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巴西贫民窟协作式规划对我国城中村治理的启示——以贝洛奥里藏特市为例》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作者的题外话】这篇论文源于我在卡迪夫大学留学期间参加的必修课程“发展管理”（Development Management）的研究案例，在伊纳姆（Aseem Inam）教授提供的案例中，我选择了贝洛奥里藏特市贫民窟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为何将贫民窟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管理”的学习内容是我在研究之初就产生的疑问，因为国内的案例研究偏重对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先进经验的借鉴，而发展中国家的规划多是作为反面案例出现。随着研究与学习的深入，我逐渐转变了最初的想法，疑问也得到了解答。
回国读博后，我萌生了撰写这篇论文的想法，希望拓展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模式的研究内容。由于这个选题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因此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陈天教授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支持，也感谢审稿专家和石川淼博士在案例与中国国情衔接方面提供的帮助，最后还要感谢本人留学期间，小组成员林媛媛、孙佳伟、向君畅共同为本文搜集资料所作的努力。
协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urbanism）这一概念是从近50年巴西贫民窟治理历程中演变而来的，逐渐衍生为通过支持公民主导的社区项目建设，重塑居民生活环境的城市社会学概念。贝洛奥里藏特市（Belo Horizonte，下称“贝洛市”）贫民窟改造历程体现了协作式规划+理念对传统城市更新改造模式的影响。贝洛市是巴西第一座通过规划建设的城市，工业产值仅次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二战后，人口激增与城市扩张在时空上交替进行，出现了以高密度、低收入、基础设施匮乏为特征的聚居现象，贫民窟逐渐发展为一种被城市系统排斥且超越城市格局的空间模式（图1）。纵观贫民窟治理历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联邦政府强硬治理、公众重夺民主权、公众深度参与城市更新和规划实施效用减退。联邦政府强硬治理是社区组织兴起的重要原因，公众重夺民主权使规划模式从专制转向参与，公众深度参与城市更新形成了多元主体协作式规划的发展模式，规划实施效用减退宣告了在巴西特定国情、政情背景下探索贫民窟更新模式的阶段性失败。
图1 贝洛市城市街区与贫民窟风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和谷歌地图绘制
在短短几十年内，巴西从大多数公民不参与任何形式社区活动的独裁政权，转变为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民主政体[2]，其中展现的政府决策转变、协作式规划框架、“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以及空间治理措施，体现出政府职能、城市空间与居民需求关系的交互探索过程。（1）“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体现出规划思想的转变。作为巴西首个认可贫民窟土地权属合法化并由政府颁布法律法规的城市，贝洛市体现出地方政府以政策制度促进贫民窟与城市社区融合的决心。《贫民窟合法化》管理法案提出的“特别社会利益区”（ZEIS: Zona Especial de Interesse Social）概念改变了128个贫民窟的分区地位，成为边缘居民获取城市同等质量公共服务的先决条件之一[3]。（2）协作式规划框架创造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氛围。围绕贫民窟更新项目实施，贝洛市各层级社会团体扮演着不同角色，形成了相互协同、相互制衡的协作式规划框架[4]（图2）。这种合作机制是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网络组织结构，促进政治、社会、经济和管理四项目标的联动：“参与式预算”确定了居民身份和价值认同的政治目标，土地权属正规化实现了城市权利和社会正义相关的社会目标，多样化的资金来源保障了收益和分配的经济目标，非政府组织与公众参与达成了权力下放的管理目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贝洛市城市化与住房公司（URBEL）官方资料整理（3）“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贫民窟更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依赖民间组织、技术人员与居民等参与主体的稳定关系（表1）。在参与性预算机制的支持下，贝洛市建造了1238套公共住房，空间肌理呈现朴素且宜居的街区形态，为居民提供社区内最缺乏的公共空间[5]。
（4）“就地提升”的空间治理方式切实改善居住环境。“拆除清退”没有真正消除贫民窟现象，地方政府开始转向“就地提升”贫民窟居住环境；同时积极推动创新工艺与回收技术，在不改变住房建筑形态的情况下置换低成本环保建筑构件（图3）。这一系列解决方案不仅有效改善了室内热环境，居民甚至通过将收集的废弃原料出售给回收商，发展出一种“有偿就业”。
图3 奥尔普雷托更新平面图与住宅改造的低成本建筑材料
随着我国进入城市更新发展的新阶段，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公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和精细化的城市规划制度注定我国不会出现类似拉美国家的贫民窟，但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使城市周边的农村宅基地迅速被钢筋混凝土包围，使城市更新长期面临着“城中村”这一历史顽疾[7]。虽然巴西与我国在土地制度、规划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处理公共、私人和社区部门等利益主体复杂关系的协作式规划模式对我国城中村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可为城中村改造的理论研究带来新的视角。UPI [1] FNA. Morro do Papagaio at Belo Horizonte, Minas Gerais, Brazil[EB/OL]. (2019-04-04)[2021-09-05]. https://www.fna.org.br/2019/06/24/carta-do-seminario-25-anos-do-favela-bairro/morro-do-papagaio-at-belo-horizonte-minas-gerais-brazil/.[2] AVRITZER L. Participatory institutions in democratic Brazil[M].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3] FERNANDES E. Constructing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Brazil[J]. Social & legal studies, 2007, 16(2): 201-219.[4] AFONSO A S, MAGALHÃES M C F. Programa Vila Viva: intervenção estrutural em assentamentos precários[R]. Belo Horizonte: Companhia Urbanizadora e de Habitação de Belo Horizonte (URBEL), 2008.[5] KLECHEN C F, BARRETO R O, PAULA A P P. Pilares para a compreensão da autogestão: o caso de um programa de habitação da Prefeitura de Belo Horizonte[J].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2011, 45: 669-694.[6] MASOTTI C,FERRANTE A, BOIARDI L, et al. Self-help retrofitting technologies for low-cost housing construction. the case study of Vila Novo Ouro Preto, Brasil[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1, 21: 625-632.[7] 叶裕民, 张理政, 孙玥, 等. 破解城中村更新和新市民住房“孪生难题”的联动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 34(2): 14-28.作者：陈天，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teec@tju.edu.cn王佳煜，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wangjiayu1993@hotmail.com石川淼，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shichuanmiao1994@qq.com
【专家点评】论文以巴西贝洛奥里藏特为例，剖析其贫民窟演变与治理过程及内在机制。论文掌握的相关资料比较翔实，结构较为清晰。在我国大城市城中村更新推进困难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通过居民协商使规划得到有效实施的案例，其经验及规划方法与机制对我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其教训也是我国大城市更新需要汲取的，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编辑 | 王 枫
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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