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写得出父亲坎坷多难的一生呢？”2001年初春，在悼念父亲——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叶笃庄（1914-2000）时，考古学者叶娃博士还担心写不出父亲丰富而传奇的一生。其实，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独立翻译《达尔文进化论全集》、修订《物种起源》的前四年里，叶笃庄已写下回忆录初稿：他出生于晚清以来的北方名门望族“天津叶家”，其源头可上溯至“安庆叶家”。“安庆叶家”较为完整的历史，须从叶笃庄的高祖叶坤厚算起。叶坤厚在河南任地方官前后三十年，道、咸年间与其长子叶伯英组织地方团练，护卫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其遗著《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叙写了太平天国占领安徽时的兵祸惨状以及协助操办团练的情形。叶伯英曾官拜陕西巡抚。伯英长子、叶笃庄祖父叶元琦，则曾先后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参与一些新政，由此揭开“天津叶家”的帷幕。叶元琦之子叶崇质受袁世凯提擢，历领要缺，在山东时有“小巡抚”之称；1911年曾出任直隶巡警道，民初在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兴起的同时，毅然决定弃仕从商。《叶笃庄回忆录》第一部分虽谈及“叶家往事”，但对于祖上情况着墨并不太多。1992年5月，在美访学数年的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系教授、叶娃的夫婿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之邀，转赴该系任教。其后，章开沅郑重建议周锡瑞在《叶笃庄回忆录》初稿基础上专门写一部叶家的家族史，因为“‘安庆叶家’和‘天津叶家’两大阶段，前后历时数百年之久，活动范围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区，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亦属家族史中所罕见，非大手笔不能驾驭自如。”彼时，周锡瑞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和《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已于1976年和1987年出版，后者先后荣获“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于是，1994年至1995年，周锡瑞集中一年在北图善本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庆“叶祠”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苦心搜求各种珍稀史料。与此同时，叶娃又帮着做了不少“笃”字辈长辈及同辈的口述史访谈。遗憾的是，《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以下简称 《叶》）直到叶笃庄过世10年后才最终写就。在这部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三大时期的家族史中，周锡瑞尝试着“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还试图探讨“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变化又怎样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
差可告慰叶笃庄在天之灵的是，其回忆录手稿经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孟繁之先生精心整理，在其百年诞辰之际，《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以下简称《叶笃庄回忆录》）新近与《叶》同期出版。周锡瑞无疑是撰写叶家家族史的合适人选之一，1960年代中后期与197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他先后师从于费正清、列文森与魏斐德。在周锡瑞近期结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座教授三年聘期的返美前夕，笔者专访了周锡瑞。专访的最后，周锡瑞应邀给我签名，在《叶》的扉页上，他写下：“Study the past to know the present。”访谈答=周锡瑞问=燕舞
问：1990年代以后，你在坚持和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又开始关注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问题，还主编了《中国城市的重塑》（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对现代城市物质空间的变化与现代城市居民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有没有帮助到《叶》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写作？尤其是，叶家后来先后聚族于开封、保定、天津和北京等城市。答：对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问题的关注，对《叶》的写作的确有帮助，我是想交待清楚那个背景。它对我解释、勾勒社会背景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叶家当年住的天津河北区，完全就是新开发的一个区域，规划特别整齐，跟老城区不一样。袁世凯执政时，北洋大臣的衙署也在那一块，它是一个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叶家就住在那儿，他们都很爱国，不想住租界，不想住外国人控制的地方，不过乱的时候为了安全，又“跑反”跑到租界去了。问：在19世纪晚期，麻将作为女性社交的重要形式，对叶崇质的政务和商务具体起着怎样的作用？这是不是也与一定的居住空间的改变相适应？答：麻将的兴起至少跟新的沿海城市的兴起有关，由此产生了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你注意到这个，我也挺高兴的，我的书里也举了这一类的小细节，我自己觉得这些特别值得研究。像叶伯英他们那一代的太太们从来没有打过麻将，打麻将大概是从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开始流行的，主要是在同样的阶层之间进行的，经常打麻将的是退休下来的将军或者军阀的太太们。这个很重要，对她们先生的事业也有帮助，因为太太们在牌桌上听到什么消息后回来会报告给自己的先生。她们都是在家里打，后来才出现专门的打麻将的场馆。再后来，国民党一度想禁止打麻将，但是禁止不了。我1960年代读研究生时去台湾收集论文资料，当时台湾是不允许打麻将的，也不允许卖麻将牌。《叶》的译者孟繁之先生前些天给我发过一个邮件，说周一良先生和周景良先生的母亲那时候爱打麻将，1950年后政府禁止打麻将，她就特烦，特难受。结果，天津市长黄敬为此不时召集一些有一定级别者参与的聚会，供这些老太太们打麻将，一定的阶层是可以私下打的。问：民国初年，叶崇质做出了“弃政从商”的决定，是势所必然迫不得已吗？答：不完全是迫不得已。《叶氏族谱》里头提到叶崇质“弃政从商”，他的儿子们也提到了，都记得这个事，当然族谱里没有他自己关于这个决定的详细解释。不过，都说是因为他堂兄叶崇榘（曾主持《民国报》并尖锐批评袁世凯——采访者注）在北京被枪毙了，人关起来或者将人开除官职，这些情形清代都有，但枪毙的极端案例一般没有，所以这个对叶崇质的刺激比较大。清末民初，这一类草率处决和政治暗杀成为常规做法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到处都有，叶崇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要看看这种政治跟之前的政治有什么大不一样。天津商人跟上海商人也大不一样。在天津，很多官僚资本的势力都跟官府有关系。叶崇质家已经有官府的上层关系，他自己是安徽人，不过父亲在河南做过官，所以跟袁世凯、跟安徽的一些在津商会、会馆也都有关系，他觉得这个关系可以充分利用。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休教授，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和《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等书。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曾获1987年费正清奖和1989年列文森奖。另编有《中国地方精英与主导模式》《重塑中国城市》等多部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