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人类对自身的研究是个永恒话题。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哲学家对人的讨论从泛人转向个人，特别是在自然之法下的自然人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力、社会契约等方向。研究对象出现了“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机器人”“环境人”“情感人”等概念[1]。其中，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经济人的理念起源于英国经验主义的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他所谓的经济人是具有完全理性，追求私利最大化，并且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经济人理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析对象随学科发展日益扩大——经济人不仅是经济主体、政治主体，甚至可以是人类所有活动的主体，即使有各种约束条件限制，经济人仍会在私利的驱使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极端的当属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人的理念起源于有理性主义基础和泛人意识的欧洲大陆，以欧陆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哲学家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社会主义改革去清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也是实践的产物，还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着共同体的本质。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资本主义把人异化。1959年出版的德国哲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一书中的社会人概念强调人在不同的规则、价值观和社会期望（social expectations）下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美国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于1924—1932年，在芝加哥郊外的西部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梅奥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和群氓假设，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梅奥强调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认为组织和个人都想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归根结底，现代经济学通过突出社会作用来弥补经济人的缺陷。梁鹤年教授借镜经济人理论，提出“城市人”（Homo Urbanicus）理论，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2]。城市人包括物性、群性和理性三层内涵。物性是自存的基础，发自人的生命和生存的需要和追求。物性在空间接触上，追求的是安全、方便、舒适和美观。群性指人是聚居的动物，通过聚居去提升空间接触的质和量。群性可以提高自存，但也会导致不同自存的聚集，聚集会产生矛盾。理性是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只有理性才能解决不同自存聚集所产生的矛盾。[1] 赵敦华. 西方人学观念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175.[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233.经济人与城市人
结合对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想的归纳和反思（一至八章），本章从探讨和构建规划学科基础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城市人理论的基本思想。城市的本质是聚居，聚居的目的是追求最优的空间接触机会，因而“城市人是一个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最优化的人”[1]224，而规划则是通过优化人居的接触机会去提升城市人与其所选人居的匹配程度[1]225。城市人理论旨在为描述、解释、推导城市现象提供最基本的假设和前提，其概念的构建借镜了经济人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均以人的理性为分析基础——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假设人基于理性会天然地追求私利，即以最低努力、最少牺牲去换取最大所需、最多方便和最高享受；城市人（Homo Urbanicus）是在空间接触机会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前提下，假设人基于理性会天然地以最小气力追求最优空间机会。换句话说，以上两个假设都从人基于理性会追求私利（经济或空间利益）的人性事实出发。然而，与经济人相比，城市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追求对象的性质不同。经济人追求个人或个体经济需求的满足，核心基于市场交易的供求关系；城市人追求以聚居方式形成的空间接触机会，因而涉及人与人的聚集、人与居的互动，而不是个别交易的商品。尽管城市人理论将市场规律（供求匹配）加于规划（人居匹配），但规划在优化人居匹配程度过程中，需要从整体视角出发，在保证对最边缘人（非典型城市人）的起码公道的前提下，追求最大多数人（典型城市人）的最大满足。第二，道德价值的判断不同。经济人假设是理想经济的基础，尤其是亚当·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为个人或个体追求私利赋予了道德价值。例如《国富论》中的著名论述“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生动地描述了达成公益的机制和结果。相较而言，城市人本身没有道德判断。一方面，城市人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不一定都是有利的（如人口密度过大导致居住环境变差）。另一方面，追求空间接触机会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真正体现道德性的不是城市人假设本身，而是规划是否体现了“以人为本”，即在规划中是否以物性（尊重人的尺度）、群性（聚居）和理性（自存共存平衡）为本。尤其，与经济人理论源于对人性持悲观态度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仅追求自存（利己）的假设不同）（详见第二章 奥古斯丁的“性恶” 读书心得），城市人理论受西方古典自然之法和中国传统文化启发，认为人追求自存和共存的平衡（自存共存平衡的价值取向将在第十章进一步展开论述）。因此从城市人的角度看，更能发挥人的本性的人居匹配才是更好的规划。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同。阿罗（Kenneth J. Arrow）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论证了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不能共存[1]211。自由经济强调自由竞争，以提升效率，弱肉强食的竞争往往会导致社会不公，特别是大量缺乏竞争优势的“边缘群体”的出现。为缓解社会不公引发的社会张力和利益冲突，经济人思维下的应对策略是提高“边缘群体”追求自存的效率，比如通过NGO“为民请命”，提高“边缘群体”的谈判能力。由于经济人理论假设人的理性是利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高效率），因而要实现对“边缘群体”的公道，就需要提高他们追求效率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NGO为追求社会公平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仍然是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个体。换句话说，单强调自存的经济人理论体现的是效率与公平二元对立的思维，本质上是在追求程序或机会公平，保证自由竞争的能力，追求个人或个体的效率最大化。相较而言，城市人理论强调人受理性驱使追求自存和共存的平衡。共存强调的是包含自存的与人共存。也就是说，众人公平（共存）是包含对自己公平（自存）的公平，而不是将自己排除在外的利他。进一步地，不同于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城市人追求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后者本质上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平衡。这种公平与效率一体的思维十分具有启发性。一般而言，竞争或自由经济有助于优胜劣汰地实现高效率的经济分工，从而创造更大的财富增量。然而，若考虑“劣汰”的产品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以及因“劣汰”群体增加导致的社会照顾成本，这种自由主义下的竞争“效率”将大打折扣。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多是将这类成本转移到欠发达国家[1]238。综上，受经济人启发，城市人理论也采用了基于人性的分析视角，然而两种理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尤其值得思考的是，通过何种方式优化空间接触机会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规划目标。相关讨论将在第十章“再谈城市人”中展开。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
本文封面来自：https://www.pexels.com/photo/high-angle-photography-of-people-in-ground-950902/
编辑 | 顾春雪
排版 | 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