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我和茶的故事

茶和我的生活，甚至工作发生关系，是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就是在抗战期间。1940年我从香港绕道越南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教书。学校在沙坪坝。那里有条小街，街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店铺，只有一个茶馆，颇为热闹，它总是宾客满门。原来那个地方“哥老会”的朋友们很多，他们相会的地方就是这个茶馆。战时的住房紧，我住在学校宿舍，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把房塞满了。我要会朋友或与朋友聊天儿，就只有去那个茶馆。茶馆所提供的茶是有名的四川沱茶。茶很浓，味带苦涩，非常提神，是聊天的最好兴奋剂。不知不觉之间我喝这种茶上了瘾。不去那个茶馆的时候，我就在我那个小房里喝起来——独酌，配合我的“读书”。我发现浓茶会提高读书的理解力，因为茶可以活跃脑子的想象力。

1944年我去了英国。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英国被德国的潜艇所封锁，生活物资运不进来，沱茶当然没有了。好在我天天得到英国各地去巡回演讲有关中国人民抗战的事迹。英国人民也被动员了起来，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努力。刺激头脑的事情时时刻刻都有，没有沱茶也不觉得有所失。我真正想喝点什么的时候，就拧开自来水管——在去重庆以前我就是这样解决“渴”的问题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茶。但在英国，茶还是要饮的，不过茶的性质及饮它的目的不同——实际上它是饭食之一种。

茶这种植物原是中国人发现的，饮茶这种习惯也是首先在中国人中间传开的——据传说，神农在位期间，纪元前2737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饮茶。但是中国最古老的辞书《尔雅》里所记载的茶，作为人民生活中的饮料，是在纪元后350年才开始。到了18世纪末，饮茶的习惯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唐代文人陆羽（733年—804年）还专门写了一部《茶经》，论述茶的性状、品质、产地、产制方法及应用等问题。唐朝政府甚至还征收茶税。日本从唐朝引进了饮茶的习惯，竟然在13世纪末也出版一本有关《茶道》的著作。欧洲文献中茶最初出现于威尼斯的著名哲学家建姆巴蒂斯塔·拉木休（1485年—1557年）写的三卷《航海与旅行》一书。英国人于1559年从翻译荷兰航海家演·胡哥·万·林—叔丹写的《旅游记》才得知“茶”(Tcha)这种饮料。到了17世纪中叶，茶已经开始在英国普及了。1657年伦敦的加尔威咖啡馆开始公开卖茶。1658年伦敦《政治信使报》第一次登了这样一则关于茶的广告:

那种美妙的、被医务界所认可的中国饮料，中国人名之谓“茶”(Tcha)，别的国家叫作“泰”(Tay)，又名“德”(Tee)，现在在斯魏丁·伦兹街的“苏丹总咖啡馆”由伦敦的皇家交易所出售。

饮茶的习惯就这样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英国成了西方的主要饮茶国。但英国人所饮的茶却和我们的不同。当茶叶最初在英国出售的时候，它每磅的价格，大概相当于现在至少60-100英镑，相当于现价500-1000元人民币。这样价钱的茶当然只有贵族才能品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和锡兰开辟茶园大量生产茶叶。因为气候的关系,这种茶叶既粗又黑又涩，即英国所谓的“黑茶”，我们把它叫作“红茶”。英国人喝它的时候在里面加进牛奶和糖。这样的茶就不是“品”的饮料了，而是食物的一种。英国人吃早饭的时候有它，上午10点多钟打尖的时候有它，下午4点来钟“小吃”的时候也有它。有些英国人甚至把它配以三明治、沙拉和点心当作晚饭，即所谓“高茶”。每天人们就这样伴着饭食“吃”几次茶，此外就从不“泡茶”作“品”的享受。但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办公桌上随时随地都放着泡好的一杯茶，当然也随时随地地“品茶”。甚至公共汽车司机在行车的时候，也要在他的座位旁放一大杯泡好的茶。

我在英国住了近六年，虽然天天要“吃”几次茶，但真正渴的时候还得开自来水管，用漱口杯或用嘴对着它饮几口。我在重庆习惯了的沱茶，当然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再与它“重逢”的时候，是在1949年冬，我回国以后。从此“黑茶”们成为记忆了，因为中国的饭食和它配不上套。沱茶又成了我在家接待朋友或读书的陪伴。我对茶的经验也只限于这个范围。有关沱茶(除四川以外还有云南产品)的学问，据说很广，但除了上述范围外我就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了，因为我对它的体验不深，我喝茶大部分在晚间。我的办公桌的抽屉里从没有茶叶，桌上自然也没有茶杯。一晃3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倒是现在当了“顾问”以后，也就是过了花甲之年以后，我不需坐班，有机会到国内许多地方(有不少还是名胜地)去跑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承他们的厚谊，每年我总要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本地新茶，我“品”起来倒还带味。我当然说不上是什么茶的鉴赏家，但近十多年来我“品”过的茶种确实不少。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很简单：中国的美好东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种。但它不像其他珍贵的东西，它既高雅，又大众化，没有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不完整——“柴、米、油、盐、酱、醋”之外，还必需有茶。可惜这个真理，我只有在生活中兜了好大一个圈子以后才悟出来，未免觉得惭愧。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1990年7期）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