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学者访谈：哥伦比亚大学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访谈录

云里编者按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推出新的一期国际学者访谈。本期的嘉宾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明清史学家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

本次访谈完成于2020年底，经过半年的整理，终于得以和读者分享。访谈长达三个半小时，文字原稿2万多字，本次分享进行了删减，而一个更精简的版本将由《信睿周报》（The Thinker）杂志于近期发表。

访谈中讨论了高教授的求学经历，主要学术著作在理论方法上的演变，和研究妇女史、性别史、社会史和物质文化的治学心得，以及如何处理精英/性别化文本和去西方中心和去中国中心论等重要问题。访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高老师的学术研究和相关领域的发展轨迹。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张颖老师也应邀参加了这次精彩的对话。她们的学术简历见文末。感谢高老师、张老师拨冗参与访谈。也感谢参与访谈整理或编辑的王佳丽、冯岚雅和罗清清三位同学。并再次感谢《信睿周报》对云里这个学者访谈系列的鼎力支持。文中照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由高老师提供并授权使用，他人请勿擅用。

云里阅天下致力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为读者提供优质人文社科内容，包括继续分享“博士是怎样炼成的”和“国际学者访谈”专题系列。欢迎关注、分享和投稿。

前言

高老师于2019年受邀作为康乃尔大学胡适纪念讲座主讲人时留影

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出生于中国香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历史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专注于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士。除了五本合编学术著作和大量文章外，她还先后出版了四本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重视的学术专著，包括1994年出版的《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 (下文简称为《闺塾师》)、2001年的《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化》（下文简称为《步步生莲》）、2005年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下文简称为《缠足》）、以及2017年的《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以下简称《砚史》)。高老师的《缠足》一书荣获了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06年度在妇女史和女权理论领域的最佳著作奖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而她的《砚史》一书则被国际亚洲研究会议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Asian Studies) 评选为Publishers Accolade for Outstanding Production Value。

高教授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学术界重新思考和诠释中国明清时期妇女史和性别史，而她最近对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给中外史学界再次贡献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因其持久并卓越的学术贡献，高教授是当今中国明清妇女史、性别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领域中都享有极高国际声誉的少数学者之一。除了学术精湛之外，高教授还是位待人真诚，古道热场的师友，提携和帮助过众多的后辈学者，也以其为人，为事，为学的风范而激励了中外无数年轻学者。笔者自己在哥大读博期间和之后的学术研究都极大地受益于高老师的指点和影响。参加访谈的张颖老师从密歇根大学博士毕业，但也直接获益于高老师的学术引导和研究。

高彦颐教授研究访谈录

受访谈人：

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高彥颐教授

访谈人：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陈利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张颖教授

协助整理文字：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佳丽、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冯岚雅

微信文案/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院罗清清

01

求学阶段  

陈利：

高老师，谢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您能谈谈在美国学习的经历以及那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后来的学术发展吗？

高彦颐：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香港很小，我们在学校读了很多关于外国的书，但都只是一种想象。听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想去看看大家所说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是怎么回事。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很小的教会学校，当时觉得要去就干脆去一个从来没有太多华人聚居的地方。但那个学校实在太小了，本科三年级就转校去了斯坦福，刚到的时候经历了不少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学校的自然环境和学习环境都很好，资源很多，可是当时的同学们不大爱念书。他们主要是美国中上阶层的白人子女，一天到晚都在谈周末去哪里吃饭和玩。我作为一个穷学生，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后来和老师们的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师们跟我谈了很多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对我影响很大。这时，我才渐渐认识到美国社会是表面平等，但事实上却极端不平等。

陈利：

斯坦福大学于1885年建校（1891年开始招生），和欧美很多其他名校相比，建校相对较晚。但它像美国加州大学系统一样，发展得都很快，现在已经是世界级名校了。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斯坦福和其他大学的博士培训方式？

高彦颐：

确实，斯坦福的文科老师很好、资源丰富，但是在大学当权人的眼中，还是看重数理化和工程学科。与此同时，我觉得斯坦福没有学派和学风，是非常自由的。我们的老师也大力鼓励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后来才发觉这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其实说得不好听一点，我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老师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面对事物无可畏惧，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找到方法去想通和面对。

我博士毕业后任教的第二个大学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那时刚毕业几年，一开始就可以带博士研究生。当时发觉不是所有学校都像我们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那样自由自在；相反，其他一些大学有更多规范。后来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哥大的竞争很强，博士生的上进心也很强，当然也是良性的竞争。他们希望三年内把课修完、完成资格考试、准备博士论文提纲的答辩，可能就没有太多自由看书的机会。

陈利：

我和张颖老师去美国留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了，所以和高老师刚才分享的读博经历有很大不同。我在哥大历史学系学习的感觉就是前面至少两三年的课程比较重，读书被课程影响较大，自己进行自由学习的空间相对较小。

高彦颐：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社会还没出现现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也有可能是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文化上有一些差异，西海岸文化比较悠哉吧。有趣的是，当年我从香港寄信到美国，要求学校寄来申请表。申请表没到，却先来一封信。信上说：“很高兴你申请我们的博士课程，但我们必须要提醒你，根据过去十年全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推算未来5-10年内的就业情况，你毕业后很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们当时博士班的同学确实不多。大家都觉得，找不到大学教职的工作就算了，回家教中学也好，改行找别的工作也好。这种心态和美国当时就业状况很不景气有关。现在看来，这其实是很大的福气，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氛围中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想法来学习和做研究。

陈利：

现在的年轻学者所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毕业后就业的压力在还没进入博士班前就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小点确实有助于专心搞学术研究。您当初从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香港工作，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重回斯坦福读历史学博士的？

高彦颐：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可以当大学老师，当时觉得当中学老师已经是很好的职业了。香港人做生意的比较多，我认为自己肯定做不来生意，因为性格太直会得罪人。回到香港后，就在一个出版社当编辑。三年下来，感到有些闷。发现自己比较喜欢思考大问题，所以还是应该继续读书。收到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项目录取通知书后，惊讶学校给的奖学金非常丰厚，每个月有700-800元美金。记得当时每月的房租是500美元，而300多元作饭钱足够了。我的想法是，六七年时间有人出钱让我读书，又何乐而不为呢。

博士生的时候，我身边有几位同学开始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大家可能认识贺萧（Gail Hershatter）、韩起澜 (Emily Honig) 师姐和曼素恩（Susan Mann）老师。我一直喜欢明清史，因为这是所谓的前近代时期，是“工业革命”未发生之前的人和事，和我们现在想当然的很多常识是相反的。我觉得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研究明清史，一定要回到明清时代男女的语境中，去看他/她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用男性的眼光也不能全然了解女性的世界。记得当年写的论文提纲是研究清初扬州的商人妇，看她们如何相夫教子和经商，后来才发觉完全没有相关资料。于是就转弯抹角找了许多其他视点，最后才定下来研究明清江南地区的女诗人。

张颖：

我在日本和美国游学的时候，也没有过多考虑找工作的事。因为在日本念了书再进入密歇根大学读博，所以不用再学日语和日本史，我就天天读欧洲史、美国史方面的书，当时觉得很自由。后来才发现很多学校的历史博士训练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读博的七年时光是很幸运、很享受的。

陈利：

听完您们二位分享求学经历，我觉得我们三人有些地方很像，比如都没太多受到传统的历史训练束缚。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博士培养有自己的体系和传统，但我的兴趣很杂。选了两三门必修课后，其他课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选的，涉及学科领域除了历史学，还包括了人类学系、比较文学、法律、哲学等等。这种跨学科的训练背景对于我后来确定研究题目和分析方法有很大帮助。回到高老师刚才所说的，我也认为求学期间不能过于功利。有的博士生非常着重实际功效，凡是与论文题目无关的课和讲座都不感兴趣。这就像有个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只盯着前方，可能很快就能做完论文，但学术视野和发展前景可能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高彦颐：

非常同意。话说回来，我认为职业化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须要掌握如何当好学者和老师的专业技巧，怎样写论文、怎样发表、怎样和其他同事对话等等。不然，我们不懂如何在学术界生存，也无法把份内的事做好。可是在职业化之外，还有其他更宝贵的东西，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真我、热情和好奇心，这些才是最真实、能长期驱动我们的力量。我想你们也评审过不少文章和各种学术申请材料，你会发觉有生命的人写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几十或者几百份申请材料中，同事们看中的人经常都是同样的几位。

张颖：

我念书的时候，高老师的《步步生莲》这本书刚出来。学者们关注的可能是书中的研究方法，但这本书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上的。我自己感觉这本书中涉及到了很多生命，读者可以借此看到作者的兴趣、思想和情感，感觉是在学一个灵魂层面上的东西。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让我明白高老师是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学者。

 高老师2001年上海与绣鞋文物收藏家杨韶荣先生交流(本文中所有照片非经授权，请勿擅用)

02

专著《闺塾师》成书背景 

陈利：

您们二位刚才交流的是学术上的不同境界。有的人用很认真的态度来做学术，而有的人是用生命在做学术。高老师第一本专著《闺塾师》是1994年出版，也是国内学者了解您的学术路径和方法的入门之作。这本书对研究明清时期的女性、性别史和社会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您这本书是从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能分享一下最初是如何确定这个题目，在成书过程中克服了哪些挑战？

高彦颐：

博士论文是在日本完成的。日本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在日本五年，除了研究外还做了很多事，包括去当记者、当翻译。当时没有一定要做大学老师，所以没有什么包袱，也没什么抱负。后来还未毕业便找到第一份教职工作，就焦急不交论文不行了，便用几个月时间写了短短168页的论文交差，幸亏不需要正式答辩就过了。找到工作后，人就认真下来，花了很多功夫把它修改加长，再发展出分析框架。

我最初的意图很简单，只想从女性角度来反映她们的感情世界和日常生活，比如她们如何交友、旅游、写作、做饭，或晚上灯下教儿女学诗或者刺绣。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是前人很少注意到的。可是出书的时候，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有鲜明立场和论调的专著，所以就思考书的主线在哪里。

我当时身边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多或少都带着“五四”的眼光看历史的：认为所有传统社会的妇女都是受害者，都是祥林嫂。如果不把这个绊脚石挪开，我所写女性的生活再生动，大家还是会质疑：她还不是父权和夫权的受害者吗？我于是从反思“五四” 的妇女观入手，书中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处理现代性的问题了。小时侯在香港，每年五月四号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都会庆祝“五四”。那时自由主义高涨，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反思五四，也是对我自己的反思、清理和过滤。

把这条主线定下以后，我就开宗明义，在导论里先讲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五四妇女史观和陈东原。之后每一章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们对话，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立。你说女人不读书认字，但明清有五千多个女诗人，还能说她们无知吗？她们不光是相夫教子，还会出外工作，这样能说她们只是贤内助吗？大量的历史事实让我看到“五四”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是为了让现代人觉得自己在现代社会是多么自由，比明清妇女进步、解放得多而构建出来的。

高老师的第一本英文专著《闺塾师》的英文封面

03

对性别化文本和精英视角的反思  

陈利：

很多研究性别史，尤其是妇女史的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性别化文本”（gendered text）。因为即便研究的是女性，使用的材料也多半来自男性的视角或者笔下。不管是地方志、文集、诗集，甚至是女性作者的诗集和文集，一般都是由男性文人整理或者编辑出版的。另外，明清的女性如果能留下诗文的话，也属于精英了。您当初研究和写作《闺塾师》和《步步生莲》的时候，是如何解决这些文本的性别和精英视角可能存在的偏见问题的？作为研究者，我们该如何穿过这些层层叠叠的不同声音和表述，去揭示和理解女性的生命和社会世界？

高彦颐：

您讲得太对了。我第一本书《闺塾师》出版以后，现在斯坦福大学的明清史教授苏成捷（Matthew Sommer）就批评说这是一本精英主义视角（elitist）的书，因为明清时期能读书识字的女人大多是进士的太太或者女儿。这是我后来决定写缠足史的最大动机，因为我希望跳出精英主义的框架。这个考虑也影响到后来决定要摒弃文本类的史料，用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作为史料去写妇女生活史。所有的男人女人，身边都有大量的道具、用具，例如男人的文房四宝，是写书写字的道具，其实也是组成他们的主观经验和身体感觉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不是说只有研究妇女史才应该拿物品来研究。不过，因为妇女史很难单靠文本史料来研究，所以物质文化的材料可能更有特殊研究价值。

我这么说还没有很好地回答您刚才所问问题的核心。如果只使用文本史料，不管是用官方文献，还是地方志，或者妇女诗词文集，其实都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就像我们自己的写作，也是有我们的偏见，有我们的立场和主观性。要如何读性别化或者精英文本这问题，是所有研究文史的学者都要面对的：即话语或修辞（rhetoric）表象和背后的社会现象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绝不是一对一的直接对应关系。我从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朋友那里学到很多分析方法。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蔡九迪教授（Judith Zeitlin）跟我说：“你干嘛要假设妇女在诗词里面写的东西就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反映呢？”我才意识到文本表面的话语与现实经验之间，不存在直截了当的对应翻译关系，必须要反复细读，与大量同时代的文本比较，才摸索到点滴的线索，也许可以说是文本的破绽。

高老师2001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唐宋妇女史与历史学国际会议

陈利：

我同意您刚才的观点。前段时间在访谈林郁沁（Eugenia Lean）老师和王笛老师两位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问题。我之前在一篇中文小文章里面提到过，几乎所有历史文献都存在着片面性（partiality）和残缺性（fragmentality）的问题。只是在研究妇女史时，尤其是在男权制度下研究妇女史时，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更大些，因为女性的声音可能会被男性的声音和文本层层包裹或覆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剥离这些文本和材料，尽量去找到更接近女性真实生活中的声音和人生体验？在文本残缺不齐的状况下，我们如何写出女性的故事？

高彦颐：

妇女史的性别视角问题，我想也许可以放在一个相关脉络中来考虑。可以问张颖老师是怎样写男性史的？我很佩服张老师可以把男性史写得这么有声有色。表面上男性史是非常容易写，因为有大量史料存在。可是因为男性视角非常具有垄断性，男性的声音太强大了，男性文化雄霸的话语场（discursive field）太紧密了，反而导致我们往往没法找出男性文人自我宣示背后的真相和权力运作。相对来说，从零碎史料当中发掘妇女的声音和真实故事，我个人认为难度不是太高。请张老师谈谈！

张颖：

刚才陈老师在提问的时候，我已经在想您这个问题了，就是学者最终关怀的是什么？自从当初向您请教开始，我一直在学习如何建立历史之同情。不管是什么人，包括像苏成捷教授所研究的底层妇女，她们和法律制度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学者都可以找到一些办法，去探究她们的人生经历。我最初因为研究男性，以为路径会很不同，后来发现自己想做的研究和老师们差不多，即如何建立历史之同情。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反思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认同（identity）的问题，即如何去定位自己？别人会如何定位我？后来觉得，只要我被历史人物的经历感动了、能够把那种感动写出来就行了。我已经不太在乎那些分类和标签了。当然写东西还是尽量要去跟一些史学的重要分析范式发生关联，但是我想写的是人，而文字、物、声音、味道、触觉等等都是人的一部分，我考虑的是如何能把这些东西从历史中发掘出来。从您和其他各位老师的妇女史研究中，我学会了如何更尊重和接近历史人物的感受，以及她们的经历和一些冷冰冰的制度和大的历史事件是什么关系。

高老师2015年在德国柏林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与王懿君出席“清宫机器”国际会议

04

以性别作为方法：突破学界成见的挑战

陈利：

刚才高老师说到第一本书受“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视角影响。我下面想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对您学术方法的批评，而是对自己研究的一个反思。我的问题是：假如我们的研究去挑战一个成见或通说，我们的分析有时候是否会过多地被我们想批评的观点反过来影响？比如，从批评“五四”观点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明清女性的地位，我们会不会忽略掉哪些不和“五四”传统进行对话的东西？同样，比如我们想批判东方主义，我们的分析角度是否也会受其影响，导致一些别的东西被忽略了？

高彦颐：

您说的很对，矫枉过正是永远存在的辩证问题。要跟某个立场和史观对立的话，就无法完全避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可能。我现在再去看自己的第一本书是看不下去的。可是还是很幸运，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说这个书要再版，好像还是有人愿意看。当时年少气盛，生气有人怎么可以这样看低明清的妇女。现在看来，为了反某一成见而忽略其他观点也无妨，刺激刺激其他人把我纠正过来也好。

我非常愿意有人批评我的书，因为这样的话，才有进步。如果从长远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其实都非常有限，只是一步一步地把那个球推一推。能推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別人用他们的眼光和立场，去把那个球踢掉也好，继续推也好，回头走也好，都是好事。

陈利：

我很赞同您的看法。刚才张颖老师提到的历史之同情，实际上对学者也是如此。读者需要考虑成书的时代和背景，不能用2020年的尺度，去评价50年或者100年前的书。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性地阅读过去的著作，但不等于完全忽略当时的历史背景。新专著都是建立在旧专著的基础上的，否则按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就不能称其为专著了。

张颖：

我每年都会教“中国历史上的性别与性”（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ese History）这门课，基本上是用中西对照的方法来教，让学生在阅读中比较自己和历史学家的角度。高老师的书给我课上的学生提供了不同角度理解的光谱（spectrum），带来感动和惊喜，认识到女性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偶尔会有一些中国来的年轻女学生，他们读到高老师这本书都十分惊讶。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每次读这本书也会读出不一样的东西。可能作者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写到，但是作为一名读者，我觉得有些东西高老师已经注意到了，只是碍于书中的结构而没有都展开分析。那是不是可以让后继者再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学术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高老师第三本英文专著《缠足》的英文封面

陈利：

高老师刚才提到第一本书使用了比较精英的文本，那么您的第二本书是如何去拓展和重新分析了第一本书没有分析的问题？

高彦颐：

其实在《闺塾师》还没写好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下一个课题要研究缠足。当时受到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启发，例如情感史和身体感觉史。所以想，可以研究疼的感觉，因为疼不是妇女最基本的一种身体经验感受吗？我确实是想客观地把史料整理好，把明清时期妇女缠足的复杂情况呈现出来。可是很快便发觉，这话题并不容许任何人纯然客观地处理。我的朋友，无论是男是女，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一听我在研究这题目，就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本能反感，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疼这样让人难受的课题？”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会是问题。一年在亚洲学会发表论文的时候，听众明显地坐立不安，然后围攻我。我惊讶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好像触动了他们内心自我意识里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为什么旧时中国女人缠足跟你现代人有这么紧密的关系？我便开始关注自由主义（liberalism）跟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问题，特别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过程。在所谓的自由社会中，我们对个人自由的认知往往是通过对一些所谓的落后地方或者“受害者”群体进行反差比较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假如后者不存在，我们就不能通过去帮助和同情他们而建立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意识。

陈利：

刚才您提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互影响。除了理性自由主义，我们也须要考虑在情感自由主义（sentimental liberalism）的背景下，我们对别人的苦痛作出的反应是如何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份（identity）认同。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文明、现代的人和社会，往往在于寻找一个他者（the other），一个相反面来衬托自我意识。很多人对您选择研究缠足来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agency）表示不理解，可能是因为您的观点挑战了他们的成见，颠覆了他们对现代性、现代人的主体性，以及对自由、人权和女性等概念的一些根本性假设和想象。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在父权和夫权社会里，女性都是被全面压迫的受害者，没有什么女性能动性和主体性可言。《步步生莲》和《缠足》这几本书也经常在我授课时作为指定阅读书目，有的学生也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书中的研究对他们之前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不知道张颖老师在教学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张颖：

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发现我的学生思想更开放，可能是因为没经过职业化训练，所以比我所认识的一些学者反而更能够理解高老师书中所描述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教学中不是告诉学生哪本书更好，哪个结论更好，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阅读、思考和比较。很多学生确实会去认真地思考。我让他/她们去找19世纪美国的报刊上对中国的报道，然后将其同高老师的书放在一起来读，去理解妇女的真实经历。我告诉学生，结论可以不同，但需要有证据，把自己的分析过程讲出来。这可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体验，但不能因为痛苦，就全用负面的方式来表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生特别反感这一学习过程。刚刚高老师提到所遭遇的那种内心强烈的反感情绪，在明史研究领域也比较常见。我觉得学者和一些评论者对缠足现象很反感，主要和他们的职业习惯和意识形态立场有很大关系，而年轻学生反而令我感到更有希望。

高彦颐：

我也教过一门缠足史课，课上讨论到身体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时空中的人的身体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经验也是不一样的。对我的学生来说，去改造自己的身体，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觉得你穿鞋子也是残害自己的脚，你去吃无麸质饮食也改变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如果把自然身体当成一种意识形态构建，也许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析角度。比如，传统中医理论把身体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千变万化的场所（site of transformation），因此是一个不断跟外在世界交流、互动的存在。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麻醉药没有被发明的19世纪以前，各个社会的男女，都倾向把疼作为一种宝贵的经验。比如，受刑时感受到的疼痛在法律上来说代表一个人说话没有撒谎，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从宗教上来说，那也表示这人更接近神灵。所以我认为怕疼，也许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特权吧。

05

妇女史/性别史的交叉学科研究 

陈利：

高老师刚才说您第二本书的写作背景包括了情感史和感觉史的兴起，而你第二本和第三本分析缠足都涉及到了疼痛的体验和想象。我们现在讨论明清时期妇女缠足是一个很痛的过程，不一定是当事人的疼，实际上是21世纪或者20世纪晚期的学者或者读者在想象明清时期的疼，更像是自己的疼痛感。这个疼对我们的主体性构建非常的重要，不管是麻醉术的发展史，还是《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刮骨疗伤的故事。后者在中国历史叙事中常常作为一个经典英雄事迹来讲述，但是现在来看，可能就会有人觉得很恐怖和血腥了。所以这里面是否也存在一个观察和思考的视角问题？因为我们对女性经历缠足的痛苦所使用的评判角度不同，就可能不会把她们忍受的疼痛经历当作是英勇的表现。女性的主体性因此也是和关公刮骨疗伤放在了完全不同的话语框架（discursive framework）下来诠释的。不知道您们两位专家如何看？

张颖：

我对高老师刚才那段话的理解是，我们各种各样的感受（emotions）不能被单独剥离出来讨论。比如，不能认为疼痛和其他的感受没有关系。我觉得高老师和其他学者想说的是，当我们把疼痛这种感受隔离出来，它跟人的关系就变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高老师笔下所描述的这些缠足的妇女，会发现她们生命历程中有一系列感受和情绪，包括在缠足的过程当中。一些女性有快乐，有对艺术的追求，也有对爱和其他方面的感情投入。在任何一个时代和背景下，这些感受都是存在的，能够组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和认知世界。我认为这是《步步生莲》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状况。这也是我所理解的高老师的著作及其对身体史、感觉史和妇女史的贡献。

高老师第二本英文著作《步步生莲》的英文封面

陈利：

谢谢张老师精妙的分析。刚才提到了高老师的《步步生莲》和《缠足》，高老师能否简要谈谈您这两本书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高彦颐：

《步步生莲》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专著（monograph）。当时多伦多的贝塔鞋博物馆（Bata Shoe Museum）邀请我做策展人，在2001年办一个大型的绣鞋文物展。我不想出版一部典型的图录，就建议他们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做一个普及性的缠足史介绍。那时候我已经在写第三本书《缠足》了，意识到不能用直线前进的描述方式，从唐宋元明清讲到现代，因为我们现代的意识和成见太强烈了。所以就尝试把那个时代顺序倒过来，把最近的现代作为书中的第一章，先写清末民初的反缠足运动，把天足运动建构出来的缠足话语解构之后，再一步一步往回走，看明清时代男性文人是怎么样去看缠足，最后再写当时女人可能会有怎样的主观经验和身体感觉。

但这样做，就没有办法把一些比较基本的问题说得很清楚。所以我就想到用《步步生莲》那本书，讲一些大家都想知道的、比较实证性的(empirical)社会史问题，比如说缠足的起源、历史的发展和地理分布等等。这些具体的问题也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但是它们不太适合放进我为《缠足》所预想的架构中。这就是那两本书的的区别和关联。

高老师第四本英文专著《砚史》英文封面

06

社会史和物质文化研究 

陈利：

如果回到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您《缠足》这本书的导论对现代性和历史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对我们的启迪很大。尤其是“五四”思潮怎么影响了知识分子，并影响了他们整理和解读历史文献的工作。刚才您也提到了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关注那些没有文字信息、但却提供了精英文本没有的信息，比如鞋、瓷器、丝绸、茶叶等等。您在2017年出版了第四本专著《砚史》，显示您在研究方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请您再谈谈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以物质文化为主的专著？在写书过程中有哪些心得体会和挑战？

高彦颐：

第四本书其实在最初构想时还包括了分析性别的维度，考虑如何将性别和物质文化二者结合起来，写一本有人有物的历史。以前一般都是把物看成是人的工具、道具，可是我想，物其实也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它也会说话，不过它说的不是人话而已。历史研究者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它们的物语？当时也没有想通具体要怎么样做，反正就是先做下去再说。

本来我打算写家庭妇女的手工劳动。我们生活在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商品社会，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去市场上买，一般城里人不一定具备亲手建一所房子、搭一个马棚、下地种粮食等等生存本领，可以说我们跟身边的自然物质环境是完全脱节的。可是19世纪以前的人类不是这样子，当时还认为树木、植物、动物这些东西，都是有灵性的，都是历史主体，甚至跟人类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时候，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割裂到我们今天这样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考察当时的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物质环境，不是现在说说物质文化研究就可以处理得好的。

高老师2018年在印度支瓦拉手织布工艺与学术论坛和主办人及民俗音乐家合影

我第四本书中的分析框架就是手工艺（craft），主要是从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里借鉴发展出来的。

第一个是科技史。当时欧洲的科技史家开始注意所谓“知识文化”（knowledge culture）的问题，已经不再把科学发展看成是少数伟大的男性科学家的成果，而是开始注意到，从欧洲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过渡到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是全欧洲各地特别是北方大大小小的作坊，比如说陶瓷作坊和冶金作坊。里面的手工艺人发展出来的身体感官和经验感受，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再被后来的科学家加以理论提炼和运用。我觉得

这论述非常有启发性，就从他们的研究中挪用了一个知识文化的概念。手工艺人也好，做饭的人也好，他们也有自成一体的知识文化，只不过他们的学问和累积下来的知识，主要是经验层面的，还没有被升华和概括成可以普及化的理论知识，所以现在不被我们尊重，一些甚至已经彻底消失。

第二条线索是中国社会史。我一直不喜欢用social status这个词，你把它翻成身份也好，阶层也好，都有概念上的问题。主要因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倾向把status看成是与生俱来的、一成不变的的社会身份和属性，把士农工商看成是某种不可变的、结构性的东西。这是社会科学方法无可避免的划分方式：先把一个概念或者类型建成一个盒子，然后再把内容掺进去。

可是中国社会从唐宋时期开始，已经脱离贵族社会，一般民众没有世袭的status了。学者们说科举带来了社会流动性（当然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可是起码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是流动性的社会），那我们为什么想象有人生下来就是士人，有人生下来就是商人？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大量的汉人没有办法通过读书出人头地，他们就改行从事治印、雕砚台。我们该怎样去定位这些人？说他们是士人，好像也不是，因为他们谋生的本领是一种技能，是一种手艺。说他们是匠人，也不全对，因为他们有的人读过书、考过科举。其实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在明末清初流动性这么大的社会里，都是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和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士人往往没有办法在后半生坚守士人的身份，也有因为经商发财，子弟读书成为大文人的。我的书要处理的是如何去理解士、匠、商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第三条线路是从艺术史来的。我觉得要去研究绘画图像，或是说砚台的雕工，不能用文献学或文本分析的方法，因为视觉分析和文本分析完全是两条路。所以就去请教艺术史同事，正式修课，跟他/她们去博物馆的库房作研究，学到一些鉴赏的皮毛。我想说明雕砚台的工匠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技能、知识体系跟知识文化，所以不能从文本入手，一定要从视觉分析跟物质分析入手。

陈利：

高老师给我们分析了三条主线：对知识文化的分析，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分析，以及从视觉文化来分析物质文化。我自己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写有关清代司法幕友的书。幕友属于儒家文人或者士人阶层中的成员，他们中很多人是有科举功名的，包括很多秀才和部分举人和进士。但他们也是通过获得和利用法律专业知识来寻求新的资源和社会流动性。

高彦颐：

以前我们把明清社会的知识体系太多等同于儒家的道学。可是儒家文人中其实有很多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幕友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可以说是一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训练不是在书院学堂传授的，而是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手工匠人相似，虽然具体从事的范畴不一样，而且幕友可能还留下了更多书面的经验和理论总结。手工匠人的经验在传统经学家的眼光来看，或者从我们现在尊重理论和抽象知识的眼光来看，是不入流的，因为没有被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不是说手工艺人或幕友没有能力去把经验升华成理论，而是他们可能不需要。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带着强调书面和系统化知识为主的眼光去看幕友或者匠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说他们很多的知识还是基于实务，还没有达到理论化和抽象化。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是还不够尊重他们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

 高老师2018年在浙江桐乡与印度和美国专家访问丰同裕蓝印花布厂与蓝靛技师交流

陈利：

如果回到刚才咱们讨论过的历史文献的不完整性和如何利用的问题，您书中分析的如果是从文人转化而来的匠人，他们可能还有能力留下来一些文本，但是许多制砚台的人应该是没留下任何文本。我们可以怎样来重构和想象他们的世界呢？

高彦颐：

我书中每一章处理的都是一系列不对等的关系，一边是士人和读书人，另一边是石匠和石工。在清宫造办处、肇庆石矿场、苏州作坊、或福州宅邸等地，他们互动的场景和面对的问题不一样，就产生了一些权力结构上的不平衡。主要还是读书人占优势，但并不表示匠人就完全缺席。我们回到民间，文字信息还是大量存在的，不过不一定能在图书馆找到，也不一定是印成白纸黑字。有一些刻字人可能从来没有磨墨写字，只是把字用刀刻在砚底、印面、或紫砂壶身。又如广东肇庆的砚工，会把一方砚台雕好后做一个砚谱，就是用纸拓印下来存底，这种砚谱传世很久，最早出自明代。大山里砚坑入口也看到刻有“洞口之神”等字的石碑。可供我们利用的史料不一定是书本手稿，可能是图像，也可能是石头。

我们用文本文献为主的的学者，往往会觉得图像和物质的意义好像没有文字那么确定，分析也似乎容易流于主观。可是去看艺术史家的论述，会发现人家绝对有底，不过那种分析推理方法不是我们读文献学的人使用的方法。我反而觉得，有些研究话题，文字材料不一定是最可靠的，其他类型的材料反而更靠谱。

07

新研究项目和对相关领域前景的思考 

陈利：

我们关注到高老师最近开始关注环境史方面的研究，请问您新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高彦颐：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还没有找到下一个研究题目。我只是意识到不能站在原地。现在用功补看环境生态学方面的书，因为觉得自己以前的研究一直把人放在中心，把人作为万物之灵。这其实是前近代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基督教伦理给我们的包袱，先把人和自然世界一分为二，然后再努力去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人从一开始就放进多物种的世界和群体中去看地球历史呢？人是很重要的，可还有很多其他生物因素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它们被人利用，吃了、烧了、杀了、砍了，人就无法建立辉煌的文明。我的初步想法是先开一门有关农作物、食品和大地环境的课，因为民以食为天，这是所有人类社会最基要的问题。

陈利：

这和过去二十年来兴起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和饮食研究（food studies）好像都有些关系，这也可能是因为大家的环保意识增强之后，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有了很多反思。所以您这个研究方向非常及时。如果从您80年代读博士开始算的话，您在学术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您认为妇女史，尤其是中国妇女史研究，在过去这几十年有哪些比较大的进展，今后的发展前景如何？

高彦颐：

我一开始接触妇女运动是在美国，然后是在日本，最后是在中国。我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早期发展作为学科领域的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它们的养分来源一直都是社会运动，它们的驱动力是人们在街头大小角落追求平等自由的各种行动。中国的妇女运动起步其实很早，“五四”时期就有，然后在八十年代引进了社会性别概念后，现在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被学科化、制度化了，这些都是好现象。下一步应该怎样走？学院和社会运动互相结合还是一种非常好的驱动力，同时我觉得现在学科制度化建立起来后，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些跟社会运动未必有直接关系的课题。刚才提到的人权和平等自由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其实还是无可避免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也许可以尝试用妇女性别研究的角度去思考人和物种的权力关系：什么人会这样霸道，把所有的树都砍掉？把天下所有的资源当做自己雄霸一方的手段？性别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方法，去深入细致地分析权力结构。

 高老师2019年北大文研院与梁其姿及薛凤老师合作物质文化研究工作坊

陈利：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性别史和妇女史研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高彦颐：

在中国国内和美国，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相似，那就是妇女研究或者性别研究所关注的对象都不限于妇女和性别，而是跨学科的对话和研究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在学术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问题就代表没有生命、没有前途。有问题要去解决，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才代表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领域，还有继续发展和改进的可能性，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张颖：

我很同意高老师的看法。我觉得不管妇女研究还是性别研究，它的自我批判能力都非常强，因为它本身就是建立在批判理论传统上的一个学科。它处理的题目都是争议性的，可以用学科的发展进一步跟这些争议之间发生关联。我觉得高老师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也很乐观，相信这个领域会有继续进步。我认为高老师的研究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特别重视和别的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和互动。所以我想问高老师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领域，比如说明清史或者前近代的中国史，有哪些研究问题比较重要？

高彦颐：

我的老师康无为老师有一句话令我一辈子受用：每一代人都要不断地改写历史，每一代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这其实是相当激进的看法，他觉得历史并不是一种过去就存在的真理，而是我们要不断去发掘、寻找出来的。历史是我们主动去建构的，这听起来可能有一些离经叛道，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官方历史只是历史经验的一种，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每一代人从事历史研究，是为了寻找新的视野去充实自己的想象力和生活，所以我没有觉得中国史必须要怎样写，不过也意识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发展方向。也是你们这些年轻有为的学者在给我们开路。比如说陈利老师的研究其实是把欧洲和中国结合起来搭成一个大舞台，使中国史真正全球化。我做不到，因为我的语言能力不够好，只能用一个很小很小、像蚂蚁一样微小的角度，去看一个大世界。

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中国历史研究还是在欧美中心主义下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的人大部分是没有到过中国的学者，我尊重他们，但当时现状如此。后来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柯文（Paul Cohen）的书出来了，我们都认为很好，要写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目标也许又该变成了去中国中心化。中国已经很强大，再把中国当成中心，就无法做到多元了。我觉得全球史也好，跨国史也好，海洋史也好，这些研究路径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新挑战，让我们思考是否能既尊重中国的人性和历史现实，又把中国研究纳入全球的脉络中去。不过分强调，不过分漠视，也不过分把帝国和国族看做历史唯一的分析对象。

高老师（右二）在2012年多伦多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期间同部分北美中国妇女史学者合影（另外几位学者从左往右依次为韩起澜/Emily Honig, 贺萧/Gail Hershatter, 曼素恩/Susan Mann, 和罗丽莎/Lisa Rofel教授）（此照片来自贺萧教授）

陈利：

高老师所说的跨国史、全球史、环境史，都有些去中国化和去西方中心化的倾向，经常是从超越了国族、文化或者文明界限的角度来分析，这可能是最近一二十年发展很快的一个领域。但是，目前研究全球史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西方的理论框架影响，不管是之前的“世界史”，还有彭慕兰等学者所说的“大分流”式比较史。我们一方面想去西方中心化，但是同时又很难摆脱西方中心化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很多问题意识和角度都和西方有关。

高彦颐：

我们今天写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史，肯定和前代人写的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觉悟是不一样的，中国客观的历史兴起也跟二三十年前有很大的分别。我们现在说的当代汉语，本来就是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学术规范，也或多或少是德国19世纪的科学体制经过日本再传到中国。我觉得很难去把中西彻底区分开来。在新冠疫情下近一年时间里，我坐在书房里冥想，产生了很多古怪的念头。我们身处的世界其实非常复杂，前代人一直服膺的知识框架，无论是哲学的框架，理论的框架，还是学术规范，现在都在崩溃的过程中。全球国家间的权力位次的变动也很明显。我们读书人需要去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不要把观察到的现象过于简单化。

要认真去研究气候变化史、环境史和全球史，最好先从质疑传统史学所认知的因果关系入手。传统史学善于处理的因果关系非常直截了当，例如说李自成进京、明思宗自尽煤山、于是明朝灭亡。可是要处理宏大的时空关系，比如说环境史最近研究比较多的是小冰期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在16、17世纪是不是迫使农民跑到山头去当土匪，间接导致了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等问题。这“间接导致”的论点又靠什么证据使人信服呢？历史舞台变得这么宏大，空间横跨欧亚、时段上下三、四百年，我们的分析和立论就很难像以前那样直截了当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新的领域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充电，训练自己处理好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例如混沌原理中的蝴蝶效应等。也许我们此前的训练和方法并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张颖：

我很同意去中国中心化这个说法。科技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历史研究如果要跟科学史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话，我们的分析范畴可能就需要跳过西方人文学科的一些分析范畴，直接跟科学接轨，产生一种不同的中国史。另外在精神层面上也有一个去中国中心化的过程，可以把中国作为很多可能性和方法之一。比如说研究明清史，如果把其中的东西当成一个中国现象来研究，那就永远有其特殊性。但如果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考虑，比如明代的人对时空的感觉和理解，也是有普适性的，这样就可以尝试用新的方法和分析，把它表达出来。我也认为现在是一切都在崩塌、但一切又在被重新创造的时刻，这对中国史研究是一个特别的机会。

陈利：

我们今天三个多小时谈了很多话题，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再次感谢二位精彩的分享。

 END 

受访人简介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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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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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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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于1989年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专注于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士。除了多本编著书籍和文章外，她还先后出版了四本广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学术专著，包括《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化》（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以及《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高老师《缠足》一书荣获了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06年度在妇女史和女权理论领域的最佳著作奖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而她的《砚史》一书则被国际亚洲研究会议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Asian Studies) 评选为Publishers Accolade for Outstanding Production Value。高老师的主要著作的详细信息可见文末的参考书目。

采访人简介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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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与性别研究联合博士(Ph.D.)。研究兴趣包括明史，比较政治史。她的主要著作包括《男性研究》（合编，上海三联，2012）；个人英文专著Confucian Image Politics: Masculine Mor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和 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 Creative Subjects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Brill, 2020) 。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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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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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多伦多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历史系副教授，法学院兼任副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J.D.)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Ph.D.)。2014-2017年间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会长，该学会现任董事和编辑。研究集中于明清以来中国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及政治领域间互动关系。其英文专著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和跨文化政治》获美国法律史学会2017年度Peter Stein著作奖荣誉提名(honorable mention)，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中国领域列文森 (Levenson) 著作奖，其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他正完成一本新的专著：Invisible Power, Juridical Capital，and Legal Specialis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和一本中文文集。

高彦颐老师代表作目录

 Professor Dorothy Ko's Selected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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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和编著书籍 MONOGRAPHS AND EDITED VOLUMES:

Making the Palace Machine Work: Mobilizing People, Objects, and Nature in the Qing Empire. Maertina Siebert, Kai Jun Chen, and Dorothy Ko, ed.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1.
Seeing and Touching Gender: New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ese Art (Kanjian yu chupeng xingbie: jinxiandai Zhongguo yishushi xin shiye 看見與觸碰性別：近現代中國藝術史新視野.) Yu-Chih Lai, Dorothy Ko, and Aida Wong, eds. Taipei, Taiwan: Rock Publishing, 2020.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Finalist, Charles Rufus Morley Book Award,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Winner of the ICAS Book Prize: Publisher’s Accolade for Publication Valu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Chinese translation in progress from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ranslating Feminisms in China. Dorothy Ko and Wang Zheng, eds. Oxford: Blackwell, 2007.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inese translation: Chanzu: Jinlian chongbai you shengji ershuai de yanbian 纏足：金蓮崇拜由盛極而衰的演變, tr. Yen-Wei Miao. Taipei: Rive Gauche, 2007; PRC edition published by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09).
Women and Confucian Cultures in Premodern China, Korea, and Japan. Dorothy Ko, JaHyun Kim Haboush and Joan Piggott,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in Dangdai xifang hanxue yanjiu jicui 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 ed. Yao Pi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2).
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Japanese translation: Tensoku no kutsu: Chiisana ashi no bunka shi 纏足の靴：小さな足の文化史. Tokyo: Heibunsha, 2005).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inese translation: Guishu shi: Lun Mingmo-Qingchu de cainu wenhua 閨塾師：論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 tr. Li Zhisheng.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05).

主要文章 MAJOR ARTICLES:

“Fire, Walk with Me: Tales of Artisanal Body (Parts) and Innov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pter in Crafting Artisanal Praxis: Networks of Power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auren Cannady and Jennifer Ferng, eds. Oxford University Studies in the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21.

“Itineraries of Inkstone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pter in Entangled Itineraries of Materials, Practices, and Knowledge: Eurasian Nodes of Conv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Bronze to Tea, ed. Pamela Smith.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9.

“Entanglements of Body, Text and Stone: The Crafting and Connoisseurship of Inkston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apter in The Matter of Art: Materials, Practices, Cultural Logics, c. 1250-1750, ed. Christy Anderson, Ann Dunlop, and Pamela H. Smit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4.

“Gender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Chinese). Chapter in A New Look at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Gender, ed. Clara Wing-Chung La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2.

“R. H. Van Gulik, Mi Fu,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 Chinese Studies (Hanxue yanjiu) v. 30, no. 2 (June 2012): 265-296.

“Gender.” Chapter in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ed. Ulinka Rubl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ter in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he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ed. Jennifer Purtle & Hans Thomsen.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Inc., 2009.

“The Artisanal Hand of Gu Erniang, A Female Inkstone Carver from the Kangxi Period.” Chapter in Paths Toward Modernity: Essays In Honor of the Centenary of Jaroslav Prusek, ed. Olga Lomova.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2008.

“Footbinding and Anti-Footbinding in China: The Subject of Pain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hapter in Discipline and the Other Body: Correction, Corporeality, Colonialism, ed. Steven Pierce and Anupama Ra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 Subject of Pain.” Chapter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The Archive; Footbinding; Desires: Playing with and within Picking Radishes” (in Chinese), chapter in Qingyu Ming-Qing (Emotions and desires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ed. Hsiung Ping-chen and Yu An-bang. Taipei: Maitian, 2004.

“Footbinding in the Museum.”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5, no. 3 (2003): 426-39.

“In Search of Footbinding’s Origins.” Chapter in Tang Song Nuxing yu shehui (Women and societ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d. Deng Xiaonan.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03.

"Footbinding as Female Inscription." Chapter in Rethinking Confuc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ed. Benjamin Elman, John Duncan and Herman Ooms. Los Angeles: Asia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LA., 2002.

"The Presence of Antiquity: Ming Discourses on Footbinding's Origins."Chapter in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ed.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1.

"The Sex of Footbinding." Chapter in Good Sex: Women's Religious Wisdom, ed. Mary E. Hunt, Patricia Beattie Jung, and Radhika Balakrishna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thinking Sex, Female Agency, and Footbinding."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7 (Aug. 1999): 75-105.

"Jazzing Into Modernity: High Heels, Platforms, and Lotus Shoes." Chapter in China Chic, ed. Valerie Steele and John Maj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Emperor and His Women: Three Views of Footbinding, Ethnicity, and Empire." Chapter in Life in the Imperial Court of Qing Dynast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Denve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eries 3, no. 15, ed. Chuimei Ho and Cheri Jones. Denver: Denve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98.

"Chûgoku Minmatsu-Shinshû ni okeru tensoku to bunmeika katei" (Footbinding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Ming-Qing China;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by Kazuko Shinno.) Chap. in Ajia joseishi: hikakushi no kokoromi (Toward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Asian women), ed. Reiko Hayashi and Setsuko Yanagida. Tokyo: Akashi shoten, 1997.

"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8, no. 4 (Winter 1997): 8-27.

"Bondage in Time: Footbinding and Fashion Theory." Fashion Theory: 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1, no. 1 (Mar. 1997): 3-28.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Bound Foot: A History of the Courtesan's Aura." Chapter in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inking About Copulating: An Early-Qing Confucian Thinker's Problem with Emotion and Words." Chapter in Remapping China, ed.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an Lipman, and Randall Stro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pace and Place: Women Travelers in Ming-Qing China" (in Chinese.)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Aug. 1995): 21-50.

"Lady-Scholars at the Door: The Practice of Gender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Suzhou." Chapter in Boundaries in China, ed. John Hay.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A Man Teaching Ten Women: A Case in the Making of Gender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apter in Chûgoku no dentô shakai to kazoku: Yanagida Setsuko sensei koki kinen ronshû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Volume Commemorating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Yanagida Setsuko). Tokyo: Kyûko Shoin, 1993.

"The Complicity of Women in the Qing Good Woman Cult." In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d.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2.

"Pursuing Talent and Virtue: Education and Women's Culture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 no.1 (June 1992):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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