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和套格套：《大辽浮屠：内蒙古地区辽代佛教寺庙遗产》

2017-12-27 孟和套格套 乐艺会

《考古揽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重大考古发现》

内蒙古地区辽代佛教寺庙遗产

孟和套格套（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一、辽代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佛教最初是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辽朝的。阿保机建国前后，通过俘虏、招徕、收容逃人等方式，拥有了大量的汉人。这些汉人被安置在契丹腹地如西楼等地区，在开发经济、传播中原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伴随汉人的定居，一些佛教建筑在契丹内地建了起来。胡峤居契丹七年，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归中原。他在大同元年（946）秋赴契丹上京时看到：“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猪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指汉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1)

契丹建国后开拓的辽东地区，早在隋、唐时代，崇佛的渤海人、汉人就在这一地区建过佛寺，如位于辽阳城南的千山朝阳寺，就是隋唐时代的名刹。唐代，渤海逐渐发展为“辽东盛国”。唐天夏二年（902），契丹“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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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教寺是在契丹境内建立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据《辽史·地理志》载，上京道龙化州系唐天夏二年耶律阿保机率兵40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开教寺正是为这批来自代北的汉民而创设的。辽朝初年，僧尼最集中、佛事最盛的地方是上京临潢府，辽太祖六年（912）遣兵讨渤海部，“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临潢府），建天雄寺以居之”(3)，这是汉地佛教传入临潢之始。其后辽朝在与汉地的战争过程中，不断将俘虏的汉人迁往临潢府，在其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堪称辽初的佛教中心。(4)

阿保机在征服渤海的过程中，几次移汉民于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辽东境内的寺庙得以恢复、扩建，如辽代重修的辽阳寺，“壮丽无比，一时为北地之冠”。(5)辽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对汉人、渤海人的信佛给予支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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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册三年（918），太祖下诏在全国普建孔庙、佛寺、道观，做出三教并举的姿态，但从他与臣僚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契丹统治者对佛教的真实态度：一次太祖问臣僚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臣僚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答道：“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6)在佛教初入辽朝数十年间，它并未成为契丹人宗教信仰，辽朝统治者创建佛寺并倡导佛教活动，只是用以安抚新俘掠的汉人和渤海人而已，此时佛教传播范围也很有限。迄太祖之世，契丹统治者对佛教只有利用而无信仰可言。

菩萨堂的建立是辽朝佛教政策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天显十二年（937），太宗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往契丹族的发祥地木叶山建庙供奉，“尊为家神”，是即所谓的“菩萨堂”(7)。太宗此举表明了他对佛的认同，从此，佛教才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开始在契丹族所接受，并渐渐在契丹社会中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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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就流行佛教，建寺塔，僧侣修行佛法，这是早知道的。辽朝经历世宗、穆宗、景宗，到圣宗、兴宗、道宗各代，辽境内建寺塑像有增无减，兴塔、建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圣宗是有辽一代英明强干的君主，他在位长达48年，喜好行幸名刹并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下及在位24年的兴宗和在位46年的道宗，在扶持建寺上都是颇著名声的。皇帝连同皇族贵戚们为了建寺，动辄施出巨额的钱物。

清宁五年（1059），圣宗之女、兴宗之妹秦越国大长公主，为资助妙行大师修建寺院，面请皇帝批准，以弟子礼施舍燕京“所居第宅”，“大率宅司诸物罄竭”，“及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口器用等物，皆有施状”。不仅如此，她还要“择名马万匹”进献皇帝，“所得回赐，示归寺门”，只是“未及进马”，她即离世。道宗妻懿德皇后，乃秦越长公主女儿，她“为母酬原，施钱13万贯”，同时，“道宗皇帝又助钱五万缗” 。(8)有辽一代，皇帝们经常动用国库资助建寺，其费用消耗是难以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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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帝不仅扶持建寺，而且注重佛典事业。圣宗本人“锐志武功”之外，就“留心释典”(9)碑记圣宗朝，“岁值安康，人皆丰足。重空门者雾集，慕释典者云屯”。(10)太平七年（1027），圣宗亲自委托瑜家伽大师可元提点房山石经的修造(11)。兴宗好佛，重熙七年（1039）亲受具足戒，称自己为佛门弟子。是年“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锲碑之价”(12)。他经常在宫廷召集僧侣讲经论法。道宗幼习梵文，通晓佛典。尤精于华严教理，曾亲撰《华严经赞》，并于咸雍四年（1068）颁行。他比乃祖圣宗、乃父兴宗更注重振兴佛法、佛典事业。

辽朝优遇僧侣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一般的御书赐寺额、赐寺名和敕令剃度僧尼外，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僧界以特权。由于统治者对僧人有礼优加，更使人们趋之若鹜，竟入佛门，为人父母者“多舍男女为僧尼”(13)。如怀州刺史王泽，其3个女儿中两个出家为尼，6个曾孙女中也有两个落发，加上王泽的继母仇氏晚年亦出家受具，王家先后共5人入佛门。良乡白继琳生性善佛，居家持五戒，其3子中有2人为僧，孙辈亦有一人出家(14)。

辽阳张行愿有二子一女，其长子及女儿均受度为僧尼。知惠州军州事董痒，5个孙女中就有3个在道宗时削发为尼(15)。这种现象固然与人们的佛教信仰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崇佛的社会风尚与礼佛的宗教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崇佛之风不仅盛行于素有佛教传统的汉人、渤海人之中，也接受这种宗教信仰时间不长的契丹人中间，也同样有着对佛教的普遍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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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宗时滥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极致，僧尼人口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大康四年（1078）“诸路奏饭僧三十六万”，这个数字大抵近似于当时全国僧尼人口总数。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辽代总人口约近千万(16)，则道宗是的僧尼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这个比例确是比较高。若与其它朝代作一比较，可以对此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

从圣宗时禁私度僧尼到天祚时禁僧尼破戒，辽朝的佛教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佛教的尊崇在升温，对寺院、僧尼的限制在减弱。其结果，便是佛教最终走向泛滥。

辽朝统治者的崇佛礼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自辽中叶以后，佛寺香火鼎盛，信徒遍及全国，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兰”，(17)“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屺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18)

二、佛教遗迹

《考古揽胜——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60重大考古发现》

在内蒙古地区，保留至今的辽代佛教寺庙遗迹主要有：

（1）辽中京佛寺：辽中京（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外城西南隅山坡上之佛寺曾见于宋人记述。1960年在此地区揭露出一座佛寺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它和山坡上之大面积庙宇遗迹相临近，关系甚为密切，应为建筑群之一。

朝阳北塔鬼方摄

佛寺位于山坡南部山顶，可俯视全城面貌，形势甚为险要。该佛寺建筑时，将此山坡地垫平，用土填实夯筑成台基，取土时破坏了相当于东周时期之古文化遗址。台基之下层垫土内包含有大量陶片及少数石器。台基东部垫土下发现叠压有腐朽之粮食两层，厚约13厘米，堆于一层土坯之上，可能此地原为一粮仓。

辽天庆七年佛塔舍利石函首都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佛教建筑遗迹经全面揭露，发现为一正方形庑殿式建筑物，正东西向，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当心间长宽各7米，次间长宽各5.2米，稍间长宽各3米，横竖各六柱。殿内全部用砖铺地，多为大方砖，均素面，尺寸不一。总测全部建筑占地面积为35乘35米，佛寺内总面积为22.5乘22.5米。佛寺焚于大火，建筑材料及屋内造像、用具全为灰烬，墙身、铺地砖及石柱础均为火烧成红褐色或被熏黑。

《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资料

屋顶用瓦均甚厚重，制瓦用泥，均经淘洗，青灰色，火候高，光面，布纹里。在建筑物之灰烬内掘出甚多残缺之屋脊及屋内砖质装饰物，如龙、走兽、飞鸟等，并少量琉璃装饰残片。出土遗物以造像之残片较多，造像以泥塑为主，石刻次之。较为完整者有佛、菩萨、力士及侏儒像。此佛寺遗址应为辽代建筑，可能被金、元两代延续使用，故建筑遗址有修茸补加现象。(19)

北京地区辽代佛塔文物之辽银盒三件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2）上京佛窟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为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古城附近辽代文化遗迹甚多，在巴林左旗境内即有石窟寺四处。洞山石窟寺在古城北约30公里，规模最大，遗存洞窟百余个，惜雕塑大都损毁。

三山屯石窟在城北偏东约70公里，有洞窟数十个，保存遗迹很少。前昭庙和后昭庙石窟寺皆在城南，保存较好，亦为内蒙古现存辽代石窟寺较完整者。

初步修复的七宝塔《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后昭庙石窟寺现存最佳者共三窟，窟门前为清代所建之喇嘛庙，题名“善福寺”，通称后昭庙。殿东南向，北偏西76度，面阔七间计22.5米，进深三间计5.7米，殿外接有门廊，东西两面均有台阶四级，殿堂之后即接石窟。

辽代镏金银阿育王塔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中窟规模较大，阔6.5米，深约5米，高约3米。正中为石刻之佛涅磐像，头向南，直肢侧卧，面向东，瞑目，薄衣，赤足，螺髻，造型浑厚，比例适中，面部及上侧为近代镀金，下侧可见石刻如新。佛像两旁立有菩萨二躯，高约2米，其旁有佛弟子十五，均作痛苦之状。周围三面墙壁为半浮雕之千佛像，共计110尊，均高约50厘米，惜其外表为近代彩画，面目失真。

南窟有长约1米之短甬道，窟室为方形，长宽各约3.5米。窟门外两侧各雕有天王像，高约1.8米，面目狰狞，足着长靴，全身粗犷为其特点。正中为释迦佛坐像一尊，高约1.55米。右前为普贤菩萨像，高1.1米，骑坐于象背，象高约1米。左前为文殊菩萨像，高约1.1米，骑坐于狮背，狮高约1米。(20)

辽代彩釉穿带壶上海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北窟开凿在略高于中南两窟约2米之岩壁中，可从佛殿之北部攀石级以登。窟分内外两室，外室之布局及造像略同于南窟，仅窟内面积略小。中央之释迦佛高约1.5米。普贤菩萨像高1.2米；所乘之象高0.9米。文殊菩萨像高1.2，所乘之狮高1米。天王像高1.9米。北窟之后室全为浮雕像，为全石窟寺造型之最优美者。

自后昭庙东山坡翻越去前昭庙仅3公里。前昭庙位于大山之南坡，故有此名。此喇嘛庙亦为清代在辽石窟寺前建筑，共有经堂、佛殿及喇嘛仓数十间。石窟在佛殿之后，东南向，平面为长方形，长6.75米，宽5.25米；窟顶略拱，最高为3.43米；正面当中有大佛龛，其余皆为千佛龛。(21)

辽代佛塔释迦牟尼涅磐石造像首都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3）赤峰洞山辽代石窟寺：洞山在赤峰市西南约30公里处。石窟开凿在山顶下约50米之处，门口辟有一片平地。石窟共有二，称主洞和环洞。主洞平面略作凸字形，为一长条形洞，门口略加宽加高。全窟长14.4米，从入口至3.8米处，向左右各扩张2.8米，内宽6.9米，高约5米，门口宽4.7米，高3米。洞内现有石刻佛像一躯，盘坐于莲花座上。莲座束腰上分为八面，每面刻八卦，脚下刻仰莲及大莲瓣。莲座高约1.5米。佛像高约1.8米。佛两旁有二弟子像，为细沙岩石雕琢，高约2米。洞内门额上犹存佛像残迹；靠西有浅浮雕小佛五躯，脚下绕以祥云；靠东有线雕小菩萨一尊；窟内墙壁上尚可看出原有雕塑之痕迹。

主洞和洞之间尚凿有小龛两个，西边龛内有石碑一块。石碑螭首、碑身及龟趺均在，仅龟头已断，螭首前面刻有“大金国”三字，后面刻有“千佛碑”三字；碑身前后均刻有铭文，叙述修建及重修经过并记载捐资人姓氏；碑文末有“皇统三年七月十五日记”年款。据碑文：此石窟寺名“灵峰院千佛洞”；环洞内有许多小空龛，原刻有千佛；窟初建于辽乾统二年，金皇统三年（1143）重修；此地乃金代松山县遮盖山。在此窟西约80米，尚有残破空窟两处。(22)

北京辽代佛塔所出文物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4）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寺：洞山村在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25公里，因山上有很多石洞故名。群山山麓间有石洞百余个，大者如朝阳洞，和四间房屋之大小略等。

洞均为人工凿成，似为佛窟遗迹，但无佛像。山间础石甚多，凡向阳处、较宽敞处或风景较优美之处均有平台，其上散置砖瓦碎石，可能为寺院遗址。有的遗址大如七间房屋。据云群山之间共有此类遗址四十一处。

北京辽代佛塔所出文物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朝阳洞东悬崖山有浮雕佛像一座。山间原有石幢二座，一在山下，早已损毁；另一在山上，位于东北方高山上一山凹内。幢为八角形，上下均已凿坏，现长1.3米，每面宽18.5厘米。八面中一面全为汉文，两面汉梵文并用，余五面全为梵文。梵文每20厘米一行，横书。汉文未损坏，铭文如下：

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维乾统十年龙集庚寅三月己亥朔十七日乙卯水巽时建门人悟慧囗囗丘师山主持念沙门运丘特建梵书尊胜陀罗尼幢子一座讲经人悟囗悟囗门人悟集门人悟达门人悟欲门人悟悟深门人悟殊门人悟明门人悟得门人囗囗门人悟莹门人悟坚门人悟全门人悟远门人悟臻门人悟白门人悟恒提点前黄龙府录通法大师赐紫沙门兴得山主见三学寺提点圆慧大师沙门悟性寺主持讲经沙门道景平顶山云门寺宗伯讲经律论传法梵学沙门显瑛书

汉文六行共一九二字，建于乾统十年即公元1110 年，距今已九百年。(23)

北京地区佛塔文物之辽代木椅首都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5）大明塔：辽感圣寺佛舍利塔，当地人称辽中京大塔或大明塔，是辽中京三塔中最大的一座，位于辽中京城（今宁城县大明城）的内城南门——阳德门外侧，辽的“丰实坊”中，为13级密檐式八角实心砖塔。塔全高80.22米，基部每面宽14米，一周为112米。横剖面为八角形，直径35.6米，是中国现存古塔中宏伟壮观的一座。

佛舍利塔的起修年代，有多种说法。1983年维修此塔时，发现塔壁上有纪年文字“寿昌四年（1098）四月初八日”是竣工后写上的。可以断定，始建年代的上限在辽兴宗时期，下限不晚于辽道宗年间。

辽代正慧大师舍利塔石碑河北涞源国博藏品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塔座部位，高23.41米，为须弥座式。土台以上的5.5米部位比上部粗大，是清代维修时另外包砌的；中层5.71米，每面有三个方格，格中用沟纹大砖横砌着凸型“十”字标志用柏木板垫托。上层4.99米，有浮雕二层仰莲，莲瓣宽约40厘米，上下错对，披着色彩。座顶部周遭有一平台，宽1至1.5米，南宽北窄，上面有信徒们抛掷的铜钱。

塔身部位，高10.99米，每面的转角雕成小塔形砖柱。砖柱基部有仰莲座。砖柱的素面上有阳刻施红彩的佛名文字。塔体上端有13级密檐，檐下都有八层迭侧涩。总高39米，占全塔总高近二分之一。塔刹部位，13级以上的收拢处建7.5米高的塔式塔刹。刹上有宝瓶，南北各有一小佛龛，南面较大，门面简封，内均放小佛等物。宝瓶全高2.87米，是元代以后更换的。(24)

辽代庆陵和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拓片资料

（6）庆州白塔：辽朝庆州城西北隅，现存玲珑砖塔一座，始建于辽重熙十六年（1047），略早于辽大明塔，原名释迦如来舍利塔，因通体溥白，故俗称白塔子，蒙古语称“察罕索布力嘎”。

19世纪末，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也到白塔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他记载：“这座宝塔从外表看一方面很像呼和浩特的白塔，另一方面又很像热河的六合塔。它比第一座塔低得多，但比第二座塔高。这三座塔的建筑式样完全相同。察罕苏布尔嘎修成八棱得、向上收缩的柱形。在最底下一层，棱的每一面长十三俄尺，因而整个宝塔基脚周长三十四俄丈二俄尺。

辽代镏金錾花铜经函河北省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就高度而言，察罕苏布尔嘎的每一层都比白塔明显的低，不过我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准确的测量。每一层的外面都装饰有浮雕，但比较复杂的神像仅第一层才有，上面几层装饰着普通尖塔的浮雕，而且不是在宝塔的各个面上，而仅仅在宝塔的四个面上饰有此种浮雕，其余四个面则为窗孔所占据。

把察罕苏布尔嘎的各层隔开的飞檐以及塔顶，与白塔的区别不大，只是这里还保存下作为塔冠的甘吉尔，而呼和浩特白塔的甘吉尔则完全倒塌了。现在从南面有一宽大的石梯通往察罕苏布尔嘎的内部”。(25)

辽代佛牌首都博物院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塔身高64米，为八角七层仿木空心楼阁式建筑，塔座建于石基上，每边长12.2米，各有1米高仰莲纹带。自第二层内收，每层均有腰檐平座和木围栏，东西南北四面各有圆拱木门。木门两侧浮雕金刚力士像，门楣浮雕二龙戏珠。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侧面，共雕84幢经幢和大象、猛狮、麒麟、飞天、云龙等玲珑雕饰。

塔心有佛龛佛像。在复原塔刹时，发现建塔时储入的纸质手写、刻印轴式经卷，折式写经，雕版经咒以及法舍利、丝织品等等珍贵文物，不仅填补了契丹腹地从未发现纸质经卷之缺，而且，为辽代佛教、佛经、印刷、丝织刺绣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26)

辽代镏金花鸟纹提梁铜熏炉河北省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7）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塔：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在呼和浩特市东20公里，京包铁路白塔车站东南5公里。塔为楼阁式砖塔，八角，七层，全高约37米。塔基座分俯莲、束腰、斗栱、平座栏杆及仰莲瓣等部分。

现斗栱以下部分高约1.35米，为淤土埋没地下，经风雨侵蚀，外表多剥落。斗栱部分亦多残损，转角铺作已无完整。平座栏杆之栏板分上下两格，一为缠枝牡丹及宝相等各种花草纹，一为十字格。仰莲瓣共有三层。

辽代镏金铜冠内蒙古博物院藏品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塔身外表全仿木结构。第一、三、五、七各层之南北两面及第二、四、六各层之东西两面各设圆拱门。第一、三、五各层之东西两面及第二、四、六各层之南北两面则砌假门，有门框、门簪、门钉及门环，门上并开有通风口。各层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侧面砌直窗檽，在中上部开通风口。各层角柱均为圆形。第三至七层各层各有倚柱两根，倚柱均为方形，柱上承普柏坊及斗栱。

檐下用双抄重昂五铺作斗栱，第二、四层补间铺作，各出45斜栱，各层转角铺作亦出45度华栱；各层平座斗栱亦为双抄重昂五铺作，但第二跳跳头不用令栱，比檐橼大都残损，尚存部分木橼。第七层斗栱以上部分亦多残损，原有结构难于揣测。

辽代花式口银盘盏河北博物馆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塔身第一、二层外表有雕塑形象，为此塔上最重要之艺术作品。正面门侧各塑天王力士像两躯，侧面各窗檽侧各塑菩萨像两躯，第一层之窗檽上并塑有佛像一座，各转角柱上塑蟠。全部造像均甚精美，力士像生动逼真；菩萨像面目清秀，姿态优美，技法成熟，为辽代雕塑艺术之杰作。

自第一层南北两门均可进入塔内，有阶梯可攀登塔顶。阶梯设于塔心，有二，可使登塔了望者分别上下，不致拥挤阻塞。塔内第一层壁中原嵌有石碑七块，碑上刻有捐资修塔人姓名。

辽代砖雕人物花鸟门饰内蒙古博物院乐艺会艺术图库资料

万部华严经塔为辽代丰州富民县西北隅寺院内之藏经塔，原寺院早已废弃，传此塔建于辽圣宗时，金大定二年（1162）重修，现塔身第一层南面拱门上嵌有匾额一方，篆书“万部华严经塔”六字，为后来补刻嵌入，原匾额早已毁去。塔内金、元、清各代游人题记甚多，如“大定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口氏题”等。(27)

19世纪末，俄罗斯人波兹德涅耶夫也到白塔考察过。不知他的依据，他误认为白塔是宋代的。据他行记记载：“这座远看就已十分高大的建筑物，当人走到它的近旁时更加显得庞大无比。它各层的高度是一样的，全塔共分为：第一，塔基；第二，由一层层塔檐分隔开的七层塔身；第三，塔顶。

辽代金银佛祖涅磐棺套函《金色中国》大展乐艺会资料

塔的基座是圆的，形同古时佛像身下的莲台；每层塔身都是八面体，而与塔身高度相比之下显得似乎有点扁平的瓦盖塔顶则又是圆形的。根据入口来看，塔的正面朝南，下面两层塔身各塑有十六尊坐着的佛像和立着的金刚。第一层的南面是正门，正门上方的白色大理石板上刻着六个篆字（即“万部华严经塔”）。

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清楚地拍下这几个字的照片，因此只好把它们摹写下来。不过我的视力不好，又无法走到上面去接近这些字（因为这个正门开在离地面大约有四俄丈高的位置），所以不能保证每一笔都写得正确。昔日正门前曾有过用砖头和花岗石石板砌的台阶，现在这些台阶都已倒塌，砖头和石板也都被附近的农民陆续拿光，因此，现在没有任何办法能进入塔内，从而也就无法看到塔里曾被张鹏翮提到的那些题词了。

辽代金银佛祖涅磐棺套函《金色中国》大展乐艺会资料

从外面看，这座塔异常美丽。巨大、精美的浮雕，颜色不同、砌法多样的砖块，装饰奇妙、凹凸有致的塔檐，宽阔的腰线上装饰着一些具有情节的雕塑，这一切都使人叹为观止，而且它们的阴影在整个巨塔朴素的画面上又是那样地浓淡适宜，使我感到有必要除拍摄整座宝塔之外，再将它的第一层单独拍摄下来，并且不揣谫陋地将其照片刊印于此。”(28)

（8）呼和浩特市蟠龙山辽塔：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呼和浩特东北17公里之大青山中有古塔一座，但未详记其形制及年代。调查时发现塔身仅存基座及第一层，高7.8米。塔为八角形，每边长约2.5米。基座为须弥座，仅东南部分尚完好。最上部作莲瓣。平座栏杆作“十“字格和花草纹。塔砖为常见之辽代沟纹砖。基座部分和附近辽代丰州万部华严经塔极相似，推测应为辽代建筑。塔西北不远山上有高半米之摩崖石刻浮雕像一躯，推测应与塔同时。(29)

三、结语

辽代金银佛祖涅磐棺套函《金色中国》大展乐艺会资料

以上介绍了内蒙古地区辽代寺庙遗迹8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遗迹只是辽代寺庙中较完整保留至今的部分遗迹。除此之外，也有已经发现的遗迹，如平顶山石窟、台香山石窟、鸡宝山石窟、玉皇山石窟等。以往学界对辽朝的“征服”性质或寄生性关注的较多，而对其文化社会的发展或创造性的关注明显少。本文也是在此思考基础上写成的。我们从以上的寺庙及石窟的介绍可以总结或联想到以下几点：

一、辽代佛教的盛行。除了清代创建的寺庙之外，辽代寺庙遗迹为数最多，可见，有辽一代佛教的传播和盛行。我们今天知道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佛教主要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但是西部地区的佛教是否也这样的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如说西部地区也主要受汉地佛教影响，那么，与辽朝接壤而同时代存在的西夏国境内也盛行过佛教，其佛教主要是从西域传过来的，这种宗教难道没有传到临界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呢？这些问题都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了。

二、石窟是辽代的特色。佛教建筑有许多种类，石窟本是其中最古的形式之一，在印度称为“石窟寺”。石窟本是佛教僧侣的住处，佛在世时就已经存在了。一般石窟寺是开凿岩窟成一长方形，在入口的地方有门窗。石窟中间是僧侣集会的地方，两边是住房。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礼拜窟”，一种叫做“禅窟”。礼拜窟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礼拜；禅窟主要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

从公元四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向东传播。中国西北，如新疆的库车，山西的云冈，河南的龙门等地现存的古代石窟，就是首先吸取了印度石窟造型艺术而建造的。敦煌石窟是中国先存比较完整的石窟群之一，它自北魏历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一千多年，共计开凿一千多窟。北魏洞窟形式都是摹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前面入窟地方有一个“人”字形披间，是便于礼佛跪拜的前庭，窟的后半部有一个龛柱（中心柱），是为礼拜时遵照印度习惯回旋巡礼用的。各时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鉴别，主要是从其面相、花纹、服装等加以观察。辽代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三、这些寺庙遗迹留下来的花纹、雕刻艺术、部分经卷和多种文字记载等种种迹象还给当今的人们传达辽朝的强大世界性帝国性质及其与外界联系的频繁。辽朝时期是内陆亚洲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时期，契丹族的宗教信仰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帝国强大后开始与外界频繁接触，也吸收过来外来的文化，佛教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从我们观察的范围来看，契丹人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发生文化关系，直至宗教信仰的层面都接受了部分汉地的习惯。

备注

(1)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中华书局版。

(2)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3) 同上。

(4)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

(5) 比丘明：《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中华书局，1987年。

(6)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

(7)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

(8) 《全辽文》卷十“妙行大师行状碑”；同卷[附载]“沙门广善撰妙行大师碑铭并序”。

(9) 《全辽文》卷八“续锲成四大部经记”。

(10) 同上。

(11)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