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康涛教授 : 会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计之友会计学术联盟 2023-02-24

会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叶康涛

会计之友，2019年第22期

【摘　要】 我国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已经从过去的数量扩张模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文章从会计如何影响三大市场（即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会计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及会计与可持续发展和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等角度，讨论了会计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企业价值创造；委托代理问题；可持续发展【中图分类号】 F23；F40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22-0002-08

　　我国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已经从过去的数量扩张模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就是存在决策相关、公允可靠的会计信息。否则市场机制有可能因为柠檬市场效应而失效。　　本文中，笔者试图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发现，谈谈会计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具体从会计如何影响三大市场（即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会计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活动，会计与可持续发展和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等展开阐述。在阐述过程中，主要引用了笔者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非常重要，而只是因为对自己的研究更为熟悉而已。　　　　一、会计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方面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理论上而言，公司价值取决于未来现金流折现，进而又可以写成如下公式：　　V=E/r　　其中，V是公司价值，E是公司利润，r是折现率（或资本成本率）。因此，会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发生作用：　　一是降低资本成本率r。会计信息披露通过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投资者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进而降低投资者所要求的回报率，即r。由于r与公司价值成反比，因此r越低，企业价值越高。关于会计信息披露对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有许多证据支持，在此不再赘述。在这方面，笔者与合作者考察了企业内控信息披露对防范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性[1]，研究表明，内控信息披露通过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对公司价值进行定价，从而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也正因如此，新建立的科创板将确保会计信息质量作为注册制实施的核心前提之一。　　二是提高企业盈利水平E。会计信息披露通过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监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使得企业内部人更加难以转移公司资产，或者从事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从而提高公司业绩E，进而提高公司价值。这方面的一个反面例子是安然公司。安然公司管理层通过复杂的会计操作，躲避外部投资者的监督，并掩盖其自利行为，最终因为会计造假被揭露，短短一年之内，股价从80多美元每股快速下跌到几乎为0元每股，股民损失近100亿美元。　　为了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笔者想强调会计信息可比性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许多时候外部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并不能有效识别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然而，如果不同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足够高，那么通过对比两家类似企业的会计处理，投资者就能够有效识别出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例如，某视频公司通过延长视频版权的摊销期间来高估利润。投资者一般难以判断视频版权究竟在几年内摊销比较合适，但投资者只要对比相似几家视频企业的摊销政策，就很容易发现该企业的摊销期间过长，从而比较容易发现其盈余管理行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不仅有助于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会计信息的全球可比性，从而可以增强投资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　　虽然已有研究都支持会计信息质量和披露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会计信息披露可能的负面效应。负面效应之一是会计信息披露程度过高，可能会导致企业私有信息的泄露，从而降低其竞争力。事实上，不少企业之所以选择不上市，就是担忧上市后强制性的信息过度披露损害其竞争力。因此，会计信息披露的度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另外，要求上市公司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和格式披露有关信息，虽然可以增强信息可比性，从而促进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但是，由于不同企业的战略、商业模式、行业特征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按照统一的准则和格式披露会计信息是否能够反映各类企业的业务模式和价值驱动因素，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近年来，不少新经济企业日益热衷于披露另类业绩指标（alternative performance measure），即认为现有的会计准则规定的利润计算方式并不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其绩效，从而按照自认为更合适的方法来计算利润并予以披露。例如，京东公司已经多年披露另类业绩指标。或许，会计信息披露也存在着一个统一化和个性化的权衡问题，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二、会计与产品市场发展　　虽然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但近年来一个新兴领域开始探讨会计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作用。事实上，在资本市场产生之前，会计信息的一个很重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交换服务。Basu et al.[２]基于考古资料，证明在公元前8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会计记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Breuer^[３]基于26个欧洲国家的数据，考察强制性的财务信息披露和审计对产品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他发现，强制性的财务信息披露降低了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集成本，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体现为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缩小；但是，强制审计并没有起到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相反，由于强制审计增加了企业审计成本，导致一些中小企业被迫退出了市场，反而不利于提升整个产品市场的效率。　　在会计与产品市场发展方面，笔者与合作者考察了外部审计对私营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４]。研究发现，由于外部审计降低了出口方和进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了进口方对出口方的信任，从而促进了出口贸易。笔者采用断点回归、双重差分模型等方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采用同一国际会计准则，有助于增强跨国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了国际贸易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推动了进出口贸易。　　鉴于产品市场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会计信息在缓解供应商和客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作用，考察会计信息如何影响产品市场竞争和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另外，会计信息披露虽然有助于缓解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导致企业私有信息的泄露，从而影响到企业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博弈。因此，会计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产品市场的产业结构、竞争行为乃至企业绩效，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三、会计与劳动力市场　　会计除了影响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还会影响劳动力市场。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关注企业的会计舞弊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雇佣决策。笔者的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的会计舞弊行为被曝光后，会导致企业减少劳动力雇佣，并使企业对劳工保护投入减少，进而导致劳资纠纷增加，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５]。这表明企业的会计造假行为不仅影响资本市场，还会波及劳动力市场。目前有关会计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会计与劳动力”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兴领域。在当前强调稳就业的宏观背景下，笔者期待这个领域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　　　　四、会计与企业内部的价值发现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市场机制一般来说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景在企业外部，即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更具体来说，通过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然而，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依然更多的是通过指令性方式来进行。正如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６]　　市场机制虽然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但现实中依然有相当部分的资源并非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而是通过企业或政府部门来配置。这是因为，市场机制也具有巨大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和价格发现成本；谈判和签约成本；契约执行成本。一项交易的不确定性越高，则市场机制的这种交易成本就越大。　　当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在企业内部，人们直接通过指令行为来完成经济活动，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然而，企业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会带来另一类成本，即组织成本。组织成本包括两方面的成本，一是价值发现成本，二是偷懒成本。　　1.企业虽然节约了价格发现成本，但是会带来组织内部的价值发现成本，即需要识别何种活动有利于组织利益最大化（这些活动所创造的价值高于其所消耗的成本）。在市场机制下，如果一项活动不能创造价值，就会自动被市场交易主体所摒弃，但在企业内部，由于组织的复杂性，以及许多参与者并非企业剩余价值所有者，识别某项活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舍弃那些低价值的活动，并非易事。如果不能有效识别并摒弃那些低价值的活动，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降低。　　2.企业虽然节约了谈判和签约成本，但也会导致企业内部的偷懒成本上升，即激励问题。在市场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获得交易的剩余价值，因此会有动力尽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企业内部个体并不获得经济活动的剩余价值（或者不是获得全部的剩余价值），同时也没有完备契约规定每个个体在各种情形下应该如何做事，从而会存在偷懒行为。　　价值发现成本属于“做对的事情”的问题，而偷懒成本属于“如何把事情做对”的问题，后者也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后文再单独阐述会计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中的作用，这里侧重探讨会计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发现高价值活动。　　为了在企业内部识别高价值活动，需要测算每类活动的收入和成本。为此，首先需要将企业的收入分摊到各类经济活动上。这里的难点是有些收入是多项活动协同作业完成的，那么这部分收入该如何在这些活动之间进行分摊呢？因此，企业内部不仅有成本分摊问题，也有收入分摊问题。这个问题目前还较少探讨，但随着企业内部协作日益频繁，这个问题会愈加凸显。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式是采用内部转移定价，协定好不同活动之间的收益分享机制。　　其次，为了准确衡量各个业务单元的价值创造，需要将各类成本费用分摊到各项活动上。这方面已经有不少进展，例如作业成本法。然而作业成本法也存在不少缺陷。作业成本法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合并，统一按照一个成本动因进行分摊，这混淆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不同特性。事实上，作业成本法并不能反映某一作业的边际成本。但由于作业成本法给人一种暗示是它计量了某一项作业的单位成本，结果反而导致更大的一种认知混淆。　　对于共同成本分摊，目前流行的趋势是采用内部转移定价来实现间接成本的分摊。例如，阿米巴就是内部转移定价的典型。海尔提出人单合一，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在企业内部各项活动之间分配收益和成本，进而更好地判断一项活动的经济价值。　　在成本费用分摊方面，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一项成本是资金占用成本。企业内部各个业务单元都不同程度占用企业资源进行经营活动，因此，在考虑企业内部各个业务单元的价值创造时，就需要考虑这些单元所占用的资源（包括资金占用）的成本。但通常会计报表由于忽略自有资金的占用成本，使得常规的报表低估了业务单元的成本，从而高估其价值创造，不利于企业做出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决策。　　2010年，国资委开始采用经济增加值来考核央企绩效。经济增加值考虑了股权资本的资金成本，是一个更为优良的业绩指标，能够提高业绩与代理人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笔者曾经基于经济增加值的原理，为一家央企的海外事业部重新设计了业绩评价系统，并得到该企业的高度评价，被认为能够有效解决现有利润考核系统的不足。　　采用经济增加值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衡量企业价值创造。在实践中，人们通常采用净现值来判断某项投资是否创造价值，如果净现值大于0，那么该项投资带来正的回报，反之则反。然而，净现值法的难点在于需要估算未来的现金流，而这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广为采用的指标是投资回报率（ROIC）。投资回报率等于收益除以投入资本，如果投资回报率大于资金成本，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在创造正的回报。这个指标为股票投资者所喜欢，例如巴菲特就很推崇该指标，并作为股票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然而，将投资回报率作为企业决策目标，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可能为了提高投资回报率而放弃一些虽然投资回报率依然高于资本成本（从而能够带来正的净现值），但低于现有资产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因为增加这些项目会降低企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　　试举一个例子，假设某个企业面临如下投资决策：其原有的项目投入资本回报率为20%，资本成本率为10%。目前面临一个新的投资决策，该新增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15%，由于仍然高于资本成本率10%，因此其净现值依然为正，显然应该追加投资。但如果追加投资，那么企业总体的投入资本回报率将下降为18.33%，低于原来的20%。因此，如果该企业以提高投入资本回报率为目标，那么将放弃该新增项目（新增投资决策分析见表1）。而已知该新增项目的净现值为正，因此理论上仍应该追加投资。这表明，如果基于投入资本回报率来进行决策，有可能导致决策扭曲；但如果采用经济增加值来进行决策，可以看到由于该新增项目的经济增加值为正，企业依然会追加该项投资。即以经济增加值作为业绩考核目标，能够较少导致投资决策扭曲。　

　　此外，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如何有效管理日益增长的研发投入显得至关重要。笔者于2017年承担了财政部管理会计专项课题“研发支出管理与绩效评价研究”。在该项研究中，基于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笔者构造了研发支出管理全流程图，并提出了研发支出绩效评价的三维绩效指标体系：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和技术性能指标。该课题成果已经顺利通过财政部验收。
　　当然，会计并非解决企业内部价值发现的唯一办法。事实上，价值发现问题也可以通过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式来解决。例如，通过组织内部分权的方式，将决策权赋予具备信息优势的单元，从而由更具有信息优势的单元来判断哪些业务能够创造价值，哪些业务导致价值毁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配置决策，以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一方法的缺点在于分权与企业内部管控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即在过度分权的同时，如果没有辅之以有效的监控手段，容易导致企业内部各个业务板块失控。另外，分权还会导致内部资源配置只能达到局部最优，即分权管理者只能在其管辖范围内利用其个体信息实现本部门内部的资源最优配置，但无法利用组织全局信息在组织整体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会计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硬信息，有助于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因此企业高层管理者可以基于会计信息来改善企业内部的管控和资源配置决策，例如，基于会计信息在企业全局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是会计为何要强调货币计量的原因，因为非财务信息无法跨部门加总，从而难以汇集传输到组织高层。　　　　五、会计与企业内部激励问题　　前已述及，会计对企业内部价值创造的影响，一是发现低效益部门，二是更有效激励内部员工的行为，使得内部员工行为与企业价值创造保持一致。　　在一个经典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通过将代理人的薪酬与业绩指标挂钩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这些业绩指标通常都是财务指标，例如利润、股价等。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代理成本取决于业绩指标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业绩指标的相关性是指业绩指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业绩指标的可靠性是指业绩指标中的噪音因素。业绩指标相关性和可靠性越高，则代理成本越低，委托代理关系越有效。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笔者与合作者曾经研究了关联交易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认为，关联交易会增大集团内部子公司业绩中的噪音，从而使得子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进而导致子公司的代理成本上升。基于中国上市集团公司的样本，该研究对这些假说进行了验证，并得到了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论[７]。　　当然，会计并非解决企业内部委托代理问题的唯一办法。激励问题也可以通过赋予各个业务单位剩余索取权，或者通过信任、企业文化、社会规范等非正式方式来解决。近年来，制度会计学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制度不仅影响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影响企业组织成本，即影响个体决策者在激励问题中的收益和成本。尽管如此，企业管理所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依然是价值发现问题和激励问题，制度因素只不过改变了这两大问题中的决策参数。　　此外，参与者的认知能力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个体的认知能力影响市场交易成本，也影响组织成本，例如组织内部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从而影响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果，以及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此外，认知因素还会影响个体对相应的行为成本评价，以及对收益的效用评价，从而影响激励结果。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如何影响经济后果，进而如何影响会计信息的需求和经济后果，是未来值得探索的话题。随着神经科学的突飞猛进，会计学者可以基于神经认知理论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六、会计与经营业绩预测　　业绩预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投资还是预算制定，都需要基于对未来的准确判断。会计信息虽然基于历史成本原则，是一种“向后看”的数据，但不少研究表明，会计信息也具有未来预测功效。在这方面，笔者与合作者基于一项覆盖全国几万家大型企业的调查数据，试图基于会计信息来预测企业下一年的业绩情况。基于3年的调查结果，构造了如下指标，即YZ指数：　　YZ SCORELOGIT=-0.707+0.699×△LNSALES+1.708×OLSPREAD-0.781×△OLSPREAD +0.454 ×FAI-0.194 × MED_FAI + 0.103 × △SGA-0.074 ×△LABOR+1.893×INCOMETAX其中：　　△LNSALES=ln（营业收入t）-ln（营业收入t-1）　　OLSPREAD=（经营性利润+经营性负债*无风险报酬率）/经营性资产-无风险报酬率　　经营性利润=税后利润+财务费用*（1-税率）-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经营性负债=总负债-长短期借款及应付债券　　经营性资产=总资产-现金-金融投资（短期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　　无风险报酬率用以衡量经营性负债的内含资本成本。　　FAI=固定资产/总资产　　△SGA=（销售管理费t-销售管理费t-1）/销售管理费t-1-（营业收入t-营业收入t-1）/营业收入t-1　　△LABOR=（营业收入t/员工数t-营业收入t-1/员工数t-1）/营业收入t-1/员工数t-1　　INCOMETAX=所得税费用/所有者权益　　
　　YZ指数可以进一步变形为如下得分：　　

　　得分如果大于0.5，意味着企业下一年的业绩很可能增长，反之则反。该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对YZ指数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发现YZ指数能够有效预测企业未来业绩增长和下一年股票收益率等。　　　　七、会计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2015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计系统也需要进行相应变革。　　首先，从会计主体来说，目前的会计主体实际上属于股东主体，更确切说，是现有股东主体。这间接上导致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思维模式，使得企业并不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例如，员工所得在报表上体现为人力成本和费用，客户付出与产品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报表上体现为毛利，占用供应商资金在报表上体现为商业信用融资，等等。这些都不利于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赢与合作。为了促进企业不仅关注股东的价值创造，而且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实现，需要采用新的会计计量和报告模式。近年来，海尔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共赢增值表”的概念（海尔共赢增值表见表2），这个表格不仅关注海尔自身的价值获取，也关注合作方通过海尔企业平台实现的价值获取，并将经营目标定位于实现生态圈价值创造最大化，而非仅仅是海尔自身的价值创造最大化。

　　其次，从持续经营假设来说，应该关注如何实现持续经营。现在的会计报表只能提供有关持续经营的结果，并不能有效帮助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可持续经营的能力。为此，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开始寻求如何更好地反映企业可持续经营的驱动因子。　　最初的典型探索是平衡计分卡。平衡计分卡认为财务业绩的动因是客户维度，客户维度的动因是流程与业务，而流程与业务的动因是员工成长与企业能力建设等。平衡计分卡虽然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并且涵盖了企业运营的各个维度，但其缺陷在于由于动因链条过长，使得一些动因未必能够成为真正的价值动因。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员工满意度、流程改进等与财务绩效并不存在相关性，只有客户满意度能够较好预测财务绩效。这也表明了过长的动因分析链条降低了其理论有效性。　　考虑到平衡计分卡的不足，近年来一些探索更侧重于将用户因素作为最主要的价值动因。这方面的例子有前文述及的海尔共赢增值表。共赢增值表的分析起点就是用户资源。德勤也提出了数据资产表的概念，此处的数据资产主要是指用户数据资产。然而，并非所有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用户资源。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其他类型的资源可能更为重要，例如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出租车牌照数量是更重要的资源。为此，列夫和谷丰提出了“战略性资源报告”的概念，认为企业应该关注、计量和报告企业战略性资源的获取、维护和丧失问题，从而帮助用户更好地把握企业价值增长动因[８]。　　以上这些尝试无疑都增进了人们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认识，但目前这些尝试都主要关注企业所控制的资源，仍然是秉持静态的视角来分析企业价值。而按照企业理论，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体，因此，未来会计或许更应该关注如何计量和反映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例如，通过计量员工工龄、平均每月工作时间、薪酬、奖金等来反映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计量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年限、每年采购频率、平均每次采购金额、供应质量、供应速度等来反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计量企业与客户的合作年限、每年购买频率、平均每次购买金额、客户购买单价、售后服务频率、售后服务成本等来反映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计量企业与投资者的合作年限、股东会频率、股东会效率、融资成本等来反映企业与投资者的契约关系等。企业就其本质而言，是被一系列契约关系所定义的。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全面度量和反映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再次，从会计分期来看，目前的财务报告频率过于频繁，这不利于企业采取长期视角的经营战略。不少企业上市后之所以不再研发出伟大的产品，是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出于短期业绩考虑，而不得不砍掉基础性的研发投入。因此，为了鼓励企业培养长期导向的发展战略，有必要适当延长财务报告周期，至少有必要消除季度报告。　　最后，会计的第四个假设是货币计量，然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往往是不容易用货币计量的。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应该鼓励企业关注更多的非财务指标，例如社会责任、社区贡献、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等。同时，会计应从关注勾稽关系转向关注因果关系，构建起从非财务指标到财务指标的因果关系。这样有助于企业在确保财务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尽力关注那些对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非财务目标。　　总之，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重新反思那些产生于工业时代的若干会计假设，并转而采用共赢、综合、长期导向的会计理念，来计量、反映和激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行为。　　　　八、会计与宏观经济管理　　我国著名会计学者杨纪琬和阎达五曾提出“社会会计”的概念，认为会计不仅对微观企业管理极为重要，而且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９]。近年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考察了会计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宏观经济影响微观企业的会计信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宏观是微观的加总，因此，可以基于加总的微观企业会计信息来得到宏观经济变量。在这方面，一项代表性成果是人大王化成教授的会计宏观指数，他通过将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加总，得到了会计宏观指数，并发现该指数有助于从一个全新角度帮助人们认识宏观经济。笔者与合作者进一步发现加总的微观企业资产减值信息能够预测未来宏观经济形势，但是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资产减值信息的宏观经济预测功能。此外，由于会计信息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稳健性，即会计信息对损失的反应速度快于收益，这导致了对企业业绩的低估，因此，基于微观企业会计信息加总的宏观指数也会低估宏观经济指标[10]。美国学者Crawley的研究表明，这易导致宏观决策者误判经济形势，进而做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决策[11]。　　会计与宏观经济管理的关系不仅限于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反映功能，事实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等都与会计密切相关，特别是与政府会计关系密切。我国近年来推行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在此限于篇幅，不予以展开。　　　　九、会计与新发展理念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会计与这五大理念都息息相关。创新理念要求我们应更好地计量、反映和报告企业的无形资产和研发活动，以及如何通过会计准则改进来激励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行为。协调理念要求会计信息不应仅仅反映个体企业的绩效，还应该通过宏观会计计量来度量区域发展指数、行业发展指数，以及不同行业、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性等。此外，如何通过会计信息来反映产能利用率，对当前的去产能政策也至关重要。绿色理念需要环境成本会计、碳会计、自然资源会计等方面的发展。开放理念则需要我们更加积极介入会计准则国际协调进程，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实现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共享理念则需要我们发展人力资源会计、收入分配会计，通过会计信息来引导、改进初次和二次分配行为，促进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十、结语　　对于会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是各家有各家的视角。本文谨提供一种个人化的视角。本文无意穷尽可能的角度，仅限于笔者所熟悉的视角。随着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我们自然能够发掘出会计对高质量发展的更多维度上的启示与价值。我们相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反过来亦成立，即会计越发展，经济越高效。●　　【参考文献】［1］叶康涛，曹丰，王化成.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J］.金融研究，2015（2）：192-206.［2］ BASU S，KIRK M，WAYMIRE G.Memory，transaction records，and？The wealth of nations［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9，34（8）：895-917.［3］ BREUER M. How does financial-reporting regulation affect market-wide resource allocation［R］.SSRN working paper，2017.［4］ CHENG A，SUN W，YE K，et al.The effect of auditing on promoting exports：evidence from private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Z］.2018.［5］庄汶资，叶康涛.财务报告舞弊的劳动力市场后果：基于劳动纠纷的证据［Z］.工作论文，2019.［6］ COASE R.The nature of the firm ［J］.Economica，1937，4（16）：386-405.［7］ WANG J，YE K. Managerial agency costs of socialistic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2014，25（1）：1-37.［8］列夫，谷丰.会计的没落与复兴［M］.方军雄，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杨纪琬，阎达五.会计管理是一种价值运动的管理［J］.财贸经济，1984（10）：13-17.［10］叶康涛，庄汶资，孙苇杭.资产减值信息与宏观经济预测［Z］.工作论文，2017.［11］ CRAWLEY M.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ccounting：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o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money suppl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5，90（3）：987-1011.

叶康涛教授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于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2017年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现为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英文会刊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财务与会计导刊》执行编委，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工商管理卷会计分支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会计与企业价值创造，管理会计，税收，会计与劳动力市场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报告“在美上市中国概念股公司会计问题研究”获得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教学成果获得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和北京市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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