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渔气候小组菲律宾访学笔记（二）丨一场关于“萌发”的实验

前情回顾

智渔在去年组建了一个气候小组，旨在了解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渔业的关系，挖掘传统渔业社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智慧。除了海南本地的工作，我们也关心与海南条件相似的东南亚渔业社区，希望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和学习。日前，我们将另一个渔业大国菲律宾作为第一站，进行了走访和交流。
三周前，智渔发布了🔗第一篇访学笔记，试图通过讲述菲律宾渔民的贫困问题，为读者提供此行的背景信息。贫困、渔业资源衰退、气候灾害均可被看作为菲律宾渔民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我们愿以本文分享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应对之道。

快门后的疑问

抵达菲律宾的第三天，我在菲中部的西内格罗斯省马纳普拉市中心醒来，坐在餐厅的窗边翻看菲方伙伴PRRM*准备的行前资料。望着市中心不大发达的街景，喝着同事从国内带来的袋泡茶，读着资料中关于“大众民主”的诠释，耳边尽是持续一夜的空调轰鸣声的“余音绕梁”，我拍下了此刻的场景，希望快门能描画出我脑袋里的困惑。

一张没有名字的图

*PRRM（The Philippin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成立于1952年，其受我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影响，以解决菲律宾农村地区“愚、贫、弱、私”为使命。

“一”与“百万”

我们在菲律宾共走访了三个渔业社区，Barangay Chambery（音译“尚贝里村”）、Suyac Island（音译“苏亚克岛”）、Barangay Old Sagay（音译“老萨盖村”）和一个城市社区Barangay Capri（音译“卡普里村”）。Barangay是菲律宾行政区划中最低一级，相当于我国的行政村。

菲律宾西内格罗斯省

马纳普拉市

萨加市

尚贝里村有2000多位村民，分为6个子村落（类似于我国的自然村），每个子村落均自发成立了红树林保育组织，成员数量从30到60人不等。成员捡拾红树的种子，在村子的空地培育红树，待种子成苗后，将其移种至海岸带处。高校与她们合作，以6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0.8元）的价格从红树林保育组织处购买红树苗，带领学生移种。此类收入亦会成为各家组织的活动经费。我们了解到，尚贝里村民早有保护红树林的意识，但论及组织化的行动却是由像PRRM这一类的外部力量带来的。

尚贝里村的红树苗培育区

与尚贝里村交流

PRRM自2017年走进尚贝里村，为村民带来的不是图书馆、健身器材，亦不是修缮一致的房屋，而是赋能。PRRM为村民（大多为渔民）讲解《菲律宾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Code of 1991，Republic Act No. 7160）和《菲律宾渔业法案》（Philippine Fisheries Code of 1998，Republic Act No. 8550），帮助村民了解其作为市政渔民享有的权利，支持村民选择村民代表参加能影响本地渔业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会议（FARMC’s，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详见下文），支持村民代表收集村民声音，将本村的意见带到决策会议中等。在PRRM等多方力量的支持下，六个子村落成立了相互独立的红树林保育组织，并向政府、基金会等筹集款项，目前已能稳定运营。
值得关注的是，合法捕捞作业向来是渔业管理的难点。尚贝里村的渔民告诉我们，他们会严格遵守市政水域的规定，不使用大船、不使用小网具、不在禁渔区捕鱼等等，渔民们会彼此监督。此外，他们共同巡逻，若发现商业渔船非法进入市政水域，渔民们会对其进行驱赶。起初，我怀疑，这些渔民在贫困的境遇下是否真的言行一致？又为何能够如此“克制”？直到一位渔民大哥告诉我们，“每个人少捕一点，人人都有得捕，若有人捕多了，就意味着有人没得捕，慢慢地大家就都没有了”。在上篇访学笔记中，我们讨论过菲律宾近海渔业资源自上世纪中叶后发生的大规模衰退问题，也提过渔民的竞争性捕捞。我想或许他们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更会对当前的状态特别珍惜吧。
不得不承认，“全村都‘租’住在别人的土地上”“生计单一”“长期贫困”的标签狠狠地钉在了尚贝里村上，即使各方共同发力都难以在短期将村民们带上富裕的康庄大道。但我们也感受到，村民们貌似并不缺乏“拥有感”，对自身权利的拥有感、对自运营红树林保育组织的拥有感、对市政水域的拥有感，甚至是选择村民代表的拥有感。走在村子里，村民自豪地向我们展示村子里的压水井，告诉我们现在取用淡水十分方便，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拥有感”嘛？

尚贝里村的压水井

我们在尚贝里村的海边看到两个小网箱。村民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捕到抱卵蟹，就会将其暂养到网箱里，待母蟹产卵后再将其捕捉，这时还会有上百万个蟹卵，意味着能捕捞更多的螃蟹了，也就是渔民口中的“One crab this year, millions of crabs next year（今年一只蟹，明年百万只）”。
菲律宾有着“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挖掘社区力量是为“小政府”的补位。试想尚贝里这类的贫困社区，2000多人的行政村得不到足够的管理和资源支持，近400人的子村落也未设置“村委”一类的基层治理机构。日常的村民管理和协调工作反而是由村民自发成立的红树林保育组织负责的。诚然，PRRM等机构并未帮助村子带来直观的经济发展，但让村民意识到自身权利，学会善用权利，通过红树林保育组织的运营支持村民更加广泛地进行自组织、自我管理，并与多元主体合作，我想这也是“One and Million（“一”与“百万”）”的体现吧。

尚贝里村暂养抱卵螃蟹的网箱

共同管理

上文提到的《菲律宾地方政府法案》和《菲律宾渔业法案》是菲律宾渔业管理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两部法案互为依托，《菲律宾地方政府法案》为《菲律宾渔业法案》提供了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地方分权的基础。自上世纪90年代，菲律宾渔业管理从“central control（中央管控）”变为“co-management（共同管理）”，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央地关系上，中央给予地方在管理所辖滩涂和海域、自然资源资源、渔民生产生活等方面，充分的行政管理和立法权力。第二，鼓励本地共商共管。《菲律宾渔业法案》为菲律宾渔业管理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和议事规则，全国性的NFARMC（National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ncil，全国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和地方性的FARMC’s（the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ncils，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各级行政区划均设有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针对渔业管理中，涉及渔业收费和定价、捕获上限划定、休渔期设定、捕捞活动监督管理等事项，地方政府均被要求与本地的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商议决策。委员会的工作预算来源于政府部门常规财政拨款。第三，强调渔民优先的原则，尊重弱势者的权利。以市县层级的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为例，其组成要求为：两位政府官员，分别来自规划部门和农业部门；渔业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代表各一人；至少11名渔民代表，其中7名为市政水域渔民，1名为渔业雇员，3名为商业渔民，这11名渔民必须包含青年和女性群体。
我们了解到，PRRM等机构在渔业社区提供的部分赋能活动就是围绕着《菲律宾渔业法案》、全国和地方的渔业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开展的。本次走访的多家社会组织均参与了上世纪90年代《菲律宾渔业法案》修订的联合倡导工作，那时社会组织、市政渔民、专家、议员等搭建政策倡导网络，共同推动了《菲律宾渔业法案》修订，明确了市政水域渔民的诸多权利。此后，社会组织深入社区，将他们倡导的立法内容进行实践、落地。
通过短暂的走访，我们无法验证菲律宾这套共治共管机制是否顺利运行并发挥了作用，亦难以得知市政水域渔民有多大的议价空间，但与渔民、社会组织、高校、政府工作人员的交流中，我们却也能感受一二。
在与老萨盖村村民的沟通中，我们了解到村民代表经常举办下图这样的讨论会，对社区治理、村民福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展开讨论，并将村民的意见向政府反馈，而政府、社会组织、高校代表也会参与村民会议。下图穿蓝色上衣的男士（右四）即为萨加市政府官员，也是老萨盖村人民组织的负责人，曾是本地高校Negros Stat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内格罗斯州立科技学院）生物系教师。

与老萨盖村交流

内格罗斯州立科技学院位于老萨盖村，该校社会服务中心的教师告诉我们，菲律宾政府要求农业专业的高校学生和大学的教职员工必须参加社会服务项目和活动。社会服务中心与老萨盖村开展了长期合作，中心为村民提供支持生计发展的培训、资金、技术和设备。菲律宾小型渔民缺乏先进的捕捞和养殖技术，社会服务中心会调查渔民在生产技术方面的需求，进过研判选定研究课题，与学校的科研团队合作，提供符合本地实际和渔民需求的技术方案。此类项目通常会经过调研、科研、落地试验、复制推广四个阶段，历时3-5年。此外，学校也会以自身名义召集本地政府和村民对涉及民事民生的话题展开讨论。
其实，相比于不同层级的勾连，我们在菲律宾观察到更多的是同一层级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就像一位菲律宾伙伴说的，她所在的机构以“Locally-managed over community-based（本地共管为先）”为策略开展工作，既不是政府全包全揽，也不是社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鼓励政府、社区、社会组织、高校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分享之乐

尚贝里村的红树林保育组织是在社会组织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苏亚克岛生态旅游协会（Suyac Island Eco Tourism Association）则是由本地政府支持的。苏亚克岛位于萨加海洋保护区核心，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渔民的生产行为受到了限制。为此，萨加市旅游局支持苏亚克岛居民成立生态旅游协会，设立红树林生态公园。协会对进入生态公园的游客收取100菲律宾比索的门票（约合人民币12.5元），并为游客提供生态导览服务。2019年是生态公园的起步之年，当年就为协会带来80万菲律宾比索的净收入（约合人民币10万元），相当于五户渔民家庭一年的收入（苏亚克岛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8万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2.2万元）。

苏亚克岛生态旅游协会的红树林公园和生态导览

菲律宾政府支持人民组织（协会）的活动，但也要进行必要的管理。协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为了帮助协会合法合规运营，萨加市旅游局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协会制定管理和利润分配机制。对于机制的制定，萨加市旅游局仅帮助（文化水平不高的）渔民做文字整理的工作，管理和决策权利都交由给协会。
协会目前已有成员53名（苏亚克岛共有148个家庭，700余居民），其背后是53个家庭。协会将超过三分之一的本地家庭紧密地组织和团结起来。协会成员告诉我们，红树林生态公园由于疫情关闭了三年，成员的生活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疫情期间，协会决定将几年的收入累积全部分配给成员们，共渡难关。
从苏亚克岛回来，我们参加了萨加市旅游局举办的电影节，展映的均是本地导演指导的、使用本地语言的、讲本地故事的短片。我们看到居民们很娴熟地铺上自己的花布，挤在一起观影。身旁的菲律宾伙伴向我们介绍，本地居民的平均居住空间不大，海滩就成了大家休闲、聚集、共享的公共空间，人们自在地共享这一片汪洋。

以海为幕的本地旅游局举办的电影节

一切都准备好了

在菲律宾访学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奎松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卫星城市），拜访了一个城市贫困社区卡普里村。该地饱受台风和洪水的滋扰，严重时洪水会漫过房子的第二层（卡普里村的房子普遍为二三层自建房），政府和社会资源常常无法及时触达村子。本地妇女成立了一家名叫ANAK的组织，并在村子里开设了一间“食物银行”，组织成员能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好奇ANAK为何能想到“食物银行”的点子，负责人回答到“I Learnt（我学的）”。奎松市云集各类社会组织，长期举办赋能活动，ANAK的成员也经常跑去学习、交流，她们发现好的经验和做法后，就会在村子里尝试。
同时，由于经历多次灾害，ANAK在“食物银行”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如大米、食用油等。ANAK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一旦发生重大灾害，组织就会通过“食物银行”将食品分发给村民。她向我们展示物资储备时，嘴边总挂着一句“WE ARE READY（一切都准备好了）”！谈到气候变化时，我们总是强调气候韧性的重要性，ANAK的做法就是韧性的体现。

ANAK成员

“食物银行”里储存的物资

写在最后

我们带着渔民是否贫困的问题走进了菲律宾，多次唐突地问渔民们“是否想造大船”“是否想做养殖”。有的渔民表示对现在的状态很满足，有的渔民则表达出了期待。在菲律宾的一周多时间，我感受到了这些社区从内部萌发出的力量和活力，但我也能观察到部分渔民看到我们带去的海南养殖罗非鱼丰产照片时的眼前一亮和津津有味。本文无意针对菲律宾和我国的渔业情况分好坏、评高低、断优劣。结构决定功能，或许我们看到的一个社区选择的发展方向，亦是由其内部条件决定的。就像智渔气候小组，我们要走出去，也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里，孕育我们“萌发”的力量。

  作  者 

▍王鑫一一只想当乡民但还在台上溜达的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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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丨王鑫一

编  辑丨韩寒、乔峰、李劲松

头  图丨张子瑜

排  版丨何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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