还带来第一次俄日相遇。很久以来，日本遇险渔船常常在堪察加半岛搁浅。1697年，一位名叫传兵卫的日本失事船民，在堪察加遇到俄罗斯探险家阿特拉索夫（Vladimir Atlassov）。传兵卫被他带到圣彼得堡，并成为俄国最早的日语教师。从此，越来越多的俄国商人和使者来到虾夷地区或者日本本土。在佩里黑船到访之前，他们是除荷兰人之外，日本获取现代欧洲信息的另一个途径。 19世纪和20世纪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时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权力相互争夺，以获取领土、人口、市场和资源。对于东北欧亚而言，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冲击史无前例。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多边的边疆。 近代二百年来，俄（苏）、日、中、朝、韩、美在此地展开的多边争夺，在此无须详细介绍。不过应注意的是，东北欧亚，特别是大黑龙江流域这一边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多边争夺为背景展开的。在此提出五项最为显著的转变： 第一，当地人口构成变化巨大。俄罗斯通过1860年、1875年分别和中国、日本签订的条约，获得了外满洲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和库页岛。俄罗斯对远东的开发，吸引移民从各个方向涌来。在这种地缘格局变动下，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清政府逐步开放东北，移民实边。除了鼓励汉人移入吉林、黑龙江等地，清还容许朝鲜人开垦图们江及鸭绿江北岸荒地。这一移民趋势在伪满洲国时代又被日本殖民者以集团部落移民方式进一步强化。截至二战结束前，中国东北已移入2000万汉人、近200万朝鲜人和166万日本人。毛泽东时代的北大荒开垦和工业建设可以看作是东北移民在当代的继续。同样是应对俄罗斯威胁，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殖民北海道和千岛群岛。到1945年，有超过350万日本人移入北海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从1860年到1940年，不但容纳了数百万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俄中部的移民，而且吸引了20万朝鲜人定居（他们后来被强行迁往中亚）。这些移民人数大大超过本地居民，而原住民则成为少数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欧亚吸纳了周围各个民族国家的扩张，传统生产和生活模式被改变。随着大量农业移民的到来，以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海港及城市），过去的森林地带同时经历了急速的农业化和工业化。中国东北和日本北海道成为粮仓，滨海边疆区和北海道的渔业工业在俄、日举足轻重，矿业和林业亦成为本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中国东北建成20世纪东亚最先进的重工业基地之一，朝鲜北部也集中了半岛上的重工业。这些新的进展并非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们是对本地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造，在社会和生态意义上更为深刻。 第二，尽管区域内国家间争夺激烈，但边疆的现代转变却呈现出一个未间断的持续过程。恰恰因为地缘政治竞争，国家成为地区建设的主导者，而且每个力图争夺该地区的国家都积极参与。中国东北的工业化是一个典型例证。东北的工业建设始于清末新政改革，其后的北洋政府在20世纪10—20年代继续投入。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大大加快了将伪满洲国变为帝国工业基地的步伐，他们所留下的大量工厂、机器、技术及工人，后在解放战争中为共产党全面接收。当地的工业经验和经济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做了深刻的铺垫。此外，东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建，成为共和国工业建设最重要的引擎。同理，二战之后在日本和韩国出现的国家积极制定产业政策、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由有着“满洲经验”的技术官僚带回，实际上是伪满洲国“统制经济”在战后的延续。因此，东北欧亚的现代化转变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过程展现出不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面相（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脱离这一历史延续性，我们无法理解本地区的现代转变。 第三，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中，此边疆不可避免地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一方面，本地产品（大豆、大米、煤、木材和工业制成品）直接供给全球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各个国家深度介入其内部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试图将这片处女地建设为现代国家的工农业基地。国家主导的建设项目，如道路、铁路、能源、农垦、重工业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刺激着移民的流入。不论是在伪满洲国、日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还是朝鲜，本地经济都带有很强的计划性，科层体制也较为发达。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言，东北模式曾是整个中国计划经济和工业社会的模板。通过国家主导的“三线建设”等工程，东北的知识、技术、管理、产业力量又大量“反哺”中西部，使许多过去缺少工业的地区在改革开放时期至少有了加入更大市场、参与竞争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高纬度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在各个国家中的相对偏僻的位置，以及紧张的区域政治关系，也使得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在东北欧亚缺乏持久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东北的市场化改革，将大量国企私有化，造成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双重困境，东北大批人才、劳动力流失。很多论者不考虑本地发展的内在历史动力，而将失败简单归结于当地人在长期计划模式下的思想保守，这忽略了保守背后深层的历史、社会及经济等结构性因素。 第四 ，边疆的转型离不开地方自主性和跨境合作。东北的工业化，以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为例，该工程（包括其分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完成，深刻改变了东北欧亚的政治、经济和生态景观。它集合了来自俄罗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工程师、劳工、管理者、供货商和技术人员，因而不是单独一个政府或一个族群可以完成的项目。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成为重要的大米产地，主要是因为朝鲜移民经过多年实验，将日本稻种成功施种于寒冷地区。此后，中、俄、日都在此地普及稻米耕作，本地主食亦由粟变为大米。本地自主与跨境合作，对于今天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多边边疆地区，单一国家很难凭一己之力建成繁荣的地方社会。 历史当然不能直接解释或服务于现实。理解东北边疆今天的发展困境，历史并不能提供全面、直截了当的答案，但转换历史叙述的视角，或许可以提供一种反思的路径。东北今日面对的难题，有着复杂的政策、环境、制度和文化因素，重新理解东北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内在结构及外在冲击所起到的作用，或许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东北的“现代化困境”有些许启发。 从冷战时代起，包含中国东北在内的东北欧亚，成了地缘政治角力的场所，几个区域国家都强化了边境管控，界限取代了流通。在权力对峙的格局之下，跨境往来和贸易十分有限。冷战后期，边疆建设的高潮阶段也已经过去。在这个阶段，曾经是20世纪前半叶现代国家建设中心地带的东北欧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新经济崛起、旧工业萎缩的全球趋势下，不少老工业基地甚至成了如美国中西部一样的“铁锈带”。在周边各个民族国家内部，这个一度高度“现代”的地区，成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边缘”。 冷战的结束曾一度给地方发展带来新的希望。重塑区域经贸联系的呼声自冷战甫一结束就出现。日本最早提出“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构想，意图主导日、俄、中、朝、韩的国际经济合作。此后则有中国首倡，俄、蒙、韩、朝加入（朝鲜于2009年退出），联合国开发署支持的“大图们江倡议”。20世纪90年代，朝鲜在临近中俄的罗津、先锋地区成立了“特别经济区”，2010年，又将罗先升格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市，意图吸引中俄投资。韩国前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则再度确认了欧亚门户的战略重要性。这些计划未能落实的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都带着自身的盘算和议程，难以彼此协调。多边边疆的开发计划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实施，多边合作不但是成功的关键，也是唯一途径。 以国人相对熟悉的“大图们江倡议”为例。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图们江区域开发计划”（2005年改为现名）纳入联合国发展计划中。该项目旨在开展区域国家间经济合作，以建设“图们江三角洲自由经济区”。位于图们江口，毗邻朝鲜和俄罗斯两国的吉林省珲春市，很快成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试图效法中国沿海城市的开放模式。但数年的高速发展和投资热后，该计划遭遇瓶颈，在90年代后半期陷于停滞。当地官员在分析原因时指出，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是主要阻碍。多数分析也都将难点归结于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后，中国政府转换思路，聚焦于先开发吉林省，希望以内地经济发展辐射边疆。2009年，吉林省政府提出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并很快得到中央政府批准。新计划突出以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州为开发开放先导，强调三地间的经济整合。该计划以长春和吉林为腹地，以珲春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桥头堡”。自2009年来，地方建设有一定进展。与朝鲜的合作，包括长期租用罗先港码头和跨境游等，也有积极迹象。但在国际及邻国国内政治因素，缺乏长期投资，以及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还有重重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的兴衰从来不只跟经济或贸易相关。比如，珲春在近代曾是区域贸易网络的重镇，但此网络的繁荣，取决于东北欧亚整体的现代开发和转型。其曾经繁荣的大背景，与其说是存在跨境自由市场，不如说是近代国家主导下的竞争性边疆建设。而国家主导的建设，必须结合地方社会生态的变化。在过去的30年中，珲春的基础建设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是，很大一部分本地人口，特别是朝鲜族青壮年，离乡背井前往韩国及国内沿海地区打工。1987年，珲春朝鲜族人口超过8.8万，占全部人口的53.6%，而在2017年政府公布的户籍朝鲜族人口不到8.3万，占人口比例降至36.3%。空巢或候鸟式家庭在延边地区的城市和乡村，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的持续流失，凸显当地经济开发计划的一个缺失，即虽有国家政策和投入，但硬件的投入却没有为本地人口提供足够有效、可持续的吸引力。 这个现象并非孤例。后冷战时代，旧有的经济模式在大黑龙江流域解体。不但是中国东北，日本的北海道和俄罗斯远东，都出现了无法阻挡的青壮年人口外流现象。在此情况下一味靠推动市场化来实现转型，恐怕并不能有效提振边疆经济，甚至可能加速本地社会的解体。 通过重新理解东北欧亚边疆的历史和现代演进，笔者主张把这一地区看作是地理、生态、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单元，探讨其自身历史能动性和发展动力。它并非孤立于其他文明，也并不只是几个民族国家相互交叠的边缘地区，这个地域在历史上联结了多个亚洲社会。这一边疆的历史是东亚区域史和全球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我们能够意识到，边疆和周边社会的互动，同时是内向的吸收和外向的扩散，正是这种多边互动（交往、融合、对立、冲突），不断改变着该区域，既让它成为20世纪前期东亚最为“现代”的地区之一，也让它在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重塑过程中逐步衰退。 20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滨下武志先生就曾比较东北亚和东南亚历史上的贸易体系，他认为，东南亚海外华人社会网络的作用极为关键，这让东南亚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保持经济活力，而东北亚未来发展的一个难点，就在于缺乏一个恰当的，可作为“区域结构模板”的“人的网络”。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应把重振边疆经济的努力，放在地方演进的“区域结构”上，重视跨边界的“人”的作用。成功的政策，最终应着眼于促进地方和区域社会及生态体系的良性发展。如图们江流域的开发，若仅以单方面的、市场化政策推动，恐怕是在有意无意地把图们江三角洲当作另一个珠江三角洲，忽略了本地区独特的历史脉络和内在结构。而本地区的国际合作也只有在相互照顾边疆稳定、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