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城市人”理论（Homo Urbanicus）是城市规划学科的重要理论。城市人的理论基础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理念”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并且借镜经济学的“经济人”和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科学”（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理论。梁鹤年先生提出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1]218。城市人理论不仅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指导方针，更重要的是城市人理论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在自存和共存平衡的原则下，提升个人与所有人的空间接触机会，以使个人和群体获得最大幸福。“城市人”理论的价值不应局限于城市规划，对以“人的聚居”（如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有借鉴意义。都市人类学和城市规划虽然各有研究侧重点，但都市人类学有借镜城市人理论的必要性和意义。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于1980年代末由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liyu Guldin）引入中国[2]。都市人类学的形成与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转变有密切关联。从20世纪开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原住民扩展到村民和市民，研究地点从部落扩展到农村和城市，研究范围从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扩展到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在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学对都市人类学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前者的研究需要大量样本，而后者则只有少数“报道人”，两者在发展过程相互影响。美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城市化、贫困问题、城市空间、社会关系和新自由主义，1990年代后转向研究城市空间。而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归纳为城市文化，包括：城市变迁，城乡关系，城市中的社区研究、族群关系，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贫困、艾滋病、民族问题等。总之，都市人类学在学科的界定、理论、价值观、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还在不断完善，可以借鉴城市人理论对于学科关键概念的界定。在都市人类学中，“都市”和“城市”的概念界定不清，如把都市（urban）定义为城市（city）与城镇（town）的总称[3]，在研究范围上又把都市等同于城市。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市和城市有明显区别。“都市”一词源自中国古代。“都”一般指城市（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也指首都（如《出师表》“兴复汉室，地面观察站于旧都”）。“市”一般指市场（如《木兰诗》“东市买骏马”），作动词时意为“交易”（如《春秋左传·殽之战》“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都市”一词的连用，最早可能出自《商君书·算地》，“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市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书》讲述了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在《算地》篇中，他提出关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其中城市、市场、道路等设施应占可利用土地的1/10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终实现以地养战的目的。另外，“都市”与“都邑”“都会”（如《史记·货殖列传》“然邯郸亦漳、河之闲一都会也”）为同义词。总之，“都市”特别包括了“首都一级的大城市”和“市场”。现在“都市”一词一般指大城市，特别是某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在西方最经典的翻译为metropolis，出自16世纪的拉丁文metropolitan，意为主要城镇或省会城市（chief town or capital city of a province）。道萨迪亚斯在其“人居科学”理论中对都市进行了定位。他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为基础，以等边六边形作为城市的交通、通信、商业网络的单元，七倍递进式地扩张（一生七，即六边形的每一边都可以生出一个同等面积的六边形），人口也按此递增[1]221。道萨迪亚斯聚焦于人口规模，依据人口规模将人居类别分为15类，最小为个人，最大为全球都会，都市也位居其中，指人口数量200万、占地面积300k㎡的城市。“城市”在英语中可以译为urban或city。urban与city来自不同字根，有所不同。urban出自拉丁文urbs，指一个有城墙的城市（walledt own），以帝都罗马城为代表；更常用作形容词，指带有城市气质的、精致的、文明的（incity fashion, polished, refined, cultivated, courteous），以此形容具有城市气质的生活方式。city出自拉丁文civitas，指人类聚居之所，规模无分大小，但city强调的是公民（citizenship），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结社。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2] 周大鸣, 李陶红. 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反思[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7(6): 59-67.
[3] 周大鸣. 都市人类学三题[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4): 80-87.
本章是全书最后一章，论述了“城市人”理论的价值取向及其对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与现代西方理性“经济人”强调自存的价值观相比，“城市人”理论建立在自存与共存平衡的价值取观之上。有人会问，这种价值观的探讨有何实际用处？就个人而言，这种基于价值观的视角是我过去几年学习“城市人”理论过程中最受启发和最觉感动的地方。因为它不单涉及理论高度，更体现人性温度，犹如一粒种子，启发我不仅思考“专业事儿”，也联系“生活事儿”。先从生活事儿说起。我的叔叔是家里的“后勤主管”，以前每天晨练完就会到小区附近的菜市场溜达。那个时候他似乎有种“望闻问切”的本领，一进菜场就能迅速挑到合适又实惠的食材。他和很多摊主十分熟络，会长期光顾那些他认为厚道的摊主，从他们那儿买到新鲜放心的食材，价格也公道（不一定全场最低），时常还会跟摊主拉上几句家常。后来，菜市场从露天改到室内，又发展成连锁超市，移动支付和快递外卖兴起后，社区团购、送菜上门则成为现在买菜的主要方式。买菜这件事儿，从“走一条街”，到“逛一家店”，再到“按一个键”，虽然越来越方便，供需匹配效率越来越高，然而我叔感慨“社区团购”的方便之余，也有种失去生活体验的失落，以及对相识的摊主们因经营困难而不得不另寻出路的同情。受“城市人”理论的价值观启发，我有以下三点思考。用“经济人”的视角来看，人受理性驱使追求自利，且以竞争为核心的自由经济被认为能提升经济效率，从而增加社会财富。例如：在资本的推动下，一大批互联网团购企业迅速崛起，为了占领社区团购市场和蔬菜供应链而展开激烈竞争，通过优惠券压低菜价吸引消费者，其中部分菜价甚至低于个体摊主能拿到的成本价。也就是说，资本和竞争带来供应链整合，提高了头部企业满足团购多样化需求和提供优惠价格的能力，使得市场经济分工和消费者消费都更高“效率”。然而，如果人单是追求自存或更高效率，为何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怀念菜市场的热闹且希望保留菜市场？消费者当然想方便实惠获取食材，但也能体谅个体摊主的辛苦并接受公道的价格（即便不是最低价）；知道摊主能提供安全放心的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消费者也愿意多走几步逛逛菜场而不单是青睐送货上门。摊主当然想卖高价获取高额利润，但他们也在意回头客，明白童叟无欺、价格公道是长远之道。也就是说，受理性驱使，人并不单是追求自存，买卖双方都会在考虑自存的基础上“与人共存”，即追求自己效率的同时也会考虑对人公道（或公平）。尽管每个人对自存和共存平衡的定义和程度不同，但追求这种平衡却是人性事实。有人会说，追求这种“烟火气”或保有一些情怀当然令人向往，但必然带来市场效率的损失。实则不然。大自然的弱肉强食十分高效，小鱼成为大鱼的养料全无浪费，但自由经济的优胜劣汰却是大量浪费[1]。当供应链不断被少数互联网团购企业整合甚至垄断，小企业和个体摊主由于缺乏竞争能力被挤出市场，其中缺乏转型能力的企业和人群需要社会照顾，即弱者求存的福利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埋单。从现代西方单是强调自存的“经济人”视角看，效率与公平二元对立，实现公平的途径仍然是聚焦个人或个体效率，如提升“边缘群体”的效率使其参与自由竞争【详见第九章读书心得《“经济人”与“城市人”》】。基于“城市人”自存共存平衡的价值取向，强调效率与公平实则一体、不可分割。如上文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买菜的消费者不一定只考虑自己的效率最大化，而是会在可接受的价格基础上（自存），不同程度地考虑摊主的利益（共存）。以自存（如消费价格不一定最低但要合理）为基础的共存，会实现更好的自存（如获得更有人情味的生活体验）。第三，这种对自存共存平衡的追求，是对科技进步和资本力量提升市场效率的否定吗？恰恰相反，自存共存平衡的价值取向不仅没有否认科技进步和资本力量对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反而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利用这种趋势，在生活方式不断迭代更新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换句话说，以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去思考，科技进步和资本力量并不必然带来效率损失，相反，建立能发挥和鼓励自存共存平衡的机制往往能找到更优方案。这让我想到为应对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对线下独立书店的冲击而成立的美国网上书店Bookshop。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Bookshop不仅为加盟的线下独立书店提供线上运营服务，且不像亚马逊收取平台分成，图书价格可以保证合理的利润空间，以维持独立书店的运营。目前，Bookshop已帮助独立书店销售近1400万美元[2]。值得一提的是，Bookshop将自身定位为旨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共益联合体”（Bookshopis a benefit corporation – a corporation dedicated to the public good），本质上体现了其自存—共存平衡的理念。启发我们，保留“烟火气”并非不经济的事，也可以成为推动市场机制和运营模式创新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追求自存—共存平衡是人类共通的理性，关键是在资本逻辑（逐利和效率）支配经济的大趋势下，如何创新相关机制以保留和发挥这种理性。以上这些“生活事儿”，其实也是“专业事儿”。无论是社区生活更有“烟火气”还是保护本地读书文化的“自留地”，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生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记得住乡愁”的农村社区，或是“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城市社区时，都是在个体空间需求基础上，思考更好地与人联结（与人共存），追求更有人情味的生活。这正体现了“城市人”理论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人天然地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物性），而聚居（群性）可以提供更优的空间接触机会，自存共存平衡（理性）则有助于增加聚居的正面影响或减少其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规划中体现自存共存平衡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回归人的理性，即思考以人为本规划的要义所在。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8.[2] Bookshop: Buy books online. Support local bookstores[EB/OL]. [2021-05-10]. https://bookshop.org/.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