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斯坦福周雪光 - 学术之路上不断赶路的行者

云里编者按

本期分享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回顾和总结自己此前的学术生涯

的心得体会。本文选自周晓虹主编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

学家心路历程（1979—201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第1117—1124页。由“学海编舟记”公众号首发。本次分享获得周雪光

教授和原首发公号惠允，特此感谢他们和文章创作者各方及文集编者

和出版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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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学术之路上不断赶路的行者

叙事人：周雪光 / 访谈人：周晓虹 卢云峰

访谈助理：赵超越 / 访谈整理：卢云峰

校对 / 编辑：无尽夏

本文目录

一、周雪光：学术之路上不断赶路的行者

1.大学生活杂记2.参加首届社会学南开班3.斯坦福社会学系的第一位华人学生4.在海外大学任教

二、叙事人简介

三、《重建中国社会学》简介

四、拓展阅读

周雪光：学术之路上不断赶路的行者

// 一、大学生活杂记//

1977年考上复旦大学国政系后，我开始了人生新的一个阶段。复旦国政系的班上大概有40个人，约是30个男同学，10个女同学。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山东招了两名，另一位是来自济南的女生。大家的年龄和背景，包括英文水平都有很大差异。我入学时是19岁，年龄算是比较小的，有两位同学和我同龄，还有一名是应届毕业生，比我们小一岁。其他人平均比我大三五岁，年龄最大的比我大十一二岁。

上海（特别是复旦）当时是“四人帮”的重灾区，刚入学时，学校正忙于清算“四人帮”的影响。我长在部队营房，环境简单，到农村也很闭塞，到了上海才知道“文化大革命”有如此大的震荡，对我触动很大。重拾学业后，给我感触最大的是有机会去在图书馆看很多书，而此前是根本看不到书的。后来听说的一个故事是，哲学系学生俞吾金在大一时几乎不去上课，整天扎在阅览室，阅读那些不能外借的世界名著。

下乡那几年我已经把中学所学的英语全部忘光了，入学后突然接到通知，要进行英语测验，以便分快慢班。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班有几位同学是读了上海外语培训班进来的，他们的英语非常好。还有很多同学虽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但在“文革”中一直用不同方式在学英语。英语测验时，试卷发下来不久，我后面座位一个部队来的同学站起来交了白卷离开了，我也发现自己居然一道题都答不出来，很是狼狈，反复看但确定自己实在是答不出来，随后不久也交了白卷走出来了——大概只有我们俩是交白卷的。国政系开设很多英语课程，我们慢班有幸遇到一个教学非常好的谢老师，对我的启发、鼓励都很大。因为老师教学好，我们英语都进步很快。

我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虽然相比于二十五六岁的室友，我的年龄很小，但和大家讨论起问题来并没有什么隔阂。记得第一年上国际政治理论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的内容，如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我在理论考试中分数很好，同学们颇为惊讶，这可能与我以前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有关。当时的学科水平不是很高，老师都是“文革”后刚刚返回教学岗位，教课大多是照本宣科的。我们大多数时间用在学外语上，理论更多是依靠过去打下的基础。反倒是有些其他系的课讲得妙趣横生，印象很深的是洪文达老师给我们上世界经济课，我是他的课代表，因此和他熟悉起来了。他说起自己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兼地下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一批提拔成副教授的学者，但很快被打成了“右派”，长期在校图书馆做图书资料工作。后来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我俩曾有更多的接触，近于忘年交，让我受益匪浅。

//二、参加首届社会学南开班//

大三的时候听说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专业培训班，不少人跃跃欲试，积极报名。那时候我比较热血，总想着改造社会，发现国政的约束很多，觉得很难有所作为，当时经济系、哲学系学生都可以发表文章，而国政系没有这样的学术渠道。社会学是一个恢复、重建的新学科，感觉很新鲜，我于是就报了名，居然还被选上了。

2017年与老同学们一起看望南开班的杨心恒老师（中）

当时复旦大学派去南开社会学班的三位学生是哲学系的范伟达和经济学的郭申阳，还有国政系的我，此前我们三人互不相识。在南开一年中，很多同班同学参加了各种活动，相比之下我比较懵懂，对参加过的活动没有太多印象。在一年的学习各种课程中，我也不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社会学，也没有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我对社会学学科的兴趣是在随后几年里特别是读博期间培养起来的。南开班请了不少国外的老师，包括后来有德国的老师。印象很深刻的课是布劳给我们讲的“社会学理论”，除了马克思以外，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名字我们此前都是前所未闻。布劳的德语口音非常重，第一个翻译来了以后根本听不懂布劳讲话，没法翻译，布劳老人家也非常沮丧；后来又换英语系副教授钱建业老师做翻译，那个时候副教授已经是一个很高的级别，人数很少。钱老师的英语非常好，而且反应很快，知识又很渊博，布劳讲的内容他都能马上转译，他和布劳合作得很默契，布劳非常开心。

//三、斯坦福社会学系的第一位华人学生//

南开班结业前，苏驼老师找我和其他同学谈，希望我们留在南开，但我们毕竟是学校派来的，还是要回去的。我毕业以后回到复旦留校工作，一开始是在国政系。大概一个学期以后，学校把做社会学的教师都集中到哲学系，成立了社会学教研室，所以我也就转到哲学系，与范伟达同在这个教研室。郭申阳已经参加了出国培训，没有参加工作。记得当时安排我教社会心理学，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看弗洛伊德的一些书，自己表示有兴趣。这时我收到了林南先生寄给我的一份申请材料，意思是让我申请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读博士。我拿着林南先生寄来的申请材料，去找我们哲学系的领导。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来到哲学系不久，心想系里肯定不会同意，还是范伟达鼓励我和系领导去谈。出乎我意料的是，系里表示支持我，把我的申请报到学校了。学校的回应是，复旦和奥本尼有访学交流名额，一直都有空缺，因为许多老师不能通过规定的英语考试，所以学校不许我申请博士，而是让我填补交换生的空缺名额。当年复旦安排我和历史系一位1977级的留校老师参加为期一年的交流计划。当时教育部规定，毕业后工作不满两年不能出国，连做访问学者都不可以。当时复旦的校长是谢希德先生，她非常有眼光。她在开会时说，复旦将来要走在全国的前面，要靠我们现在派出一大批人出国学习，将来他们学成回来把复旦带动起来，所以她极力地推动派人出国。现在复旦毕业生在国内外著名大学中任教人数颇为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她当年的前瞻性眼光促成的。谢希德校长让学校向教育部写报告，又亲自打电话给教育部有关领导，说我们现在要创新，我们想让这两个新留校的年轻教师利用我们的交流计划出去一年，一年之后让他们完全自费申请学校，如果申请到学校就继续读，利用国外的资源培养人才，如果申请不到，就回来继续教学。最后她说服了教育部，我们两人破例办理了出国手续。1983年在奥本尼学习一年后，历史系的那位老师和我都分别申请到了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录取通知。

我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那时中国留学生很少。那年李普塞特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叙述自己到中国访问的感受，还特别提到今年斯坦福社会学系录取了一个中国学生，不过那时候美国学界对中国没什么印象。我的录取得益于英克尔斯的推荐，他曾到南开班上过课。我猜想在研究生录取阶段，系里让他阅读我的材料。这位老人家特别认真，他对我不了解，就拿起电话来问彼得·布劳的太太朱迪斯·布劳（Judith Blau）。她当时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做教授，对我评价还不错，所以英克尔斯就很认真地写了他调查的情况交给了录取委员会。录取委员可能觉得录取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很新鲜，在我还没考GRE时就录取了我，通知我要补考GRE后才能入学注册。

1984年是我在斯坦福的第一年，我当时想学社会心理学，而英克尔斯正是做社会心理学的，所以第一年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斯坦福的社会心理学阵容实力很强，但是组织社会学更强，我们系规模很小，但有三五个组织社会学领域独树一帜的学派创始人。当时校园里组织社会学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研究领域，我很快就被吸引过去了。第二年找到马奇（James March）教授做导师，改跟他做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后来就一直在这个领域中从事学术活动。我刚开始考虑博士论文时，也想过做国内的研究。这一时期在北大读博的王汉生对我帮助很大，1987年我回国探亲时她带我去见白南风等人，让我了解当时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活动，探索一下博士论文收集资料的可能性。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继续做国内的研究。我的导师关注的一个领域是组织规章制度研究，当时他和另一个学生正在做的一个题目是斯坦福大学的规章制度演变，我就加入了他们的团队。那位同学研究斯坦福的行政规则，我则关注斯坦福的学术规则。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斯坦福大学在学术和教学领域中的规章制度百年以来的演变。

我的博士学习阶段有七年之久，毕业时到办公室办理毕业手续时觉得很难为情。那位行政老师一看说，七年是我们系博士期限的中间值，这个时间不算长。现在读博时间也是六年到七年之间。如果学生特别有计划，特别有目的，也可以在五年左右读完。读博期间我比较另类的做法是选修或旁听过很多其他系的课。我在第一年包括暑假就把社会学系规定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在其他各个学期到其他系科去选修或旁听了各种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运筹学、数学、统计学、生物学等等，有些课只是注册后去旁听，并不计入学分，因为在第三年后就不能正式上课了。

//四、在海外大学任教//

1991年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做助理教授，与妻子、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起到纽约州的伊萨卡（Ithaca）小镇待了三年。我教学的课程是研究生的两门统计课，以及本科生的组织社会学课程。后来杜克大学招人，邀我申请，我便去了那里。当时林南先生已经在杜克，对我很有帮助支持。我的教学课程同样是面向本科生的组织社会学和面向研究生的统计课程，还讲授过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的研究生讨论班。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在康奈尔大学工作3年后，在杜克12年，其中有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1996年成为副教授，2000年成为教授。再后来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邀我去做系主任，我想自己在杜克已经很长时间了，愿意到香港尝试两年，所以我于2004—2005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工作了两年。在香港科技大期间，斯坦福社会学系和我接触，邀我到那里工作。我2005年12月份回到杜克后，次年7月便去了斯坦福，在社会学系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同时兼职，在2015—2018年做社会学系主任。

2006年返回斯坦福大学任教

现在的斯坦福社会学系比我当年读研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如今系里的强项是社会分层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的US News & World Report的评比中多年名列第一。斯坦福的经济社会学也非常好，因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这里；族群研究现在也很强，性别研究大概也是在前一两名。

我注意到，斯坦福社会学系在学生培养方面的变化也很大。过去我读研究生时候，每个老师都是一个大家，独树一帜，下面有一群人跟着他做研究。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更多是卷入到一个学术流派里面去做研究的。现在的研究活动更分散化，大家都在做各自的研究工作，学生也游离出来，做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东西。网络高科技发达以后，研究工作用到很新的技术，许多情况下学生走在老师的前面，走在了学术活动的前沿，他们会自主地做很多研究工作，这些年类似的情况很多。

在美国教授与学生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尊重学生的选择，由学生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自己的题目。有时与研究生座谈时，我会谈自己的一个观察，在学术专业化的过程中，学生和老师一起合作是一个有益的过程，因为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你要选择和老师的研究没有关系的内容，老师肯定会尊重你的，但你不能期待老师对你的题目那么熟悉、那么关注，这是一个代价。我自己的体会是，应该有一段时间和老师比较紧密合作，通过这个过程来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很多知识是隐性知识，是在做的过程中学习而来的。我跟我导师，以及跟其他导师合作研究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个观点如何表达，论文如何修改，在发表过程中如何应对审稿人的意见之类，这些隐性知识都是从合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学来的。所以学生如果一开始就独立行事，就可能会失去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认为，学者应该追求自己的研究目标，换句话说，学者不应被别人驱使，而应有内在的动力。我很幸运，能够在很好的大学任教，学校也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给予我最大的研究空间，没有人整天追着要我发表论文。更重要的是，学校给了我最大的自主性，我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决定研究时间的长短，成果可以用中文或者英文发表。在这样的氛围下，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研究兴趣，所以我的学术道路和研究课题的变化都反映了自己研究兴趣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随心所欲吧。我的研究生训练和博士论文主要是在组织社会学领域，之后由于我对当时学术界兴起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有着极大兴趣，又发现所收集的资料内容和信息是如此丰富和有趣，以至我在这个领域中耕耘历时十年，欲罢不能，便在无意间搁置了自己原来的学术训练，闯进了连一门课都没有上过的社会分层领域。再后来，我开始了崭新的研究计划，从过去的量化研究风格转向以田野观察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取向，从社会分层领域转向组织社会学领域。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因为前面总是有着引人入胜的学术问题、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在吸引我上路前行。

本文选自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心路历程（1979—2019）》，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117—1124页。有改动。

叙事人简介

周雪光，1959年2月生于山东兖州。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4—1991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1994年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1994—2006年任杜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06年至今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主任、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2004）、《组织社会学十讲》（2003）、《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2017）等，另在《美国社会学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重建中国社会学》简介

·四十年

·四十人

·详尽细致的访谈

·娓娓道来的口述

·著名社会学学者周晓虹全新力作

·深入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

·展现社会学家亲历并深入思考的大时代

·探讨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的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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