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想种子发展成理论之树——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九)

在《管理世界》3.25倡议中，李志军、尚增健特别呼吁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面向未来，着力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反对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坚定学术自信，反对崇洋媚外。”作为回应，在本文构建了从个体到团体再到社区的跨层对话过程理论，探讨如何把个体想法发展成为学会社区公认的合法有效的理论，试图从对话角度探讨建设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

思考源起

2009-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成为世界第二时，学术界和实践界呼唤中国管理学应当为世界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当时有一困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情境的组织管理研究贡献了什么样的新理论？当我寻求答案时，发现没有人给出明确的回答。于是，我就做了一项研究，首先发展了一个情境主位模型，用以评价情境对理论的贡献；然后利用该模型分析了组织和管理领域世界主流期刊中1980-2010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境的研究。

以上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的会刊《组织管理研究》第1期上（Jia et al., 2012）。这项研究揭示了1980-2010年来中国管理研究趋同并严重依赖西方理论的现状，证实了徐淑英在2009年《组织管理研究》主编论坛“中国管理研究的展望”中的判断：“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构念，与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解释的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却迟滞不前”（Tsui, 2009, p. 1）。

国内学者（如：韩巍，2009；郭毅，2010；田恒，2011）也有上述类似的判断。如郭毅（2010）所说，“有关‘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总是缺乏一个‘好’理论建构和发展所必需的过程，如同一个长不大的歪脖子树，总是只有几个短短的树枝和小小的枝芽，始终长不成常青茂盛的参天大树。”

在做这项研究的时候，一个想法油然而生：中国管理学研究如何能够长出几棵参天大树呢？

我努力去寻求答案。

最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是肯·史密斯和迈克尔·希特主编的《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Smith & Hitt, 2005）。两位编者都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他们邀请了24个管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原创理论的创立者，回溯这些理论产生和发展历程，同时表达自己的感悟。在这本书中，两位编者总结出一个“理论发展的过程模型”。

该模型侧重强调在构建理论时个体学者的特征与行为，但是，其一忽略理论形成的人际因素，其二缺乏理论支撑，其三不能回答我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

比如，我国学术界中存在许多像模型中所说的具有“热情、训练、大想法”特征的学者，也承担着“创造者、编码者、传播者、研究者、倡导者”角色，并且也经历“张力不安→搜寻探索→精耕细作→公布发表”这样过程，但依然是“只有几个短短的树枝和小小的枝芽，始终长不成常青茂盛的参天大树。”

非常致命的是，这个模型没有揭示西方学术界非常活跃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情形。

搜索探讨

困惑一直在我心中。2011年春夏学期带领学生们研讨《美国管理学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年度最佳论文和被引最多论文，一共50多篇。当读到三篇文章时，心中惊喜，有一种“aha”的感觉，心中的困惑似乎能够解决了。

第一篇是Crossan、Lane和White（1999）关于“组织学习的4I模型”。该模型说，组织学习是一个从个体直觉（intuiting）和解释（interpreting）开始，到团队层面整合（integrating），最后到组织层面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的跨层次动态过程。这个思想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学者个体的想法要成为学术社区公认的合法理论，这个过程既是学习过程，也是制度化过程。

第二篇是Phillips、Lawrence和Hardy（2004）关于“制度化的对话模型”。该模型认为，组织行为制度化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的对话过程，特定行为最终能否实现制度化会受到对话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似乎在说我想要说的故事。

第三篇是Green（2004）关于“管理实践扩散的修辞理论”。该理论认为，制度化是推广管理实践的主体不断说服他人并唤起情感修辞（pathos）、认知修辞（logos）和价值修辞（ethos）的结果。

读完这三篇文章，我似乎心中有了一个从“学者个体想法”到“学术社区公认的合法的理论”的模型了。兴奋之余，我很快就把这个想法写了出来，发邮件给徐淑英老师，讲解我的想法和初步模型。徐老师也很高兴，鼓励我们继续钻研。

有了初步的理论模型，如何去实现呢？

肯·史密斯和迈克尔·希特主编的《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就是非常好的素材。我们可以根据书中的故事，与我们的初步理论相互迭代，建立最后的理论。

我们分析了书中许多理论发展历程的故事，在最后陈述时，为了既简约又饱和，我们只呈现了4个案例，分别是Jay B. Barney为代表的资源基础理论，Donald C. Hambrick为代表的高阶理论，Jeffrey Pfeffer和Gerald R. Salancik为代表的资源依赖理论，Denise M. Rousseau为代表的心理契约理论。由于这本书中没有收录华人学者发展理论的故事，我们特别选取了徐淑英为代表的雇佣关系理论和陈明哲老师为代表的动态竞争理论作为理论典范案例。

总体上，案例包括4个宏观领域的理论和2个微观领域的理论，宏观和微观各有1位华人学者作为理论的提出者。这一做法遵循了多案例研究设计的复制逻辑和案例研究的数据可获得性原则。

表1 典范理论案例的选择

知识产生及其制度化的对话过程理论

理论建构是一个从个体学者到小范围学术团体，再到整个学术社区的对话过程。在这过程中，推广理论的主体通过唤醒他人的修辞，使团队直到社区产生对理论的认同感。理论，从最初的状态——个人“体验”，经过跨层面对话，成为整个学术社区公有化的最终状态——知识“规范”。如图1所示，个体、团体和社区层面分别有相应的对话体系，每个层面最后一个对话行为连接着两个不同层面对话体系。

（一）个体层面对话：思索

思索是理论建构的起点。在这个阶段，新理论的思想逐渐成型但仍然停留在个体学者思辨阶段，是个体学者脑中的思想实验。具体包括体验、搜寻和表达三类个体层面的对话活动。

体验是理论构建的起始点，是个体学者对客观现象的观察与已有认知不符而产生的紧张感受，也是研究问题的来源。例如，高阶理论，源于Hambrick对《财富》期刊罗列企业高管信息感到十分意外；资源依赖理论，源于Pfeffer对美国社会平权运动中组织行为的疑惑。因此，体验作为一种张力（tension），是理论体系最初的存在状态。

搜寻是个体学者在感受到张力后的第一个行动。个体学者为了回答特定研究问题并解决疑惑，会积极在已有理论中寻找答案。这种搜索不仅是个体学者自我思辨的表现，而且是新管理思想与已有理论的对话过程。例如，为探究心理契约的内涵，Rousseau积极搜寻心理学、法律、社会学等有关契约文献；Barney阅读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司理论等来解释企业间的异质性。

经过思辨后，学者试图用语言、图表等表达自己的理论。只有将抽象的、模糊的、经过思辨的想法表达出来，学者才真正将理论向外界传达，而非仅停留在个体脑中。比如用提纲（资源基础理论：东京地铁上初稿大纲）、课程论文（高阶理论：给Max教授的课程论文）、读书笔记（心理契约理论：阅读过程中即时写下灵感、旁注，并用图表等形式辅以表达）等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表达”这一行为连接着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的对话。

（二）团体层面对话：整合

整合是团体层面的对话，是个体将新理论表达后，将理论在多主体间讨论并融合多人观点的行为。与个体层面对话不同的是，整合是理论提出者通过对话活动，构建出认同新理论的小团体（本文案例表明，学术团体通常由提出者的同事、学生和期刊评审等构成），并通过唤醒性修辞达成团体成员对新理论的认同。具体包括讨论、说服和合理化等行为。

讨论是发生在多个主体间、通过语言或文本形式阐述新理论并融入他人想法的社会性活动，主要表现为理论提倡者与其同事或学生讨论并修正最初的想法。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是在小范围内，构建出认同新理论的“小圈子”。例如，雇佣关系理论的形成初期，作者“与多位同事和学生定期讨论”（徐淑英，2012，p. 311）；心理契约理论的提出者也强调，“拥有大量学科和教员的研究型大学是无价之宝”（Smith & Hitt, 2005, p. 209）。

为使新理论进一步获得认同，理论提出者会在更大范围内为其思想进行说服，主要表现为论文发表前的会议宣讲、各种讲座等。例如，正是通过两次学术会议的宣讲，资源基础理论才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并逐渐获得合法性（Smith & Hitt, 2005）。

经过小范围讨论后，理论提倡者对新理论进一步合理化，主要表现为出版或发表的评审过程中对新理论进行辩论、澄清、修改等活动。“合理化”的系列行为连接着团体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对话，促使对话从团队层面进入社区层面。理论公开发表或著作出版标志着理论进入了整个学术社区的对话。

（三）社区层面对话：辩证

辩证是社区层面的对话行为，表现为相关学者对新理论的检验、完善并最终使理论成为学术社区的规范性知识。这一过程通常要经历漫长的岁月。

发表或出版意味着理论进入了学术社区的对话。成为学术社区规范的理论，其必要条件是能够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开展系列科研活动，检验新理论。主要表现为将该理论应用于多情境进行情境化研究、探索新理论的作用机制、探究新理论的边界条件等。正如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者Pfeffer所言：“……如果想达到理论的成功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要求]理论发展和实证检验，……进行修正和完善”（Smith & Hitt, 2005, p. 455）。

检验理论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对理论的内涵、逻辑和适用性等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在学术社区内，学者对理论进行澄清、梳理和修正等活动。例如，在高阶理论发表后的近30年间，Hambrick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4次系统性文献回顾，并增加了两个重要的条件变量以增强该理论的解释力。

再如，自雇佣关系理论发表以来，以徐淑英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对该理论的作用机制、适应条件进行了系列跨情境研究。这些学术社区层面的对话在增强理论的解释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理论的合法性。

经过学术社区内的长期对话，理论作为规范成为一定时空内的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被学界公认的知识或写入教材等。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均成为现阶段管理学研究中成熟的知识体系。理论建构过程是从个体到社区的跨层面的对话过程：从个体学者的“体验”，经过跨层面的对话，成为学术社区内的“规范”，即制度化知识体系。

（四）唤醒性修辞

为什么有的理论能够从个体层面对话进入到团体层面、甚至社区层面的对话，而有的理论却停留在某一层面？唤醒性修辞（arousing rhetoric）起到关键作用：唤醒小范围学术团体的修辞是由个体层面对话进入团体层面对话的内在机制；唤醒学术社区的修辞则是由团体层面对话进入社区层面对话的内在机制。

制度化过程中包含三类唤醒性修辞：情感性修辞（pathos rhetoric）指在说服过程中引起他人情绪上的共鸣，通过诉诸他人的兴趣、兴奋感等初始反应达成共识；认知性修辞（logos rhetoric）指在说服过程中基于理性计算引起他人共鸣，是通过诉诸基于逻辑、效用等理性判断达成共识的；规范性修辞（ethos rhetoric）指在说服过程中基于社会规范和习俗等引起他人共鸣，将新理论与更大范围内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达成共识。

其一，能否唤醒学术团体的修辞决定了理论是否能由个体对话跃迁到团体对话。

一方面，唤醒学术团体修辞的失败会使对话停留在个体层面。例如，在理论发展初期，资源基础理论提出者Barney，其所在学校中的同事所奉行的价值观与其迥然相异，所以他不能引起小范围内其他学者对其思想的共鸣和唤醒，使得进入团体对话的时间被延迟了。

另一方面，成功唤醒学术团体的修辞则加速了对话过程。例如，雇佣关系的思想火花一产生，就引起了他人兴趣，这种唤醒修辞得以迅速形成小的、固定的学术团体，定期地讨论和完善该理论。

其二，能否唤醒学术社区的修辞决定了理论是否能由团体对话跃迁到社区对话。

一方面，唤醒学术社区修辞失败使对话停留在团体层面。例如，资源依赖理论在学术社区内制度化速度相对较慢：这因为其认知性修辞——对现有理论的反驳多于修正和发展——所致。

另一方面，成功唤醒学术社区的修辞则加速了社区层面的对话过程。例如，动态竞争理论、雇佣关系理论和高阶理论等均在较短时间内唤起了整个学术社区内的修辞。其代表文献分别获得相应研究领域的最佳论文，这表明学术社区认可其认知性修辞，从而被唤醒。

图1 知识产生及其制度化的对话过程：结构和机制

对话过程理论的启示

中国管理学研究领域并不缺乏有天分、勤奋的学者。然而，从世界范围内看，反映中国社会和文化特征的管理学理论不仅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尽管近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加入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但是发展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依然很少。依据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我们认为，在构建小范围学术团体和参与国际管理学术社区对话这两个环节上，中国管理学者需要更加努力。

其一，加强学术团体层面的对话，尤其是论文公开发表前的评审和答辩过程。

一方面，中国管理学界应该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评审过程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程度，构建一个有利于学者对话的平台。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应当制定公正、明确、有效的评审流程，邀请管理学研究领域国内外杰出学者作为外审专家，而期刊编委则成为外审专家与作者之间对话的协调人。坚持与作者共同改善论文、发展思想的方针，学术期刊编委会和外审专家对论文提出实质性修改建议，经过对话使理论更具解释力。在理论发展的任何阶段，提出新理论的学者应该与国内和国际相关领域的学术同行积极沟通，扩大新理论的影响范围。

另一方面，在博士论文答辩阶段，学校、院系专业、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生本人应该与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领域内的优秀学者积极对话，并邀请他们成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架起青年学者与国际管理学研究社区的桥梁。这些实践，既是整合学术团体知识的共同学习行为，也是唤起学术同仁、甚至实践界对管理学新知识的认知和认同的过程。

其二，加强学术社区层面的对话，特别是增加已经发表的中国管理学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辩证过程。

一方面，中国管理学者在积极组织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同时，应该充分发展这类活动的平台效应，促进不同学者、不同学术团体之间的思想火花碰撞、合作，以此开展对已有知识的系列化后续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者不仅要善于借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管理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发展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并进一步在西方情境中检验、完善和发展，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学术社区的合法性，增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自信。

总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自信道路，不仅要求我们的理论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特征，体现中国企业和组织管理现状及其变革的内涵，而且要求我们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社区对话体系，积极加入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学学术对话中，并把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化和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话过程不仅是丰富中国管理学理论、增强其解释力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中国管理学理论走向国际管理学社区，获得合法性并成为体系化、制度化、规范性的管理理论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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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写自：贾良定, 尤树洋, 刘德鹏, 郑祎, 李珏兴. (2015).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队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 管理世界, (01), 99-117.

作者简介

贾良定，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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