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地主”的庄园
西行记·“地主”的庄园
文‖安黎
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地主，拥有大块的良田，与庄稼为伍，与牛羊为邻，耳朵只闻鸡鸣狗吠而无叫卖的喧嚣，心间唯有淡淡思念的飘拂而无红尘欲望的浊浪滔天等等，曾是我无数次沉溺幻想而想要得到的生活幻景。地主，形若一片区域的君主，统领一切，指挥一切，对那片区域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附着物等，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但地主的生活究竟如何呢？即使如我这等年纪的人，也只有道听途说，却从未亲眼目睹。当我初涉人世，地主早已抽象成了教科书上的一个蓬头垢面的概念。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地主遭到污化，总是与剥削、压迫、压榨等负面的标签连缀在一起，面目十分地丑陋狰狞。然而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
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政策的转向，承包大片良田，并执著于勤劳致富的种粮大户，不再是国家的罪人，而成了一个时代披红戴花的英雄。所谓的土地集约化经营，说透了，就是对“均田亩”的背弃。土地，仿佛绣花者手里的白布，在不同的人手里，会绣出不同的花色。勤劳者与懒惰者，有脑者与无脑者，面对同等的田畴，其产出有着天壤之别。把零零散散的碎片化土地集合起来，交付给那些会筹划懂农桑的人，施之以机械化的耕作，无疑属于英明之举。然而任何一项举措，哪怕再高明，若不加以划界约束，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当诚实的耕种者与土地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时，那些心怀叵测的投机客，也视土地为一块硕大的肥肉，对其摩拳擦掌，垂涎欲滴。他们夹着黑皮包四处奔走，像蟒蛇吞咽蚯蚓那般地将大片大片的土地予以圈占，显然不是为了栽植和种植，而只是为了转手倒卖。
蒋立龙一家，是老老实实的的庄稼人，生于斯长于斯，尽管在其名下，已拥有良田千顷，却从来不失作为庄稼人的勤勉与质朴，更无意于挂羊头卖狗肉地偷换土地的用途。搭乘政策的顺风车，蒋立龙的家庭，俨然就是新时态与新语境下的新型地主。但这些所谓的新地主，与数十年前那些被打倒的老地主，还是有着根本意义的区别的。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土地的来源和土地的所有权，彼此间皆不可同日而语：老地主名下的土地，来源于一亩一亩地长期积累，有的甚至经历了若干代人缩衣节食的艰辛打拼；而新地主的土地，则是通过一纸协议，一夜之间就从无到有，缺少那种日积月累的磨砺过程。老地主一经拥有土地，便永恒占据，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而且这种权利，除却社会震荡带来的变故，可以被后世继承，传至百代；新地主对土地只有承包权，却没有所有权，也就是说，戏台并不归属自己所有，只是借用他人的戏台唱自己的戏而已。
从古到今，无论机械如何普及，技术怎样更新，种地皆为一种苦差事。这一点，从蒋立龙父母的面色之粗糙，就能得到确切的印证。尽管承包土地已有多个年头，蒋立龙的家业也已足够殷实，但他的父母，打眼一看就是饱经风吹日晒的地道农民。他们不像那些轻浮的农民企业家，衣冠楚楚地出入于银行和官府，忙于跑项目和跑贷款，而是像钉子被钉在墙上那般扎根于土地，在土地上摸爬滚打，在土地上汗流浃背，辛苦于耕种，着眼于收割。他们的这种情态，倒是与旧式的老地主一脉相承。昔日坐拥百亩千亩土地的地主，虽然不得不雇佣诸多的壮年男丁，为其下苦力，但他们也绝不袖手旁观。脚不挨地，鞋不沾泥，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地主都像是身处煎油锅一般，患得患失，甚至夜不成眠，担心狂风吹掉枝头的果花，忧心冰雹砸烂成熟的麦穗，唯恐不能按时播种，惊惧延迟搭镰收割。很多地主，出外时也许会披挂行头，坐着坐轿，一副阔绰的模样，但一旦回归村子，转身就还原了本色。他们与雇工同吃住，同劳动，手掌磨出老茧，脸色被晒得黝黑，比起那些只管闷头干活盼着月底或年底领取薪水的人，还要多操一份心。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年月，耕种土地，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在和土地玩命，在和气候赌博：胜了，则锅满瓢溢；输了，就徒自伤悲。
相较于蒋立龙一家人的埋头苦干，很多当下的土地承包者，对土地既不依恋，也缺乏感情。土地在他们的眼里，是攫取的矿藏，是投机的舞台。他们住在城里，隔三差五地坐着轿车来到田间地头溜达一圈，一番指手画脚之后，又钻进轿车原路返回。村庄不是他们的家园，土地不是他们的生命依托。他们占据的大片田畴，也许荒芜着，也许装模作样地进行着耕耘，但究其目的，不过是把土地当作收取彩礼的待嫁新娘。
我来蒋立龙家的良田里观摩，是奔着千亩向日葵来的。但遗憾的是，我却来晚了。站立地垄，极目愿望，田畴广袤无际，却难觅向日葵的踪迹，唯有还没有铲除干净的玉米秆，像森林里的树木那样密密匝匝，一阵秋风荡过，发出呜呜的鸣响。史永平近乎传销式的洗脑，让我陷入对千亩向日葵的痴迷，却忘记了季节，忘记了向日葵唯有夏天，才会映现出热烈和灿烂。与向日葵失之交臂，犹如一场约会的无果而终，我的失望在所难免。在植物的王国里，我对向日葵的情有独钟，绝然不是因为它仰望太阳的媚态，而是在于它面对风云变幻却不改和蔼可亲的超然。世界哪怕再诡异，再肮脏，向日葵都笑容不改。哭是一种简单化的情绪表达，然而笑，所蕴含的情绪就绝非那么单一，无疑要复杂得多。表达愉悦，可以笑；展现友善，可以笑；掩饰尴尬，可以笑；表示轻蔑，也可以笑……哭是一种无力的外化，但笑很有可能潜藏着摧枯拉朽的力量。面对世界层出不穷的荒谬，束手无策的我们，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冲着它微笑——微笑着目睹逆行的车辆坠落悬崖，微笑着观赏秃子的假发被风吹走。
向日葵不矫情，不高傲，在民间属于寻常之物，膏腴沃壤可以生长，贫瘠沙地也可以生长，平川能看得见它的容颜，沟畔也能目睹到它的身姿。而我对向日葵的牵牵念念，一部分来自于对向日葵的个人化解读，一部分受到梵高那幅名曰“向日葵”油画的熏染。在一个精神失常的绝望者笔下，向日葵在熊熊的燃烧，它已不是植物，而是烈火。
站立于田垅上，蒋立龙用手一指，说从这儿到那儿，全是他家承包的土地。“这儿”在这儿，在我们的眼前和脚下，可“那儿”在哪儿呢？此时的我们仿佛置身海边，虽然知道彼岸的存在，可面前一片迷茫，就是望不见它的真身。顺着蒋立龙的手在半空中的随意一指，我们目眦尽裂地极目远眺，所见总是那么有限。平平坦坦的土地，略有起伏；一排排遥远的杨树，在暮色里，蓊蓊郁郁，像从天扯下的黑幕一样，遮蔽住了人的视线。田地已经翻耕，似乎还处于待播状态，那些未被土彻底埋没的断茬的玉米秸，隐约可见。一条条水渠，沿着地畔笔直地延伸。水泥浇筑的水渠无水流淌，但壁土却湿润润的。蒋立龙告诉我，当植物干渴时，从河里引向水渠的水，就会输往它们的根部，让它们喝个酣畅淋漓。浇灌已经现代化了，少许的地采用的是漫灌，更多的则是滴灌。貌似浑然一体的土地，其实地表之下，却织造出了一个铁色的罗网。每到旱季，埋在地下的那一根根的铁管子，就将点点滴滴的水，像打注射液一般，悄无声息地注入每株秧苗的根部。
蒋立龙的家是个独家户，距离村庄的大本营，尚且有一公里的路程。那个庭院，在空寂的田畴中央，仿佛孤岛那般。房舍算不上多么阔绰，但生活的富足却是可以看得见的。一座两层楼房，将院落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用于住人，后半部分则为羊舍。院子里，红辣椒一串一串的，红薯一堆一堆的，玉米更是层层叠叠，被码成了厚厚实实的袖珍长城。一辆小轿车，停放于院子，是蒋立龙专为母亲购置的用于往返舞场的代步工具。每到夜幕降临，村旁的空阔之地，铿铿锵锵的音乐声就会响起，作为那支广场舞的领军人物，蒋立龙六十出头的母亲届时定会驾车前往，永不缺席。对于离群索居，一天到晚孤寂到无人能与之交谈的她，也许唯有到了晚上，在人声鼎沸的喧嚷中，在整齐划一的群体扭动中，才能有效地释放自己活泼的天性，也才能找到尚未遭到遗弃的归属感。跳广场舞，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健身凑热闹，但之于蒋立龙的母亲，却宛若精神的炭火和心灵的药剂。安身立命于县城的蒋立龙，之所以要为母亲购置这辆小轿车，其原始动因，则源于担心母亲走夜路的不安全。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行走于空旷无人的黑夜，万一路遇劫匪，丢失钱财倒也无关紧要，但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性命遭遇威胁，那才是天大之事——有轿车的护佑，母亲的身体安全了很多，蒋立龙在城里单元房里的睡眠也踏实了几许。
蒋立龙的母亲，既是家里的家长，又是公司的董事长，很精干，亦很能干，属于女强人之类。在她的筹划和操持下，这片昔日凹凸不平的撂荒之地，经过历挖掘机、推土机、运土机和人力长达半年的合力开垦与整合，才变成如今这等一望无际的模样。那块地种什么，那块地种什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灌等，皆由她来决策。相比之下，蒋立龙的父亲只是个配角，他不顶天亦不立地，像牛那样地默不作声，像马那样任劳任怨。
前后两个偌大的院子，仅有三个人、两条狗和一群羊，未曾见到有雇工的踪影。前院，为蒋立龙的父母坚守；后院，则为他的伯父守护。蒋立龙的伯父，已七十出头，终生未娶，一直和弟弟弟媳生活在一起，其养老送终的责任，顺水推舟地落在了蒋立龙的肩上。伯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与他昼夜作伴的，是一百多头绵羊。羊舍很阔大，有多个砖箍的圈棚。那些羊，像放学后从校门里汹涌而出的孩童，看到我们到来，拥拥挤挤地伸长脖颈瞧稀奇。它们个个肥胖得宛若笨手笨脚的企鹅，打眼一看，就有点儿营养过剩。人对胖有所畏惧，胖了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但牛羊似乎却并不怕胖，没听说有哪只羊因为胖而中风，哪只羊因为胖而血压升高。生活过于优裕，绵羊们臃肿不堪，但它们像阔太太那样颐指气使，而是慈眉善目，一副温顺的模样。当我们举起手机，打算拍照时，它们纷纷朝后缩，仿佛手机不是手机，而是要扔向它们的手雷。
蒋立龙说，他们家羊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上千只。然而问起饲养羊的目的，却让我大为惊讶：不为卖钱，只为腹肌之饱。也就是说，这些羊，不会被牵引到市场去售卖，或打电话邀来羊贩子来家里做交易，而是今天宰杀一只，明天活剥一只，最终都将前赴后继地化为家庭餐桌上或用于自食，或用于招待客人的下酒菜。过节了，或来贵客了，就屠宰一只羊，这等景况，在西域相对殷实的家庭，实为家常便饭。
咋一看，这些羊的确很幸福，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但时间很快就会证明，幸福不过是虚幻的黄粱美梦。被人豢养，仰人鼻息，在无知无觉中，羊其实已将自己生命，作为抵押物而抵押了出去。
蒋立龙家后侧临近屋舍的田地，是一片菜园。菜园的面积，比一个篮球场都要大，里面轮番栽植的季节蔬菜，应有尽有。春天菠菜翠绿，韭菜蓬勃；夏天西红柿又红又圆，黄瓜又长又嫩；秋季萝卜形若棒槌，土豆堪比小牛的牛头……蒋立龙告诉我们，和养羊的动机一样，开辟菜园种菜，也不是为了卖菜获利，只是图谋于一家人的餐桌上常年新鲜蔬菜不缺席。换句话说，种菜不是为了卖菜，仅仅是为了吃菜。几亩地出产的菜，区区的几口人显然是无法将其消化掉，于是就转送亲戚、朋友、邻居乃至路人。尽管大手大脚地肆意挥霍，却仍有大量的蔬菜腐烂在地里，最终被旋耕机埋入土下。而这些蔬菜，不知被城里人从农贸市场上采购的蔬菜，要绿色多少。菜从来都不打农药，施之以人粪羊粪，灌之以清流净水，无丝毫的污染。
消耗不掉的蔬菜如何被大批量地抛弃，我无法眼见为实，仅从地垄上随处可见的大片菜叶中，看出某种端倪。但蒋立龙家门前的那棵枣树，却让我见证了物质过于丰裕，给人所带来的厌弃感。枣树上的红枣，像星星一样缀满了枝枝杈杈；但也有一部分红枣，因为熟透，已与枝头分离，零零散散地降落于地。渐渐的，地面上的红枣，就铺了厚厚一层，再过些许时日，它们注定就要将化为尘泥。看到这么好的红枣自生自灭，我甚感可惜，于是就向蒋立龙发问：为何不将其摘下来拿回家去？蒋立龙说摘下来没人吃，拿到市场上也卖不了几个钱，要它干嘛？要知道，张掖的红枣尽管个头偏小，但甜得透心，这一点天下闻名。这等品质的红枣，在城里的水果店里，每斤的价位，绝对不会低于十元钱，但在蒋立龙的家门口，却仿佛他们家人的累赘一般，白捡也懒得弯腰……物质的过剩，很容易让人丧失对物质的怜惜感，即使心怀节俭，却不得不铺张浪费。当吃的喝的都堆积如山的时候，谁还会吝惜碗中的那些残羹？谁还会在意盘中的那些剩余？吃不饱是个问题，吃饱了撑的也是个问题。
需要澄清的是，蒋立龙家业之丰厚，不是来自剥削，不是来自掠夺，而是源自于辛苦劳作和智慧经营。蒋立龙的母亲，年轻时估计也是风姿绰约，但在风吹日晒的持久作用下，比之城市的同龄女性，要多出几分沧桑。蒋立龙的父亲，更是一副劳动者的朴实样态，毫无财东的耀武扬威。
从蒋立龙家返回宾馆，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纠缠着，始终挥之不去：地主与贫农的关系究竟为何？依我之观察与理解，我以为他们是鱼水关系，而非冰火关系。他们相互需要，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而且时常角色互换。今天的贫农，通过努力，也许明天就会变为地主；今天的地主，懒惰懈怠，也许明天就会沦为贫民。能否成为对方，就看会不会经营，是不是更为勤劳。若论起对社会的贡献来，地主比贫民无疑要大得多。地主出产的粮食瓜果，自己消耗不掉时，就会将其以商品的形式，流转于社会，被更多人的享用——哪怕他最初的出发点。只是着眼于自己的谋利，但站在喂饱许多人的肚子，救赎被饿得奄奄一息生命的角度，其所作所为，至少算不上是一种恶。
安黎，陕西铜川人，现居西安，著名作家，《美文》杂志副总编辑。
《别样的发现——安黎精短散文汇编》于2017年9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作者近些年写作并刊发于各类报刊的精粹散文近百篇，所收录的文章，大多仅限于一两千字的篇幅。
文章虽短，但字字珠玑，充分体现出“语言石匠”叙述之考究，字词之精到，辞藻之雅致，文华之富于张力和魅力，可谓咀嚼耐人寻味，反刍发人深省，既具有启悟人智慧促使人向善的陶冶之功，又具有撼动人心的撬动之力，极具思想的厚度和艺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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