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 | 科学文化批评与博物之学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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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编者按
本期推送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老师在《信睿周报》第28期上发表的文章。感谢《信睿周报》授权转载和原作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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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 | 科学文化批评与博物之学复兴
科学已经走过纯真的年代。在文艺界，有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批评等，在科学界是否可以有相应的科学文化批评呢？科学界内部同行间每天都在互相批评，科学就是在批评过去的基础上前进的。但是，显然我指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全方位的、不设限的理性批评。我设想的这种科学文化批评，不是要否定科学，也没人能否定得了，科学集中了人类文化中相当多的优秀成果，批评的目的是防止傲慢、纠正偏差。科学是现代社会的强势话语之一，至少表面上如此，地位仅次于政治，甚至政治也要用科学为自己涂脂抹粉，因此批评当然更应当针对这类强者而不是弱者。反伪科学、反迷信、反愚昧很重要，但坦率地说，那不是本事，在争论之前它们就已经失去了话语地位。
在现代社会，人们受制于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狭隘的爱国主义等，容易对智识、科技、文明发展做出整体性误判。在危机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际，严肃地讨论有关问题、有效地引导人类智识的用力方向，成为哲学家以及所有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职责。
图片来自Unsplash @Franck V.
科学是一种高智商活动，但是并非智力成分越高就越值得羡慕，说到底智力不同于智慧，人生与社会发展并不一定要处处算计。普通人有一种本能：喜欢聪明的人。比如看到某个孩子智力超群，便会无缘由地喜欢，愿意亲近他（她）。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里的“普通人”并不一定理性，如果足够理性，应当喜欢那些智力平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在现在或将来不会与自己竞争。实际上，并不能责怪普通人不够理性（他们非常善良），处于自然演化当中的人类不可能表现出普遍的不理性。他们展现的爱智行为还根植于另一个未经审慎检验的假定：“智力即善”。比如，在这个例子中，看到聪明的小孩就容易移情，以为是自己如此聪明或者希望主体是自己的亲属，如此一来，他人聪明就转化为自家基因好，成为竞争优势。于是，去掉语境，可以抽象出聪明等于好、善。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直接证明“智力即善”这样的命题。把智力换成科学、科技、科技创新，情况也差不多，凡是贴上这些光鲜的标签，都会得到普通人的青睐。人们甚至还会故意忽略其发明者做出重要成果的语境（context），即对智识活动过程“去情境化”，用知识社会学或者知识政治学的话来讲，即“标准化”“客观化”。
现在是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分形交织着（fractally woven），社会中有科学，科学中有社会。所谓科学的客观性、非功利性，只描述了科学的一部分面向，只用规范性原则（如默顿规范）来概括科学的品质，是不够的，会导致严重失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依旧会大力支持科技事业，但是功利主义的后果论辩护是不成立的。这一点，同情科学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早就指出过了：“多个世纪以来，有人论证说，科学值得支持是因为科学给人类带来普罗米修斯式的礼物。但是，对科学的这种功利主义辩护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科学家认为，科学在改进人类健康、增加便捷性、提升能力方面取得了广为认可的良好结果，因而赢得了信用，那么，它必定也同样失去信用，因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开发极大地扩展了毁灭手段、带来了各种污染，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恶劣后果”（Merton, 1977）。
Robert K. Merton
当然，也有人不承认科学有负面作用。比如：“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说穿了，科学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人如何生活。”（李醒民，2006）这类为科学撇清责任的论调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既然“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是不是人也有好坏之分呢？按同样的方式推理，人不过也是工具，人不能负责，至少不能负主要责任！既然负面作用是假命题，那么依照逻辑一致原则，正面作用也应当是假命题。“隐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的话语方式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科学及科学家只接受荣誉，不接受责罚。好事来了，说是自己的功劳；坏事来了，说是别人的责任。”（田松，2014：9）另外，如果没有了人，还有科学吗？地球上人都死绝了，还剩下某种科学吗？科学从来都是与人相结合的，我们讨论科学的后果，也是与人对其的关注、运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在意谁在使用什么样的科学，“科学的负面影响”当然是就人（而非狗、青蛙、植物、细菌、石头）运用科学技术导致的后果而言的，“科学自身”是抽象的。细究起来，根本没有纯粹的“科学自身”，科学的负面作用也从来不是指科学自身的负面作用。
人类创造了众多文化，依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几十种或上百种。但是，对人类未来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科学文化。政治文化直接起作用，却是“傀儡”，实力最终依据背后的科技。今天有什么样的科学文化，相当程度上就决定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人从事科学、人们会怎样做科学、科学将服务于什么目标。科学文化研究关注的主体是一线的科研人员。为何不讨论似乎更有权势的政治家、商人、国际组织领导人呢？简单来讲，许多事情他们无能为力，或者更准确地说，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成的：他们并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只是间接地影响科技创新。因此要特别重视科学共同体及其成员。或许是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在“庐山”之外更容易讨论科学共同体的行为、价值观及其长远后果。这样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有批评的成分。
当下，对科学文化的大量讨论集中于数据不要造假、发表论文应当实事求是、不要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论文署名要事先商量清楚等问题。相较于本文所涉及的问题，这些都是次要的。本文关注的，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各种人员是否遵守行业规矩的“小事”，而是这个群体的目标、手段、结果在整体上是否遵循了大自然法则的“大事”。
假如科技界很无能、创新乏力，那么他们的劳动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只是浪费了一些钱罢了，人文知识分子似乎也不用特别在意他们的工作，不必考虑科学文化。但现实是，科技的影响实在太大，它让这颗星球快速活跃起来，让地球进入了“人类世”，于是科学文化也变得非同小可，人们不得不关注它。说得再直接一点，如果科技界内部的不端行为仅仅导致科技本身的低效率，令科技发展速率趋缓，可能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有可能在整体上减弱科技对这个星球演化的过分扰动。但这不大可能是主旋律。科技界确实有一种自我纠错的能力，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拟人的主体，它要保证自身足够有活力，不断推出货真价实的新成果，而不是因个别人不守规矩而减缓科技创新的速率。科技总能维持相当的效率，这是它的光鲜之处，但这也是真正的风险所在。科技似乎成了协同学（synergetics）讲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它由社会的各种因素促进并维系，反过来一旦形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变成序参量，便对社会秩序起支配作用。用褒义词讲，就是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而用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来讲，科技则成了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前进、加速、更大的力量，成为这架“火车头”的符号标识。但是，追问一下：向哪儿前进？为何不断加速？自然环境允许吗？更大的力量用来操纵什么？恐怕就会引出一系列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科学文化可分内与外。内，是科学家自己的事，科学界有责任自己搞定自己的事。外，是社会各界对科学文化的关注。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内，而是外。但是，内外的划分是相对的、分形交织的。外部问题的解决，要通过进入内部过程、改变内部结构来实现。也就是说，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归根结底，科学文化是全球、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涉及教育、职业规训、成功标准、生活方式、天人系统的可持续性等方面。科研是一种始无前例的高风险行业，所以此行业应当坚持更高的道德标准。可惜，没有证据表明科研人员的平均道德素养高于民众。
说做科研有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它是一种智力创新活动，不确定性非常大，付出努力却未必有成果；另一方面，创新的结果对社会有风险，它可能伤人，可能导致失衡，可能让人们变得焦虑，可能加速破坏自然环境。后者更为关键，科研的风险很难事先获知，并且好与坏交织在一起、难以厘清。比如，塑料的发明，起先人们都一致叫好，认为其功劳很大，但是塑料的普遍使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现在海洋中充满了微塑料，通过食物链，塑料又进入人体。食品添加剂、杀虫剂、化肥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如今围绕中国人的食物链，发明、使用的化学物质或产品高达50,626种，中国仅登记在册的农药就有38,247种，化肥6,780种，合法食品添加剂2,400种、不合法的151种（蒋高明，2019）。过多的化学品混入土地、食物，已经从造福人类走向反面。
图片来自Unsplash @Brian Yurasits
科技的不良后果不是一开始就能被预言的，不是单个看就能够准确评估的，问题清楚了也未必能找到化解的办法。塑料的发明对人类，对生态的近期、中期、长期益处有多大？这是非常难以评定的事情。而具体的科研人员，并没有机会思考这类“远在天际”的无聊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能否做出来、能否满足当下的需求，许多大尺度的问题根本不在科学考虑的范围之内。科技主要在乎当下的需求！至于不良后果，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需要自己管，那是别人的事情。对于聪明的资本家而言，科技是一种有效的工具，没有什么别的工具比它更好、更值得信赖、更值得投资。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伦理经常是缺位的，末端参与通常无效，也显得太迟。生产出来的科技产品不可能自动消失，只会被人类尽可能地加以使用。
打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现在人们面临的科技伦理问题是：当A因为掌握某种科技而具有能力打B一个耳光的时候，A真的就打了B一耳光，如果可能则打两个、三个；如果能打而不打，则辜负了自己的能力、对不起研发该科技的投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基于普通的伦理学，A能打B一耳光，A伸出了手却又收回了，A最终没有打B，这被称作A境界高、讲道德；如果A能打就打了，则不显示A有本事、讲道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科技伦理情境中，有一种隐含的逻辑：科技成果研发出来了，就要使用，不用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不用别人也会用，因此我先使用了也没什么问题，不应该受到道德指责。这种逻辑在辩论中反复出现，先不管其对错，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它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则不一致。差异在哪里？为何会出现不同的态度？原因还在于科学是有智力含量的东西，在人们看来它是好的、善的，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如此一来，谁优先使用科技（不管是怎样的科技），谁就是聪明人，谁就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或者谁就被豁免了罪恶，甚至代表了正义。这并不是什么新逻辑，只是“强权即真理”的翻版。它披着光鲜的科技外衣，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可以设想一下，对于古代人或者未来人、外星人而言，这一套逻辑根本就不成立，科技招牌不管用。
资本家和政客通常不是很在乎科技的绝对水平，而是特别在乎“科技梯度”，只有梯度才能制造梯度，用一种梯度撬动另一种梯度。而对上瘾的用户来讲，科技的绝对水平也变得次要，依靠梯度才能显现等级差异、幸福感。这样一来，当下主流科学文化的价值观与资本增殖的逻辑高度吻合。当代科学与工业文明高度契合，并非一件好事，卡辛斯基对其中的弊端给出了双重抨击（Kaczynski，1995；刘华杰、田松，2018）。“权力—科技—资本”三位一体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铁三角，它们之间可以互构，三者捆绑起来威力巨大，能对公民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九八四》只展示了局部、阶段可能性，真实情况可能比书中讲的还严重。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铁三角中的第一元素权力，一直都存在，早期权力甚至相对更大、更集中，而后两者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属于资本主义所开启的新时代。严格来讲，古代的技艺不是科技，因为其生产方式与使用方式完全不同；古代的钱财也不是资本，因为古代不具有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建制。这个铁三角出现的历史很短，却深深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在唯科学主义的大背景下，科学丧失了“可错”的能力：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判定科学错了？在现有的社会缺省配置下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像在中世纪不可能找到任何经验证据和推理来证明宗教错了一样。在具体事件中，有A、B、C、D、S（代表科学）几个方面的专家参与某工程项目决策，他们各自阐述意见，现实中的确存在S的观点不正确的可能性，即判断作为科学界之代表的S的观点错了。但是在习惯性的话语中，这丝毫不意味着科学本身出错、值得反思。最多说明事情办得还不够科学！错的不是科学，而是“不够科学”。于是，科学与宗教一样变得不可证伪，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任何东西，一旦被尊崇为绝对正确的东西，便注定是可疑的；而当这种东西与权力结合起来，注定是有害的。”（田松，2014）
对于科学，存不存在有效的“科学批评”，对于科学文化，存不存在有效的“科学文化批评”，成了某种试金石，可用来检验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的“可证伪性”品质是否适用于科学。
基于上述认识，似乎我在有意挑科技的毛病，甚至有反对、限制科技创新的意思。坦率地说，我并不否认有这方面的意向，但是我并不主张停止科技创新，也不认为科学应当停止发展。科学、技术依然要发展，但是要做出重大改变。
第一，要破除创新神话。科技创新要为了达尔文演化论意义上的适应（adaptation）而做出调整。此调整意味着科技创新的整体速率要先降下来，避免恶性竞争。19世纪以来，科学成为一项职业，不管是普通职业还是韦伯讲的“天职”，它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与整个系统兼容。科技发挥的作用宜适度，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地球上万物滋生，人类代代相传，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职责，不必越俎代庖，更不应当侵占后代人的利益。过快的创新，导致人以外的无机界、生态环境无法跟上调整的步调，长此以往盖娅系统就会疲惫不堪、千疮百孔，人也会变得心力交瘁。适应是大自然的一项重要法则；不适应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被淘汰。适应并非固定不变，只是说变化的幅度不能太大、速率不能太快。
第二，科研内容的重心要做出调整，针对不同的内容，有的应当增加投入、加快速度，有的应当减少投入、严控速度，有的应顺其自然。有的事情即使在理论上科学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要加速实现、加速应用。
当下，最能吸引投资的未必是人类最需要的，而是资本家和政客最喜欢的领域。相反，改进人类卫生状况、提高疾病预防水平的科研，通常并不能令资本快速增殖，也不能令野心家展示拳头，但它们却关系百姓的生存福祉，科技应当在这方面加大投入。目前，无数瞄准治病和延寿的生物医学研究与药企、医院合作，推出花样翻新、价格高昂的药品、手术、保健服务，通常置中产阶级于尴尬境地，令老人不花光储蓄“不得好死”，新型技术通过一点点延寿诱惑就掏光了老人及其家庭的腰包；自然死亡竟然成了不合法的选项，即任何一个现代人的死亡证明上都不能书写“老死”“自然死亡”，一定要写上因某疾病或某事故而去世。借用韩启德先生的话来说，现在的生物医学技术“知进”而“不知止”，无孔不入却无助于整体改进人生幸福。
另外，现在全球环境问题堪忧，而通常的科技创新更加剧了这种局面。电脑与手机的快速升级，虽然体现了科技创新的速率，却导致更快的资源浪费、垃圾排放。越是科技发达的国家，资源消耗越多、垃圾产出量越大。比如，美国的人均垃圾产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现有的环境科学、污染处理领域的科研无法应付其他领域产生的负面效果，唯有重新分配研究力量、资金，才有希望。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编目，全球动物志、植物志、菌物志编撰，气候变化、超级传染病防控，优良谷物、果蔬选育等，都是富有挑战的科研课题，也亟须大量人力、物力、资金。
科研不是单纯追求还原论的深刻，更不是单纯发表论文，科研要直面人类的困苦、生态环境的危机、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科学不会终结，但方向必须调整、评价体系必须改变。
当下“技科”“产学研权”一体化的弊端是，现代社会中多种二分法之强势一侧联合起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强强联合，难道不好吗？这确实有问题，这会造成社会失衡、话语失衡、环境失衡。
向前追溯科学的历史，其与博物的历史几近重合。直到19世纪中叶，两者还有许多交叠之处，彼此不会歧视；naturalist这个词并不比scientist低下，而且前者的出现要早得多。如今博物与科学仍然有很大的交集，但是整体而言，博物式微，具有博物色彩的科学家通常也不敢自称博物学家，因为在普遍被接受的话语中科学代表着正统。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与科学、生物学有不同的旨趣，大有可为，却不得不打着科学的旗号。
博物确实肤浅，没有科学深刻，更不具有后者作为杠杆撬动世界的本事。可是，博物学是人类与周围世界进行宏观层面互动、求得稳定生存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技能和智慧。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博物学，在采集、狩猎、农耕等传统社会中没有博物学当地居民就无法生存。近代以来，博物学推动、参与了西方经验科学革命，对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演化生物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做出了实质贡献。特别是，达尔文演化论作为博物进路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必将发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前150年基本上是在误读）。
随着分科之学的深入发展，博物式探究不再是学术的主流。但是，博物学的衰落并非因为它无法沟通人与自然、无法提供“生活世界”的真知灼见，而是因为它无法满足“现代性”的增长逻辑：求力以加速征服和深度控制他人和世界。现在，博物学在正规教育和科研体系中均没有地位，沦为肤浅的代名词，一般学者不愿自称或被称为博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是个例外。
但是即使科学十分重要、权能无边，依然不够充分，有些空间仍然需要博物。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中，博物学均十分发达，没有衰落的迹象，有各种各样的博物学民间组织，博物类杂志、图书、影视作品极为丰富，博物学与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深度结合。如今我们研究科学的历史和文化，倡导生态文明，也应当考虑博物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扮演的角色。
第一，博物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传统不能丢。博物与科学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可以按照某种概念约定追溯自己的前身，但无论如何，前者的历史更为久远。稳妥的说法是，如今在现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自然科学包含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数值模拟。博物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传统。当今最有力量、最容易出成果的是控制实验传统和数值模拟传统，这二者都比较新，前者有约300年的历史，后者只有70年的历史。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认知的历史，300年和70年简直就是一个点，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人的活动可以与火山喷发、地震等地质力相比。如今人类这个物种“力大无比”，但是人类究竟想干什么？高科技将把人类引向怎样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博物学传统虽然肤浅，但是它注重关联，满足正常需求。没有演化论，各门生命科学将是一盘散沙；同样，没有博物情怀，科学将迷失方向，与生命共同体、盖娅共同体产生剧烈摩擦，导致系统不适应。
图片来自Unsplash @Vincent van Zalinge
第二，博物学围绕胡塞尔所述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 world）展开，而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在资本和强权的推动之下却不断遗忘自己源出、驻足之“生活世界”的意义基础，导弹、航母、核武器、反卫星武器、人体增强、察打无人机等显然远离了生活世界。博物肤浅科学深刻；博物本分科学无限。无限是指什么？无限宇宙、无限视角、无限潜力……由无限、无羁、无理，走向异化、僭越。现代科技成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现代性信条”。科技界一直在描绘有待实现却渐行渐远的目标，一直在刺激人们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无限并非都好，好在总能带来新鲜刺激，坏在无法诗意地栖身。好的科技，好的科学文化，应当永远服务于百姓的生活世界，充分考虑共同体的协同发展，做到平衡可持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化万物，生生不息。“生”不只是人类的“生”，更不只是人类当中个别群体、个别人的“生”，还包括生态系统的“生”，盖娅之“生”；不只是十年、百年、千年之“生”，还包括万年、百万年、上亿年之“生”。
第三，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博物学依然提供了普通人“访问”世界的一种通道；公民博物，可以感受四季流转、“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提高幸福感。博物学门槛较低，人人可博物，但是科学的门槛日渐升高，普通人不可能成为科学家，也不可能像科学家那样访问世界。科普，注定越来越难做。科普在某种意义上，也只能让普通人仰慕科学，接受其结论，而无法亲自操作、核验过程。科学家和媒体说探测到了引力波，拍摄到了黑洞，普通人只有听一听的份儿，压根无法明白怎样探测、怎样拍摄的。另外，现在社会是忙碌的社会，普通人需要适当休息，科学家也需要休息。人类并没有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法定工作日的减少而得到精神的放松，就像电子化办公并没有减少纸张的使用一样。忙碌是现代社会的直接景象，而且人们会越来越忙。公民博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是普通的动物，来自大自然，可以自然而然地过着一天一周一生。我们本来是可以一边工作（进食、写程序、做实验、收割、畅谈理想）一边玩的，一如我们的祖先，一如其他动物。
第四，学习而不忘本。现代科技货真价实、势不可当，古老的博物学只有借鉴、吸收、利用现代科技的成果，特别是分子层面的成果，才有可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但是不能据此而模糊了自己的初心。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博物与科学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叙述方案：从属论、适当切割论及平行论。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方案是平行论：博物平行于科学存在、演化和发展，过去、现在和将来恐怕都是这样。（刘华杰主编，2019）博物就是博物，不是他者；博物不只是前科学、潜科学、肤浅的科学。相比于自然科学，博物学更像文学；文学借鉴和使用科学但不还原为科学，科学再发达，社会依然需要文学。这当然是一种“学术建构”，有辉格史的嫌疑，但此方案有较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减轻现代性弊病有启发作用。基于建构论编史策略，可以按博物编史纲领重新书写人类文明史、展望天人系统的未来，其中包括科技内容但不限于科技。博物本身多种多样，历史上的博物学也干过许多坏事。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博物相对于帝国型博物更值得提倡。在操作层面，可以鼓励普通人博物起来，抓住B、O、W、U四个字母所提示的要点复兴博物学：B=Beauty，天地有大美，博物活动着眼于发现和欣赏自然之美，或者说美是我们博物的根本动力；O=Observation，观察、描述、分类等是“肤浅”博物活动的基本手法，多看、少扰动、少折腾，满足正常需要，避免过大的不可逆的伤害，通过细致的观察，将欣赏到更多的美；W=Wonder，以童心对待大自然，保持惊奇感，好奇而敬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据《孟子》）；U=Understanding，寻求理解“我”在共同体中的角色，不自卑亦不膨胀，学会感恩，维护天人系统之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半夏，2017）
图片来自Unsplash @Phoenix Han
基于上述四点认识，就可以明确博物学在现代科学和文化中的可能地位和作用。下面的描述既是事实也是愿景：
1. 博物作为认知、掠夺、征服的手段业已式微，在现代科学中被日益边缘化，但并不能因此只从一方得到解释，更不应把棍子都打在一方。博物（文化）与科学（文化）都是开放的，我们今天的努力有可能塑造不一样的未来。
2. 数理、还原论范式下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依然可以从博物传统中汲取养分，改善自身。比如更加重视横向关联，学会变焦思维，懂得多尺度权衡、评估研究成果的意义和影响。
3. 博物情怀可以作为一项柔软的评价要素，用以减轻资本和权力对科技的过分牵引。做科学，相当一部分初心是因为科学有趣、好玩，能提升境界、造福人类、护生而非杀生，科学的有用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并且各个层面必须统筹兼顾。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茶叶、瓷器、蚕丝、豆腐。它们都与博物有关，前三者曾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角，后者也日益被接受，且它们都不导致生态问题。企盼中国的科学家、全世界的科学家多提供这样的创新！
4. 博物学提供访问大自然的较低门槛和良好界面，有助于公民了解和监督环境状况，也有助于反思科技之知性展开的合理性。博物与科普、自然教育可以携手前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共同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服务。
5. 博物虽然重要，但时代不同了，不必追求分科之学的名分；重要的是官员、商人、学者、百姓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增加一点博物情怀，费厄泼赖（fairplay）。学校可以开展博物类选修课程，但不必也不应该建立博物学学科。
我坚信：科学、科学文化足够坚强、足够宽容，一定经得起评论、批评。
克里孟梭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交付给军人。”套用同样的句式，针对科技事物，我想造这样一个句子：“生活与未来太重要了，不能完全托付给技术专家。”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8期，注释略。本文根据2019年4月26日在“首届科学文化论坛暨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揭牌仪式”上的发言“博物学在现代科学文化中的作用”修订而成。感谢韩启德教授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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