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叶家 - 读周锡瑞教授如何书写一个百年动荡中国家庭的历史

云里阅天下 2021-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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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编者按

本期推送熊景明为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周锡瑞教授所著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所撰写的书评。本文原发表于《上海书评》。感谢《上海书评》授权转发和作者的支持。在文末推荐文章中，读者还可以查看此前我们推送的张彦武对周锡瑞教授和本书写作背景的详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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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著

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450页，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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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叶家

文︱熊景明

1982年，俄勒冈大学的历史教授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到北京来查找资料。受叶娃委托，带了一罐咖啡来给她在北京的父亲。两年后，两人结为夫妻。这名真诚的历史研究者就像冥冥之中被选中，走进一个印证了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大家族，写出这本非同凡响的民间历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从个人与家庭的遭遇看民族的兴衰，亦窥见政治后面的人性与文化。

二十年磨一剑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评价此书道：“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舒发怀旧的咏叹，它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普通人写家族史，以记载家庭变迁，描绘家人故事为主，国家和社会是场景，是个人命运之所系。不乏许多经历大动荡，深受其苦的人，希望以本人及家庭的遭遇阐述大是大非。但以写家族的小历史展示国家与社会的大历史，需要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研究的功力，能找到足够的资料，肯付出经年累月的努力的作者。周锡瑞负起这一使命，不仅因为他具备这些条件，并且兼有“非我族类”的局外人视角和自家人接近采访对象的便利。

作者提到西方中国研究学术圈中流传的说法，研究苏联的学者往往因为不喜欢苏联而进入课题；相反，从事中国研究者则多因喜欢中国、中国文化。“我觉得，你喜欢一个国家，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历史和文化，那研究起来才有意思”，那是真的。他后来并爱上了一位中国女性，结为终身伴侣。他强调对历史必须有“同情的理解”。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即是“怀着温情与敬意”。用冷静的态度，写出一部有温度的家族史。

成为世家的洋女婿，并没有令他觉得坐拥独特的资源，可加利用。此时，周锡瑞专心研究太平天国。1987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九十年代初，他的岳父，农学家叶笃庄为居住在美国的外孙女写了一部自传，回忆童年的大家庭生活、求学、婚恋、事业。十八年的监禁未能夺其志。周锡瑞被深深打动，决定在妻子协助下，写写天津的这个大家族。

1995年春，他们来到叶家在安庆的“叶祠”。从远房亲戚处得到了1944年版的《叶氏族谱》。望族修谱本是传统，这部典型的“四旧”，幸而躲过“文革”劫难。族谱通常只扼要地记载本族的世系繁衍，除非有达官贵人才会书写他们的事迹。叶家正好有两位光宗耀祖的成员，晚清的官员叶坤厚、叶伯英。族谱内有两人十分详细的年谱。皇天不负有心人，周锡瑞后来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叶坤厚的二十卷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

书出版后周锡瑞接受传媒的采访，兴冲冲地谈到这些资料的发掘。我自己写长辈故事，花许多时间去辨认曾祖父、祖父、外公留下的著作、诗文、碑刻，请教熟悉古文的专家，过程令我叫苦连连。母语并非中文的周教授，从未听他抱怨。对他而言，困难就是挑战。

1994到1995年他们夫妇开始收集家族成员的资料，采访众位长辈，到他们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的学校查档案。叶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复印了父亲个人档案，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曾经对他们打开的个人档案柜，之后又被锁上了。口述史为本书添加了丰富内容，采访得以在他们健康、健谈的时候完成，实属幸运。从动念头到英文版2012年出版，一共花了二十年。这部书的出现，似偶然，又非偶然。

周锡瑞

设身处地看历史

本书回顾了叶氏一门自晚清至共和国六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叶家于“14世纪在战乱中迁居安徽安庆，先祖中有人科举功名发迹于晚清，19世纪因为参与抗洪、平乱开始平步青云，族中多人担任朝中官员”。颇有意思也颇不寻常的是到我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叶家这一支人才辈出，有科学家、民主党领袖、政府高级干部，令故事得以生动地展开。各人起伏的人生超过文学作品创作者的想象；他们的思想、行为之耐人寻味，值得社会科学家去研究。

《叶》第一部分开篇第一节为“逃避长毛”，讲述了安庆这样一个“慵懒、保守、生活舒适的地方”，被太平军占据八年以后，仅留下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普通农民，工商人士都逃走了。百姓加入清军试图夺回城池，一次交战中曾有一万六千人丧生。叶家逃到山中避难两年，再也没有回去。当年我读的中学历史书上，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代表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虽败而荣。近二十年来各种研究指出这也是一场血腥的内乱，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令安徽省人口减少百分之六十，上千万人死于非命。叶家先人的经历与记述，立此存照。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读者“走到”官员朝拜的队列中，感同身受其处境。《叶》更进了不止一步。叶坤厚（1802-1889）留下的二十卷诗文中，不仅记载了他的日常，也表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细读这珍贵遗作，周锡瑞看到：“他们关心的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理解现代化的观念。他们的治事中心是恢复和维护秩序。”看得出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小心地避免碰撞中国人的爱国心。他想回应“中国近代历史通常被描述成抵御西方侵略的历史”。对书中两位在内陆地区做官的主角，大规模的内乱才是最大威胁，对朝廷和百姓均如此。叶坤厚在河南平乱前后约十三年，平叛需要的费用得从农民那里去征集，赋税加速贫困，令一些人参加叛乱，恶性循环。

为写关于我祖父的文章，我去云南省档案局查了1932-1948年间他出任的各县档案，主要是与省政府来往的公文。我惊讶地发现，那时县里的工作就是两个重点，剿匪和禁烟。董时进写过一本非常棒的家族故事《两户人家》，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四川垫江农村。对农民而言，最大的威胁也是匪患。

研究妻子叶娃的两位先辈为官的一生，作者看到发扬儒家的仁慈是复兴时期清朝官员的长期责任，也就是施仁政，救贫疾苦，为孤儿寡母设立慈善机构，赈灾、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治民如治家，做官如做母。”达成理想的目标，谈何容易，为官者的困顿，乃至绝望，古今不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者避免落入家族资料隐恶扬善的陷阱，他计算两人的收入支出，指出他们从自己支配的政府项目款项中获利不少。那些深宅大院，古董书画哪里来？当然，他们也捐善款，建祠堂。这些善举平衡了他们的内心。

高祖叶伯英，官至清廷陕西巡抚。书中转述年谱上许多情节罕见而有趣，例如他为远道前来的目击证人成立等候讯问处，提供住宿饮食及医疗服务。还有他被慈禧、光绪接见后逐字逐句的记录。十岁的小皇帝对跪在面前的这位近六十岁的臣子说：“你到任后要破除情面，任劳任怨，督率属员尽心办理民事。”可怜的天才儿童。

叶家合影

叶家五兄弟

书的第二部分“中华民国”，写了叶娃的祖父及父亲一辈的经历，以“笃”字辈五兄弟的故事为主要线索。祖父叶崇质完成这个家族从官变商的转变，三房妻子，十二个孩子。大家庭的故事比巴金的《家》《春》《秋》还精彩。貌似保守的父亲颇有远见，1930年代将五个儿子送到当时中国著名的新式学校南开中学。故事围绕这五人的经历展开。

这所1904年由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学校，和大陆今天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异曲同工。学生来自上层，采用双语教学，许多老师是“海归”。南开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戏剧俱乐部，演讲比赛，学生社团，学生自办报纸。还有社会调查课，参观工厂、监狱回来写调查报告。体育是南开的强项，校篮球队“南开五虎”赢得全国冠军，暴得大名。周恩来便是南开的杰出校友之一。教育的宗旨兜兜转转一百多年，如今还在寻寻觅觅之中。

“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迅速地进入学校，最有吸引力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它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那么契合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负的现实，共产党的抗日口号令年轻人热血沸腾。“这种爱国主义的推动力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学生走出课堂，到农村宣传抗日。与带着使命感参与救国的实际行动比起来，上课、考试太没意思了。”正值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时期，男女之间的倾慕，也成了推动彼此走向革命的动力，留在叶家兄弟美好的青春记忆之中。

抗战前夕，叶家五兄弟中，三人已经加入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连非常注重学业的叶笃正，也被卷入政治活动。我的姑妈当时就读昆明的名校南菁中学，和大陆许多城市的好学校一样，老师中不少共产党人。她高中毕业就到“山那边”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了。革命凯歌高唱的时代，那些呼吁学生要以学业为主，不应当卷入政治的声音，苍白无力。在高尚的目标感召之下参与革命的富家子弟，并没有因为备尝艰难困苦而退缩。叶笃义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被冤枉，被折磨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老年的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

五兄弟均品学兼优，后来都考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流的高等学府。动荡岁月，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中，有的选择加入共产党，有的加入国民党，有人宁愿远离政治而专心学业。当时以为只是一时的决定，后来影响终生。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叶家五兄弟全部站到共产党一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叶笃正，五十年代初也选择回归，想来家庭的向心力起了作用。五兄弟的思想和人生道路各有千秋，代表了这个时代政府内外不同类型的精英人士。周锡瑞在访谈中说：“在历史中的个体选择也是如此，不要把个人选择完全政治化，只要仔细追问下去，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缘由和动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个人都为中国结束多年战乱，进入可贵的和平时代而松了一口气，甚至欢欣鼓舞。对政治和知识精英而言，虽然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要人人过关，但运动一年半载过去后，气氛还算宽松。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城市的公私合营和他们没多大关系。记得“文革”期间我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到家中与他聊起1957年初，两人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这位任昆明人大常委的技术权威感叹道：“那是黄金时代的顶峰。”之后我们背地里称这位伯伯为“黄金时代的顶峰”。

新政权成立至1957年前，叶家五兄弟基本学以致用，各得其所。小孩一代的日子令人想起歌颂新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成年人虽受政治运动困扰，但在各自岗位上都能发挥所长。如果故事在这里打住，这个得天独厚，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多么令人羡慕。而现实中，幸福何其短暂，历史的列车驶入歧途，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甩将出去，跌得遍体鳞伤。叶家几兄弟都在其中。

讲述“反右”运动及“文革”中各人经历的两章，分别只三十多页，尽显作者功力。其中三百多字谈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成因和后果，是对迄今相关研究最完善的总结（377页）。看1991年不再年轻的兄弟合照，一个个文质彬彬，气度不凡，苦难似乎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痕迹。作者的岳父，农学家叶笃庄先生，在监禁中前后度过了十八年。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他都尽可能寻找个人的价值。他在狱中完成《物种起源》和《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的翻译。来自小家庭及大家庭的亲情，相濡以沫，心中不灭的信念支撑他们熬过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一个美国人，用这本书讲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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