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 “研究主体”的启蒙时刻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代表文集有《句子的手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隐匿的整体》《查尔斯河上的桥》等。
内容提要 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必须一方面摆脱“进化论”的倾向，一方面摆脱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为此，就必须将“研究主体”自身的历史认知模式当作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出发点，如此，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就不是按照年代先后的事实罗列，而是探究这些事实在怎样的历史社会学语境中如何被建构起来。
关键词 研究主体 内部研究 外部研究 文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文学性
近十年来，各类有关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大部头或多卷本著作层出不穷，共同沿着一条“知识增长”的进化论线索，各自叙述“六十年”“七十年”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辉煌史。但与这些成就相比，近年空穴来风的“取缔英文系”之争论就不免大煞风景了——岂止英文系，只不过作为一个大系，英文系首当其冲而已，而随着其他语种纷纷达到所谓“就业饱和”状态，势必也将面临英文系今日的尴尬局面。如果说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当今时代一样亟需各类有关“外国”的全面而深厚的知识，那么，为何恰恰是在当今时代，本可大有作为的外国文学学科反倒竟有存亡之虞？新的历史条件下，外国文学的学科合法性何在？与此相应的一个回溯性问题是：此前被赋予外国文学学科的那种学科合法性，为何反倒造成了当今外国文学学科的危机？
政府机构的决策一般总比学科自身的意识要迟上半拍，不过，这次似乎反倒是政府机构的意识大大超前了，在外国文学界还普遍浸泡在十九世纪的福尔马林溶液里而没有意识到危机时，它就出台了应对危机的措施。因而，当2017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外国文学学科进行调整，以“五大新方向”取代以前以语种和国别划分二级学科的一百七十多年的传统格局时（若从1839年11月创办于澳门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开始计算），看起来反倒似乎是这项应对危机的政策自身引发了“危机”，兹引2018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一次有近五十所高校的外语院系掌门人参加的全国学术会议的报道：
文件规定“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少涵盖本学科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个主干学科研究领域中的三个”。这一规定透露出一个信号，即我国外语院校沿用了几十年的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意味着外国语言文学开始跳出从前以国别、语种为界限的学科（如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格局，进入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外语学科新格局。然而，面对这一根本性变化，我国一些外语院系似乎还没有及时、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产生敏感的反应并发起会议公开讨论的，竟是南宁这个于中国学术地理上被认为处于“边缘的边缘”的城市里一家非百年名校，这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不过，正如英国文学研究最初发端于英帝国的边缘地带——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最后才进入此前一直供奉着古希腊罗马“古学”的牛津剑桥一样，中心地带既然从传统中获得了声望，自然要捍卫自己的传统，并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把适应变化视作趋时，而趋时则被理解为一种浅薄的表现。当牛津剑桥慢半拍地成为英国文学研究重镇，并在利维斯集团把控下将英国文学研究变成一种集审美与伦理于一体的高度主观之物之后，“重写文学史”的革命之声又在英国学术界的“边缘”传来，并渐渐波及牛津剑桥。“边缘”相对于“中心”而言，其优势在于不受传统的羁绊，更加具有历史想象力。
（利维斯卡通画像，理查德·威尔逊作，图片源自必应）
这个文件虽以《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之名出之，却对外国文学学科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力，而且，它是一次试图以学科格局的变化来催生相应研究主体形成的意义深远的举措。但问题由此又落回到鸡与蛋的先后关系。所谓“危机”，并不意味着一种实际已存在于那里的可见之物，而毋宁说是研究者个人的“危机感”，因而，即便外国文学学科格局保持不变，敏感一点的研究者却早已改变，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组合着学科知识谱系；另一方面，即便学科格局变了，这种变化也并不一定对不敏感的研究者产生多少触动。毕竟，当学科的变化仅仅体现为学科格局的调整以及新的院系或者研究中心的设立等外在的变化，而不是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谱系的变化时，这种外在的变化很可能就会演变成教育和科研的行政资本的一次浪费，旧的机构一窝蜂全改换了新的门庭，一大批思维旧人被重新打乱建制，分配到各个新的机构，在那里继续过着旧日的知识生活。
不少外国文学学术史、学科史研究著作虽名之为“史”，却基本是记言记事的“实录”，未能充分体现出“史”的意识。当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多少体现了某种可能连撰史者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史观，可如果撰史者不对自身的历史建构方式进行一番明确反思，我们获得的可能只是一堆按时序排列的材料，而不是“史”。就此而言，“史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材料本身。
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方面卷帙浩繁的著作几乎穷尽了外国文学译介史方面的文献材料，这是它们的贡献，不过，本文主要探讨两个普遍性的问题：第一，一方面是对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之“史前史”的忽略，另一方面是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体现出“史前史”的格局；第二，这些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著作立足于1980年代之后有关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没有对这一区分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探究，也就没有发现“内部研究”新传统与十九世纪殖民时代的“语文学”旧传统之间的秘密融合。
各类外国文学学术史、学科史研究著作往往假定了一个时间初始点，即1949年10月。可学术史的节拍不见得与政治史同步，以政治史事件作为学术史分期的依据，忽略了不同领域的不同步。1949年10月可能改变了外国文学学科的一些可见的行政或管理的面貌（“苏联模式”），却可能并未深刻触及一个学科旧有的知识谱系，即按照政治史节拍被切割出去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史前史”可能换上一个新名称，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政治史事件之后延续下来：首先，是一种人事连续性，即1949年10月之前的外国文学学者在那之后依然是外国文学学科的塑造力量或者说领导力量；其次，是知识谱系的传承性，即1949年10月之前形成的外国文学学科的知识传统继续成为之后的知识传统。“史前史”的这两种连续性或传承性合在一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再生产着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主体。
当然，并非每一种以外国文学学术史或学科史为名的学术史著作，都未触及这个根深蒂固的“史前史”，例如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众议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因立足于一些重要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史，不特以某个政治史事件为起始点，而在个案史层面触及了“史前史”，尽管作为个案研究，这套丛书名下的各部著作并未对“史前史”进行更为一般的研究。
更关键的原因，是近十年来的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方面的写作，处在198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以“内部”和“外部”来区分文学研究的韦勒克式“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下，这种文学理论实际排斥了历史化，不能为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写作提供一个有效的总体“史观”，因而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方面的著作大多显出一种记言记事的“实录”特征，按年份来罗列大大小小的“事件”（历年译介状况），侧重描述外国文学流派、理论流派、作家或作品在其中经历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各种的“背景”（“背景”而非“语境”，就已证明这些著作秉承着“内部”与“外部”之分），并试图从中寻找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范式”的变化。
“范式”也是1980年代流行中国的西方概念。所谓“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科学理论”。范式一变，这同一个世界在历史感知上就发生了变化，因而范式变化也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尽管库恩后来认为科学的进步既非一条简单直线，也非一条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但他时刻挂在嘴边的“共同的信仰”“科学家共同体”“没有竞争者的党派”却使他把“范式的变化”基本视为知识内部的一种进展，并假定了一个唯一的“同质”的科学研究主体。因此，范式的变化一旦作为一种世界观移入社会史领域，必定会面临其基本假设（如“共同体”概念）的瓦解，因为社会史必定首先假定不存在这么一个同质的共同体，而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乃至信仰团体彼此冲突的社会，它并不像科学那样存在一个基于“中性语言”和某种被普遍接受的“范式”。库恩专注于“范式的变化”，无意发展一种“范式变化的历史社会学”，这就等于把社会简约为一个人为制造的总是处于“理想条件”之下的“科学实验室”了。
但“到了八十年代，范式在他的文章中也很少见到了，代替它的是‘不可通约性’一词”，只不过同处19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科学崇拜”的狂热中，因而库恩此时的思想转变对中国的“科学崇拜”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则在“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初的1980年被译成中文，作为一个有力的“外援”，对中国此后的自然科学、人文学和社会学科的基本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在同一种“回归科学本体”的社会气氛和知识气氛中，主张“文学的内部研究”的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1949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在1984年被译成中文，并被奉为“文学理论的圣经”，遍授于中国大学的文学系和外文系，似乎它以“回归文学本体”的“内部研究”为日渐感到名不正言不顺的外国文学学科最终找到了学科的合法性。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与《文学理论》中译本，图片源自百度）
正如1980年代在回溯性描述中通常被定义为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学理论》也的确起到了将文学研究“从政治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拨乱反正作用。不过，“政治”一词的词义从那时开始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狭窄化，从而被污名化了，似乎它对文学学科的本体——“文学文本自身”——意味着一种外来污染。但当我们这样理解“政治”一词时，就大有可能把文学研究的狭窄化乃至非历史化误解为思想解放了。可是，没有人留意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自身的“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性”。如果说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徘徊着马克思的幽灵和康德的幽灵，那么1940年代之后，它们就在西方分别换上了“左派”与“右派”的外衣，在一切社会领域分庭抗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一切社会领域势均力敌。在1945至1957年之间，即美国左派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所说的“铁板一块的五十年代”，美国处在保守主义时代，麦卡锡主义者清洗着一切与他们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派人士。不过这主要是就狭义“政治领域”而言，正如欧文·豪在谈及自己1954年创办《异议》时所说，“当知识分子无法做别的事情时，他们就去创办刊物”，左派从狭义的政治领域纷纷退入文化这个象征政治领域，使得五十年代又成为一个“批评的年代”。
与“左派”的“文学的历史社会学”不同，“右派”习惯于遮蔽自己的文学理论与历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必定假定一个超乎历史与社会之上的抽象的、单一的、永恒的主体——“我”，其文学理论必定具有康德“无功利的静观”的“绝对形式”的特征。因此，康德的幽灵借助于康德主义者韦勒克和沃伦在1949年（时当麦卡锡主义清洗左派运动的高潮之际）体现为一种“文学理论”，以“文学的内部研究”之名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有关历史和社会的研究统统隔离在“外部研究”中，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欧文·豪本人认为当时在文学批评领域崛起的“新批评”（形式主义学派）“超越了印象主义的闲聊”，让读者看到“诗歌如何‘产生效果’”，但他也意识到其保守主义政治动机，是一种具有“南方的怀旧”色彩的“保守主义的重农主义”，“鼓励给予一种静态的、怀疑创新的态度以优先地位，而抵制在欧美现代主义中堪称主潮的激进主义”。
奇怪的倒是《文学理论》一书被从1940年代末麦卡锡主义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风行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国，似乎此前近四十年中国的文学研究一直被“极左政治”所戕害，必须回归“文学本体”来自救，而主张“内部研究”的《文学理论》正是这样一味猛药。此后，沿着康德的道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叙事学等也纷纷从其原发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旅行到了中国，一时蔚为大观——时当中国“重建”其“文学理论”或者说“文艺学”的时期，这些以回归“文学文本”乃至“文学的内部”为宗旨的文学理论，就构成了此后中国几代文学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
不过，正如极右的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中国的“极左”时期也并非政治的常态，而更像是摧毁常态政治的反常政治。但你可以让文学研究摆脱这种或那种“政治”，却无法让它摆脱政治本身，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政治”一词仅在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意义上才成为贬义词，而真正的“政治”乃指“城邦的一切公共事务”，正因如此，公民才被定义为“政治人”。文学当然也是“城邦公共事务”之一，而且，如果我们回归到“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那么城邦片刻也离不开文学，因为“文学”建构着城邦的“主体”——“政治人”。
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的“文学本体回归”的确消除了反常政治对文学研究的粗鲁干扰，那么，它在“去政治化”的名号下却同时将常态政治狭窄化了，文学研究只剩下一种难以辨认出其意识形态性的体现为“形式研究”或“修辞学”的“右派政治”：它开始将一切不符合其特定政治标准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清除出文学史和文学教科书，同时在所谓“与世界接轨”而实际是与欧美接轨的热望下大幅裁减“第三世界”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和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比重，其结果就是“前三十年”培养起来的亚非拉文学研究人才在“后四十年”愈发被边缘化，他们筚路蓝缕的研究往往及身而绝，学科凋零，以致当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时，竟有语言人才匮乏之忧，更别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入研究了。
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力似乎全被引导到了作为一个孤岛的“文本”内部，在那里，历史停止了，社会也像是遥远得听不到声息的喧嚣，似乎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文学文本都可以在一个超越历史和社会的纯粹美学尺度上获得技术比较与分析（韦勒克因此成了一个“比较文学家”），而这个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主体必定是一个单数的膨胀的“我”——“我”便是天地的程度。文学批评由此走向“内在化”，但这种“内在化”同时显示为一种“技术性”，并导致了“学院派”批评的兴起，经历着“双重疏离”：一是文学批评变成了脱离“生活世界”的形式玄学，一是文学批评变成了与大众文学阅读活动无关的“专家之事”。这种“双重疏离”在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不甚明显。毕竟，一方面，研究对象是本土文学，另一方面，研究主体是本土学者，因而你无法完全将本土文学的形式与血肉相连的本土的社会生活切割开来。但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由于是“外国的”，即你与它之间只存在一种抽象的关系——“双重疏离”却渐渐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正因“内部研究”具有一种内在化或非历史化的特征，才得以通过将历史和社会置于括号或逐于“外部”，而自成一个“形式的乌托邦”。正如欧文·豪谈及“新批评”与“南方”保守主义或者说“怀旧”之间的关系一样，中国1980年代兴起的“内部研究”也必然与另一种更为古老的外文系传统，一种由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外国教会学校、语言学校以及由洋教员和归国留学生共同执教的本国新兴高校的外文系所形成的以“语文学”为核心的传统，隐蔽地结合在一起。
近十年种种外国文学学术史、学科史著作，无不把1980年代视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辉煌时代的开端，并因此或深或浅烙着1980年代的这种“文艺理论”或者“文艺学”的痕迹。其实，将文学研究从所谓“政治”的囚笼中夺回来，并未使它摆脱“政治”——政治不仅在其外部，也在其内部——毋宁说处在了一种政治无意识状态，而与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史或学科史罕能谈及的“史前史”暗通款曲。如果笔者在这里提出1980年代对“文学本体”的回归使得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回归到了中国近现代半殖民时期的“语文学”，可能会冒犯一些将“知识的进化”视为不言自明之通例的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写作者。不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反复谈到过历史幽灵的借尸还魂，而我们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时常看见康德幽灵的借尸还魂。由于“内部研究”一方面排斥历史和社会，一方面具有一种怀旧的保守主义倾向，因而，从拨乱反正走向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在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创新实际更多地体现在文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方面，但它们被韦勒克式的文学理论一律打上“外部研究”的标签，尤其是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研究再一次走向了“内在化”，走向了“形式玄学”。
（卡尔·马克思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节选本，图片源自百度）
“玄学”又名“形而上学”，是将世界切分为现象与本质之后对本质的研究，而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扰攘不安的现象相比，本质必定是静态的、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因而最终必定是内在的或心理的，是内心对某种“最终之物”的欲求的一种外在心理投射。康德赋予审美判断以一种先验、绝对的形式，从而证明自己在玄学之路上走向了完全的主观状态，为此，他就必须臆想一个单数的因而是抽象、绝对的主体“我”，或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类’‘唯一者’‘人’，等等”。“绝对形式”只对一个单数的“我”而言才存在，因为此时“我”就是绝对的尺度。但你即便独处，也时刻生活在社会中，因为人生来就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存在，“我”永远生存于非同质的“我们”之中。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他们就等于把文学研究或者说“审美活动”也社会化了，是一种社会实践，不再是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那个无所不在的单数“我”的“无功利的静观”。尽管康德也不时使用“我们”这个复数，但他的“我们”由于高度同质化，共同沐浴着“先验形式”，因此仍是一个单数的“我”，而马克思的“我们”则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你”的“绝对形式”之于“我”，可能只是一种绝对统治权的表征而已，并非一个美学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缺乏自身阶级意识而追随资产阶级的法国小农时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
考虑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于法国大革命爆发次年，他以无功利来克服功利，以内在克服外在，以理念克服历史，以先验形式替代社会实践，就不是一种“无功利的静观”了，而是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利益一致性——“我”代表了软弱的德意志小资产阶级——来期望分裂的欧洲人回归到他们古老的似乎对谁都是“先验形式”的“共同记忆”，以实现康德在政治哲学上提出的“永久和平”。在后来的于根·哈贝马斯与米歇尔·福柯那里，也可以看到康德的幽灵与马克思的幽灵的附体：哈贝马斯为建构欧洲的统一性，像新黑格尔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一样，事先建构了一些同质主体，它们似乎通过公共领域的话语理性交流就可达到一致，而福柯却揭示出这种同质主体的虚妄性，它们之间的所谓“一致性”——即便真存在这种一致性的话——无非是权力规训的结果，是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阶级对别的阶级进行意识操纵和催眠的产物，正如路易·阿尔都塞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发现的那种合谋。
近十年的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往往以1949年10月作为自己的历史起始点，似乎从这个政治史事件开始，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和外国文学研究就开始“苏联化”了（模仿苏联的学科建制和政治挂帅）而不去追寻它们与“史前史”之间更为密切而隐蔽的关系，因此，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之时，苏联模式遭到系统批判，而英美模式则似乎成了“回归文学本体”的不二法门。不得不说，这里存在一个“制造”文学研究的当代英美模式的话语建构行为：当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被奉为文学研究的“圣经”以援助中国1980年代“回归文学本体”的去政治化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大潮，英美实际盛行的恰恰是左派的历史社会学批评。不过，一则由于当时信息不全，一则出于摆脱以往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作为一个“次流”的形式主义批评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夸大成了欧美文学批评的主潮。杨周翰先生在写于1982年的《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一文中说：
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假设均基于这些理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生活，它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它有政治倾向性和教育目的。作家应当不断深入生活，特别要深入劳动人民的生活……批评家则主要探讨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中发现了一套与之迥然不同的术语。诚然，西方文学批评远远谈不上统一和相同，但照现在的情形看，各种批评流派都有一种相互渗透的趋向，因此就自然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在这些特征中，最主要者就是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这两套批评术语的不同表明，中国批评家所专注的是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而西方批评家则观照作品本身，不屑于费心探究作品的“外部因素”。前者大致与韦勒克教授归类的外部研究相近，后者则近似于内部研究。
（杨周翰先生与《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图片源自百度）
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大潮因无法为中国19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建构提供援助，而被按照《文学理论》的划分方式置于了“文学外部研究”之中。这里只是随意举出杨周翰先生的例子，实际上，以“内部研究”来为文学研究重新确立学科合法性，是当时流行的话语，而为其奠定“本体论”哲学基础的则是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二人都有康德美学的背景）。由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将文学研究丰富的历史-社会层面驱逐到“外部”，它为自己留下的可资研究的东西其实匮乏得可怜——不过是一些静态的“文学形式”，按韦勒克的说法，只剩下“修辞学”了。另一方面，由于其“怀旧”的保守主义，它在“回归文学本体”的名义下又秘密重返了作为外国文学学术和学科史之“史前史”的十九世纪“语文学”，返回到清末和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外语系传统，而这类外文系传统又要上溯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背后的美国在华教会大学传统。
但它们并非最终的源头——毕竟，当时的美国大学的英文系还只是英国大学的英文系的“殖民地”，连“美国文学史”都只能作为“英国文学史”的附骥。最终的源头要上溯到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即英国来华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39年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再往前追溯，则是他与另一位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816年在英国海峡殖民地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时当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时代，最初的英华书院就像当时海峡殖民地其他教会学校一样，洋溢着对于异国情调的某种向往，并不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其统一的教程。1834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利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印当局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他通过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当时海峡殖民地为东印度公司托管的殖民地）开办学校的考察，发现这些学校主要以当地语言教学，感到英国在印度的教育失去了文化殖民的宗旨。于是，次年，他向教育委员会提交《教育备忘录》，对印度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批评，首先贬低了当地英国人对“东方文学”的热衷，然后规定所有学校一律改为英语教学，教授英国古典文学，因为“我们必须尽力在我们与我们所统治的千百万当地人之间培养一个充当翻译的阶层，一个拥有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却在趣味、见解、道德和智识上英国化的阶层”。
麦考利的东方教育计划实施三十年后，他的外甥乔治·奥托·特里维廉于1860年代初赴印度考察教育，发现他的舅舅的“东方教育计划”已在印度开花结果，而这些教育机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纯粹英语的，以使殖民地本地上层社会受教育的子弟疏离于本民族和本族语；第二，英国古典文学的，以使他们沉浸于英国的古代，疏离于迫在眉睫的本地的和世界的当代问题，培养的是一种特里维廉所说的“温和的、古风盎然的、滥情的保守主义”。文学的“内部研究”在这种“双重疏离”之后，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形式崇拜，失去了与世界的真实联系。“东方教育计划”随着英国殖民东扩而在新占领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不断复制，马礼逊的英华书院也在英国割占香港的1841年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然后其他英美传教士也纷纷开始在条约港口创办教会学校，而稍后中国自己创办的新式大学也无不模仿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学课程设计，因为它们最初的教员多为洋教员、归国留学生以及从教会学校毕业的中国人。
基于麦考利式的“东方教育计划”，这些教会学校和语言学校偏重于移情式的“教化”，如此它们就一定会偏重于“纯粹的”或“内部的”英国语言教学和英国古典文学阅读，以降低学生的当代意识和政治敏感性。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谈到其《英语课：帝国主义课程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的写作缘起时，说他看到过一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北京菜市口处决中国拳民的照片，在处决现场的一堵墙面上，贴着一张传教士开办的英文学堂的招生广告，他因此认为死刑场面与招生广告的这种并置，“无论你作出什么解释，这一广告自身都象征着一种历史事实的视觉提醒：帝国主义向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涉及本地人对试图在某些特定地理区域获得文化霸权控制的外来力量的抵制和适应”，“在英语课上学习的那些课，也许是帝国较为柔软的一面，以哄骗和诱惑当地人参与有时被想象为‘联合企业’［的帝国事业］”。
作为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史前史”的这种“帝国主义课程”，并未伴随中国1949年10月之后从半殖民状态独立出来而相应经历一场“文化去殖化”，甚至直至1980年代“文学的内部研究”兴起后，这个“史前史”还被想象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早期辉煌阶段，并以各种经过美学净化的回忆不断重构着清末民国的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以及诸如北京大学外文系和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柔软”面孔。这种文化领域的历史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与中国近现代的半殖民性息息相关。半殖民性意味着“多重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它们碎片化的殖民地理分布（大部分局限在沿海城市）和控制”，但这些统治和控制又尚未到达彻底颠覆中国国家主权的程度。不像那些在单一殖民帝国统治和控制下甚至被迫改用宗主国语言的“完全殖民地”——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国家获得独立，“被殖民”的意识相当敏感，并或早或迟会启动一场“文化去殖民化”运动，以便确立本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培养自己的历史主体——中国的这种半殖民性容易造成其知识分子对“被殖民”状态的政治敏感性的弱化。因而，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被认为是一种将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力量的“文学内部研究”，由于其源头的怀旧的保守主义倾向，必然与半殖民时代的“语文学”结合在一起，构成1980年代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核心知识谱系，并从那时起至少生产了三代研究主体，而这种再生产又高度依赖于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学科制度——学科划分、部颁“教学大纲”、文学史写作、师承关系等等。
尽管挑战这一知识谱系的力量始终存在，甚至近些年还颇有蔚然成风之势，但那种“右派”的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双重知识谱系却似乎牢牢控制着“学科的正当性”或者“学科的合法性”：前者诉诸“极左政治”或者说“反常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粗暴入侵的痛苦回忆，以吓退试图将文学重新纳入政治的努力，后者则诉诸老外文系的传统声望，为此不断建构清末和民国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英文系的“辉煌”历史，如此，新兴的“文学内部研究”就与传统的“语文学”合二为一，成了外文系的学科合法性的来源，并且感到自己有足够的资格对一切在它看来冒昧侵入文学研究领地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大喝一声：“你这是文学研究吗？文学性才是文学研究唯一正当的学科存在理由。”
然而，即便按照这些“文学本体论”者的说法，“文学性”才是“文学研究”唯一正当的学科存在理由，但那恰好意味着“文学研究”非得把“非文学学科”纳入自身才行，因为“文学性”不等于“文学”，它基于一系列的区分，而你不能把与之形成区分的那些对象阻隔在外，否则“文学性”就从一个相对的尺度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尺度，变成了“我”的一个专横的尺度。
所谓“文学性”，按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森的定义，不是文学才有的一种特征，而是一种散见于一切“话语”的“对于日常言语的系统冒犯”或者“偏离”的现象，因而，只要你具有足够的文字感知力，那么你在文学文本中发现的文学性并不见得一定比在历史文献中发现的文学性更多。与其说“文学性”研究的是文学，还不如说研究的是话语——各种各样的话语，从街谈巷议一直到高堂讲义，即便文学性可能——但不一定——更多地见于文学。如果说文学性研究的是“话语”，那么，文学研究回归到“话语”，研究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各种社会话语之间相互纠缠的关系，那就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种前景辽阔的可能性。
（罗曼·雅各布森，图片源自百度）
文学性根本就不是“内部研究”的合法依据。既然文学性是对日常语言的系统冒犯或者说偏离，就牵涉到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例如作为一名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英国文学学者，你如何确认威廉·莎士比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英格兰的英语的“日常语言”？你只有确切知道那时的“日常语言”，才能确定何为“偏离”；再如对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格兰社会某一个阶级来说诗意盎然的话语，对另一个阶级来说，可能味同嚼蜡，而你不能将这种感觉归结为教育的缺失，因为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规训，是确立一种“普遍标准”的一个社会权力过程，于是，你就不得不在研究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史的同时，也去研究当时英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美学品味以及这些品味如何建构起来以服务于各自的阶级斗争需要，如此一来，一开始有关文学性的“内部研究”就不得不变成有关文学的整体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作为一种理论外援，“文学的内部研究”帮助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建立了“文学本体论”的霸权地位，而对文学进行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研究因被判定为“外部研究”，就被驱逐到了学科合法性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英语中心主义，英美文学研究一头独大，而亚非拉文学研究则渐渐受到忽视。结果当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为世界大国而必须对世界的一切方面具有更广博而深厚的认识之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外国文学学科能够提供的有关“外国”的知识贫乏得仿佛只剩下一堆有关韵脚、比喻、隐喻的玄想。当其他学科纷纷以“拓展”为本学科而获得更为广博的空间之时，外国文学研究却退守到了“内部”，也必定以丧失“外部”为代价。1980年代为外国文学研究学科提供学科合法性的“内部研究”居然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就使外国文学学科陷入存亡之虞，竟有“英文系存废”之议，的确发人深省。
（雷蒙·威廉斯，图片源自百度）
如果说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区分只是意识形态的建构，那么在这一区分中，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可能成为一门专门史，一门假定文学研究“范式变化”的动力来自“内部”的文学“观念史”或“思想史”。提出“文化唯物主义”或“文化社会学”的雷蒙·威廉斯说：“形式分析必须牢牢扎根于形构过程的分析。”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重新与每部文学作品所从属的特定历史语境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才能在普遍联系的社会关系中更加有效地分析它的形式及其变化。换言之，外国文学研究必须由“内在化”转向“外在化”，由“形式研究”转向“文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转向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实践”。文学文本如此重要，以至单一的“形式研究”不敷其用。美国历史理论家丹尼斯·史密斯曾就“历史社会学”写道：
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不同社会的进程与结构的不同；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相反，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探寻过去与现在、事件与运行、行动与结构的相互渗透交融。
外国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在于内外拓展，而不是龟缩在“内部”。这种“拓展”不是毫无目标的博学，而是不以既定的或者说出于某种意识形态乃至仅仅出于方便而“建构”起来的学科界限来决定自己的研究课题，而是一切以“问题”为导向，以“每一次”的问题为中心，来“临时”重新组合不同的学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目光从被捍卫的神圣“内部”投向被这个“内部”一次次宣布为“外部”乃至“非文学”的那些领域，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文学研究正在走向“文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这种“拓展”中，任何专门史都倾向于成为社会史，而社会史倾向于成为总体史，而外国文学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社会史化”是它通向更加雄心勃勃的“总体史”的必经阶段。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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