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观点||朱学勤：这一千年的革命

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学勤

文 | 朱学勤

源 | 先知思想

“耐心读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债深重而自己又倾向于开明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起来。说革命是势利鬼欺软怕硬，也许不太合适，但父债子还确实是革命初起时常见的景象。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一千年最为著名的那场革命——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革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远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开明。此外，将近一百年前的俄国革命，还有中国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这一成分。

     大多数革命的参与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开屏的文学孔雀，是在弹簧松动的时候，忽然向前一跃。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亲眼见蛇发恶魔之人，不是不归，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革命之过程，与人们所说的也有距离。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说，现在的强制，有诸多不得已，只要跟着我再走过另一半，“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而就在这一过渡阶段，革命中途转向，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这是因为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

     革命的终点，因为以暴易暴，往往会出现军事强人，或称僭主。法国的拿破仑、中国的袁世凯，都是如此。

      只有在经历反复拉锯、革命本身也精疲力尽之后，人们才稍稍有机会喘一口长气。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其实是革命史的通例：群众终于厌弃广场生涯，重新回到厨房去精心雕琢她气锅里的火鸡。而 “热月”，就是人们从广场溜回厨房的暗道。

      只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纪７０年代“继续革命”的中国，城市里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讨论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交头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换编织毛衣的“线路”，乐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居然被置换为另一种“线路”分歧，你就会知道我们也经历过 “热月”，而正是这样的“热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会基础。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语和汉语呼喊的革命最为频繁。

     法国是革命的地震多发地带，时不时山呼海啸。从１７９３年罗伯斯比尔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断头台疯狂起落；到１９６８年学生在街头狂欢，“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爱”，避孕套成为后现代造反的另一种断头台，迎风招展。

     我曾经给这个热爱革命的文学帝国偷偷算过一笔：１７８９年以来，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场宪法危机，就是亲历一场起义。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本世纪初陈寅恪就曾哀叹：“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

      中国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他面临着一道Ｘ和Ｙ纠缠在一起的难题：既要解释商能克夏，又能解释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还要吓唬商殷后人必须认命，不再作乱。他终于想出了“天命”与“革命”这一双面符：“敬天命”与“克天命”。

      在《大诰》《康诰》《少诰》这样的皇家训令中，周公说：“惟命不于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此后，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后，才有了“成汤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皇恩大词飞流直下，一口气贯注了三千年。

      到最近两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奴隶们也学会了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语。陈胜有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吴广则玩起了鱼腹丹书、夜篝狐鸣的新式把戏。乘乱而起者，刘邦胜项羽，从此开启中国历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后如有”天下“，那不过是马蹄下夺来掷去之私物，敬天命与革天命，如川剧变脸，说变就变。

     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广腔一语道破天机：”政权者，乃镇压之权“，此为敬天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此为克天命。这就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脚。

      他们反抗的并不是当时政治结构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这种结构关系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近如鲁迅笔下的阿Ｑ，要到”秀才娘子的绣花床上去滚一滚“；远如拿破仑，打得旧大陆一顶顶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１８１２年法兰西帝国皇冠的最后一刹那，也会急吼吼劈手夺过自己戴上。　

      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暴力冲突，就不是革命。其实还有一种革命，也可以在不经意中发生。这种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个人的一次从容赴死开始。

      苏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苏格拉底之死，从更深一个层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内在危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死法，就没有柏拉图对古代民主制的强烈敌视；又由于柏拉图走得太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辟了另一条政治学的路径。这一对师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是这一对师生分歧的漫长注脚。

      一条是先验理性，从天上俯瞰人间，倾盆大雨兜头浇注，结果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另一条是经验理性，不声不响地贴着地面步行，得寸进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长一段，才发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罗马以前，整个古代世界都有一个视觉盲区，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腊人的公民资格，也只是从城邦分享什么，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拥有什么。后来罗马人由于面对商品经济中私人交往的过于活跃，不得已，第一次将整个法律体系区别为“公法”与“私法”。这却开启古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一场革命，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基督教又提出了一个古代世界闻所未闻的问题，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革命性含义，大概只有到近代人们想到社会与国家也有类似关系，才逐渐有所意识。但当时提出时，只以为是教俗相争，并没有惊天动地；

      到了１６４９年英国革命，两次内战确实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章节是在１６８８年，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回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洛克也随之跟进。此后才有内阁制、分权制，还有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里互詈，一个是“爱尔兰歹徒”，一个是“苏格兰强盗”，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至１７７５年北美开始独立革命，中国人爱说八年抗战赶走英国人统治多么不容易，后面的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制定宪法，反而是粗枝大叶，三言两语打发。而美国人自己却认为，如此处理美国历史，是不理解者强作解人，“腰斩了北美革命”。１７７５年至１７８５年动枪动炮是革命，但是１７８７年宪法制定以及伴随宪法在全民投票中发生的政治辩论，则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自从基督降生以来，到今日，两千年天旋地转。事后看这两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换景，光怪陆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不会有一个整齐的年代划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从上述两种模式竞赛的角度看去，１７８９至１９８９，两百年自成段落，头尾干净，少一年没有，多一年不行！

      托克维尔那时说，英国与法国的竞赛，“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后，世界历史突然把这一暗部推向前台，灯亮处，长墙轰然倾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才找到一个万籁齐响的地方。这就恰好证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预言：“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后的文学家原来是在这里！

      剩下的篇幅，应该按照中国人的良好习惯，谈谈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了。

      年青时我也曾迷恋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才知道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写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里德后来困陷红都，历经折磨而不得归，有一部得奥斯卡金奖的电影《红帮》（Ｒｅｄｓ），重点就是描写里德后期那段经历。有幸能看到《红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读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已经足够。

     今天，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不过，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还有一个没有翻译过来的新词：revolution+reform= refolution。

      如何将refolution译成汉语？严复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词将就，暂称它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还有另一方的慢性子，这两者往往是天生一对，而且总是同时出现，革命成了双方的共同作品。

     满清从１８９８年镇压戊戌变法以后，就面临着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经在执行戊戌变法的遗嘱，但它还是不够快，没有及时将revolution提速为refolution，终于被revolution从后面扑倒。

      说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溃决。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条。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2009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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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共管理的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专辑征稿启事

      一、征稿目的

      自教育部启动“双万计划”以来，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了新时代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共管理专业建设在新文科教育引领下必然承担起回应新时代新形势的使命和责任。如何推进新文科教育理念充分运用于一流专业建设实践，实现多学科交叉创新和多技术融合发展；如何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新技术有机融入到知识传授和实践教学之中；如何增强学生发现问题的认知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现知识学习、能力训练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当前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焦点议程。为此，《南方治理评论》特向海内外征集“面向公共管理的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专辑论文，籍此凝聚专业建设力量，展现专业建设新动向，共同推进新文科教育与一流本科专业发展。

       二、选题范围

      “面向公共管理的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稿件征集主要围绕新文科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一流专业建设、一流课程建设、教材资源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创新、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教学手记等议题。

      新文科教育：新时代变革、新技术发展呼唤新文科教育和新文科建设。如何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三大重要抓手”，达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培养的目的，是新文科教育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建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专业建设和课堂教学，潜移默化地产生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探究的话题。

      一流专业建设：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需要夯实专业建设内涵、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提升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开发课程资源、构建课程体系、创新课程内容、建设教学团队是提高教学水平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教材资源建设：改进教学设施、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教学资源建设是专业建设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编写适合时代、面向未来的教材，注重教材的先进性、教材内容的创新性和教材编写的质量是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教育教学改革：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积极开展教学理念、内容、方式、方法、实验、实践等方面改革，把知识传授、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让学生在知识、方法、品格方面充分受益。

      协同育人创新：加强实践基地和实践条件建设，完善政学携手、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机制，通过院地、院校、院企的有效协作着力推进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机制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除第一课堂外，第二课堂的作用对于人才培养意义至关重要。社会实践机会多了，实践能力提升了，才能结合理论产生创新思维，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教师教学手记：教学相长是一个悠长而又深刻的命题。如何为师为学，如何改进教学呈现，如何与学生一起成长，如何享受育人快乐，因而教学需要反馈、教育需要反思。

      三、投稿要求

      1. 投稿论文应包括标题、作者姓名及单位、摘要（300字以内）、关键词（3～5个）、引言、正文、参考文献等。投稿体例详见《南方治理评论》中的“辑刊体例”。

      2.投稿论文可为理论综述、研究性论文或案例分析论文，投稿者须严守学术道德，严禁抄袭、剽窃，论文在6000字以上为宜，鼓励图文并茂进行阐述。

      3. 征集稿件仅接受邮箱投稿，来稿请投至：[e-mail]，务必在投稿邮件主题栏注明“新文科教育与一流专业建设”专刊论文投稿。

      4. 征文截止日期为2022 年8月30日。

      四、联络方式

      咨询：彭铭刚老师

      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