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束定芳：从世界语言看汉语到从汉语看世界语言

好文荐读（第139期）从世界语言看汉语到从汉语看世界语言——中国语言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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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语言看汉语到从汉语看世界语言
——中国语言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束定芳.从世界语言看汉语到从汉语看世界语言——中国语言研究的传承与创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4,(04):35-44.

摘要：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侧重于汉语本身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者善于从汉语传统看汉语，研究汉语主要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自《马氏文通》以来的100多年里，国内的语言研究通过借鉴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努力从世界语言看汉语，但多数中国学者还不善于从汉语看世界语言，从普通语言学或哲学层面通过汉语看语言、看世界更是无从谈起。又因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引领性的学科，语言研究无法实现研究范式的突破。因此，中国语言学家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更大贡献，需要有哲学的眼光，跨学科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在继承中国语言学研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对汉语个性的探究，发现人类语言和语言使用方面更多、更重要的特点，为构建普遍的语言或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语言研究;继承;创新;普通语言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汉语特征的多元语法理论探索(多卷本)”(20&ZD297)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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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研究有两个基本取向,其一是研究语言的共性,其二是关注语言的个性。前者往往与哲学研究有关,而后者一般倾向于实用目的。西方的语言研究传统侧重语言的共性,因此,西方的学术传统中,不仅仅语言研究者关心和研究语言,而且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文学研究者等都把语言问题作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对象之一;而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侧重于汉语本身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者善于从汉语文化传统看汉语,研究汉语主要是出于实用的目的。

自《马氏文通》(1898)以来,国内的语言研究通过借鉴西方语言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张伯江(2022)在总结100年来中国语言 学取得的成绩时指出,语言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里方法论色彩很强的一门特色学科,在20世纪中后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语言学者在中国境内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广泛参与国际语言学对话,积极关注各种新兴的理论学说,参考和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尤其是研究方法的借鉴和使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转向,中国语言学一方面紧 密关注社会语言需求,一方面遵从学术自身逻辑,强化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初步形成了从自身学理出发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并形成了与国际语言学前沿大致相应的学术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10.10)。

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努力从世界语言看汉语,但多数中国学者还不善于从汉语看世界语言,从普通语言学或哲学层面通过汉语看语言、看世界更是无从谈起。又因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引领性的学科,语言研究无法实现研究范式的突破。

因此,中国语言学家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更大贡献,需要在继承中国语言 研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哲学的眼光,跨学科的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着眼于研究范式的更新,通过汉语个性和特点的探索,在构建汉语理论体系的同时,发现人类语言和语言使用方面更多、更重要的共同特点,为构建普遍的语言或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中国语言研究取得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研究一直受到小学的影响,关心的是汉语本身的发展和变化。主要是为了回答“汉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汉语是什么样的语言”“汉语与中国文化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马氏文通》(1898)以后,中国学者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描述和解释汉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构建了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但研究者们发现,西方用来描述语言所体现的一些概念或理论,不能真正描述或发现汉语本身的特点。自吕叔湘和朱德熙等人起,中国语言学家一方面不断借鉴西方的语言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一直试图摆脱西方语言学语 言分析范畴的影响,以发现汉语本身的特点,构建适合汉语自身的语言理论体系。这一努力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中国语言研究者很少有人基于汉语的特点来看世界语言,提出影响国际语言研究走向的理论主张。尽管我国学者的汉语语法论著中提出过一些语法学思想和语法分析方法,比如“动词中心说”“变换”“范畴论”“三个平面”等。但因国内学者缺乏强烈的理论意识,相关研究没有上升到理论上的论述,没有成为可以分析世界上其他语言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语言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影响不大。国外学者在讨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时候,往往都以印欧语为主,很少引用汉语的材料。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身不了解汉语,另一方面,汉语研究者也未能向国际同行有效地展示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引起普通语言学学者的关注或讨论。      总体来看,中国的语言研究,往往局限在汉语本身,即便是借鉴国外理论,也只是为了解决汉语本身的问题,缺乏普通语言学的眼光。研究国外理论的,虽然能结合汉语,但不能反映汉语的完整面目,更不能通过汉语对普通语言学理论有所贡献。针对汉语界的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吕叔湘(1980/1983:2-3)批评过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 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      吕叔湘批评的情况目前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总体上还缺乏突破。中国学者普遍意识到,西方语言分析的框架不一定适合汉语的事实。沈家煊(2000)指出,汉语的语法研究从百年前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起,基本上是借鉴西方分析的方法,对注重意合的汉语不见得完全合适。但是汉语究竟怎么个意合法,我们自己并没有说出多少道道来。现在西方的有识之士对语言结构“意合”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颇值得我们反思。      陆俭明、沈阳(2003:505)在《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中谈到了语言的“个性”与 “共性”。陆俭明指出,“语言类型”和“类型研究”其实主要就是找出某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的不同点和共同点。这样说来语言类型研究实际有两种倾向:或者是偏重研究语的“个性”,即重视语言的“不同点”多一些;或者是 偏重研究语言的 “共性”,即重视语言的“共同点”多一些。陆俭明、沈阳指出,很多一直被认为是汉语特点的东西,换个角度看就很可能不一定只有汉语是这样,无非只是汉语的一种“显赫性”而已。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汉语本身立论来看汉语,永远不要指望发现汉语的特点”,“放弃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就很难真正搞清汉语的特点”(陆俭明、沈阳2004:512)。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开始反思中国语言学未来的方向。沈家煊(2016)指出,在中国做语法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汉语的问题,证明汉语也适用那些理论和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发现那些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真的不适用,至少不完全适用,而拿汉语的事实来迁就已有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入流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比较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一般的语法理论,让国外的同行感到我们也在朝破解人类语言本质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西方语言学多从跨学科的领域考察语言问题,把语言学与心理学、生物学、数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等结合起来研究,因此诞生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分支学科。中国语言学多还停留在单一的语文学范围内。

三. 中国语言研究的创新

      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成果,语言研究者们要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科学的方法。首先,要站在哲学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看语言。通过语言研究“认识世界”,关心语言为何使人区别于动物,语言何以推动了人类思维的发展,语言如何呈现了世界等等问题。通过语言对比或语言类型学研究发现汉语的特点,同时又通过汉语语言事实或现象的研究为普通语言学理论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需要有团队合作的精神,需要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勇气,需要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尖端实验仪器。      3.1语言研究的哲学视野:寻找范式突破西方语言学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诸如语言的生理机制,与其他认知能力的关系等,中国语言学多停留在表面的形式描写、语义归纳上。      沈家煊(2020)指出,中国的语言学家要做到“自己表述自己”,建立我们的理论体系。沈家煊介绍了自己初步的尝试:在汉语重视“是”和“有”的分别、不重视名词和动词的分别上加以发挥,论证中西方的“范畴观”差别,并把这种差别概括为两句话:西方的范畴观倾向认为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的范畴倾向认为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      不过,沈家煊所说的利用中国哲学的基础来构建中国的语言理论体系,与西方哲学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不完全一样。西方哲学家在研究哲学的核心问题时发现,哲学研究绕不开语言问题,因为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或媒介,因此哲学家必须首先研究语言,以此解决哲学上的问题。而他们对语言研究的视野和深度,超过了语言学家。其成果的价值也为语言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例如西方语言学中的形式语义学、语用学都直接脱胎于语言哲学。因此,有哲学家宣称,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其成果之重要和丰硕,已到了语言学家们不能不予以关注的地步,而语言学家针对语言说了什么,哲学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Ludlow1997:Preface)。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还缺乏研究范式突破的情况下,中国语言学要率先突破,成为引领性的学科存在诸多挑战。但语言研究者需要有这样的理论意识和追求,把语言研究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不仅关注哲学家对语言论述和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关注哲学家研究语言的出发点和目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调整语言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也许对反思和重构中国语言研究的理论框架有一定的帮助。3.2语言研究的世界视野:寻找语言普遍规律     中国的语言研究,一方面我们需要真正地、充分地认识汉语的特点,构建汉语语言理论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或借鉴其他语言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正如歌德指出的,不懂外语的人,也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汉语研究也要通过揭示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通过汉语分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独特性,为构建有关人类语言普遍理论作出贡献。      中国学者通过汉语特点的挖掘,对语言普遍规律的发现做出贡献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语言习得领域。母语习得研究在国内已有几十年 的历史,但许多的研究还局限于儿童具体的词汇、句法习得的顺序和过程的研究,很少有学者通过语言习得看儿童语言与其思维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自己两个儿子语言和思维发展过程从而提出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例子中受到启发。人类儿童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是同步的,相互影响的,其发展过程遵循共同的规律。因此,研究中国儿童语言发展,包括外语学习对其思维能力发展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语言和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      另外,语言研究者也应该努力掌握更多的汉语之外的语言,提升跨语言比较的能力。高本汉指出,“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掌握了一种思路。…… 你的思想被迫离开了母语为你造就的熟悉轨道,从而把你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准。你会认识到,基本相同的思想可以用差异很大的方式来实现,可以用与你所习惯的母语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来表达”(高本汉2017:14)。西方的语言学者往往都掌握了两种以上的外语。西方语言学调查的范围往往涉及世界各种语言,视野宽广,而我们国内汉语界的一些语言学者往往只懂中文,英语尚不能达到读懂语言学原著的水平。这毫无疑问限制了语言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      因此,通过与世界语言的比较,通过借鉴国外已有的理论发现汉语的特点,通过汉语的特点挖掘世界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中国语言学家对国际语言学研究应有的贡献。3.3世界语言的中国视角:挖掘母语资源和母语传统语言学研究成果3.3.1挖掘小学研究成果
挖掘母语资源,一方面是挖掘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充分利用中国方言的资源。王宁(2018)指出,世界上一切有成就的语言学家,无一不是以自己的母语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语料的;因为,没有深入到内在思想的语感,难以进入对语理的自觉描写和解释……语言学学者的历史使命,首先是用适合自己母语的方法深入研究自己的母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普通语言学,奉献给世界。(《中华读书报》2018.08.30)      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汉学家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高本汉根据印欧语“变格”即使在名词中完全失掉了还会在代词中保留一段时间的特点,发现汉语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上古的人称代词“吾”和“汝”一般只用于主格和属格,“我”和“尔”一般只用于与格和宾格,而且同一人称的主格和属格仅仅表现为词尾元音的不同。这个发现后来被学术界认为原始汉语屈折语性质最重要的证据之一(高本汉2017:11)。      高本汉利用他构拟的上古汉语读音来探讨屈折语的另一个特征,即通过改变词根里的个别因素来派生出新词的手段。高本汉举出的例字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前中国学者的训诂学著作里转引的,可以认为准确可靠,只不过是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就事论事地解释具体的例字,而始终没有像高本汉那样综合所有的素材并把它们高度地条理化,进而引出某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同样,高本汉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值得中国学者关注,或许可以成为从汉语发现尚未被人们重视的人类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高本汉指出,在从公元前直到今天的书面语言里,人们始终使用着最初那些简短的词汇;换句话说,所有人一直都在书写古汉语,而不去理会已独立发展了的口语。因此,中国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许多世纪以来的简洁明了的书面语言,它仅仅通过表意的字形来把每个词彼此清楚地区分开,这种语言大体上还保持着公元前它形成时的样子;另一种则是口语,确切地说是许多种口语,它们的基础是各种与书面语言有实质区别的方言。(高本汉2017:53)      如果中国的文字和口语最初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它们对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发展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它们的异同反映了人们对世界什么样的不同认识?      因此,从汉语看人类语言,看世界文化,要有历史纵深感,要充分挖掘中国语言研究的积累,特别是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已有成果,从汉语的发展历史来与西方语言和文化发展对比,从而为构建人类语言本质特征的理论体系做出中国的贡献。3.3.2挖掘和利用方言研究成果      中国具有丰富的方言资源。方言学者们也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在普通语言学的视野下研究方言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但可以揭示语言变化的规律,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语言词汇、语法结构形成的机制,对文化发展和语言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影响等。     中国的方言研究也极具特色。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方言研究者积累了大量资料,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队伍。“不论是单点的研究或区域的研究都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调查、描写的方法。关于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与古音的比较也创造了不少经验,获得许多科学的认识”。但是问题也很明显,第一,“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研究重语音而轻词汇和语法,……没有把语音、词汇、语法的相互关联揭示出来”;第二,整个方言研究多止于静态的描写而缺乏动态的考察,而且大多局限于纯方言的研究,对方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则研究得很少。因此,方言学者们呼吁,“使中国语言学摆脱有丰富的资料却无切实的理论的尴尬局面,改变中国语言学者准备资料、西方学者总结理论的状态,使中国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李如龙2001:13-14)

3.4 语言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协同创新

      案例1: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

      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宣布,综合运用语言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揭示了世界第二大语系汉藏语系起源及分化的时间和地点。该研究为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了解中国及周边邻国的各汉藏语系语言之间的演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认识东亚人群迁移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2019年4月25日,该成果以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为题,以原创性研究论文形式在线发表于 Nature(《自然》)。这也是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首次在《自然》杂志发表科研成果。

      案例2:汉语存在独立的句法模块

      深圳市神经科学研究院、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谭力海教授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吴劲松/路俊锋教授团队(复旦大 学神经外科研究所脑功能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胡建华教授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大团队,于北京时间2022年5月26日在 Nature 子刊 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了一篇题为Distinct spatiotemporalpattern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cessing in human inferior frontal gyrus(《句法和语义处理在人脑额下回的不同时空表征》)的语言脑科学研究重要论文。研究证明:人脑左额下回中的不同亚区分别负责汉语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该项研究揭示了汉语句法加工在神经层面上的独立性,为汉语存在独立的句法模块提供了重要的神经科学证据,从而有力地支持了Chomsky提出的普遍语法理论。

      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特点有:(1)大视野。研究课题关注语言与人脑、人、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2)跨学科。涉及了语言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理论和新观点。(3)高科技。两项研究都采用了新方法、新数据。(4)团队合作。两项研究都是跨学科的团队研究。没有团队的合作,完成这样规模的项目是非常困难的。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别是ChatGPT诞生以来,人们对语言理解和人类未来发展等问题充满了焦虑和期待。ChatGPT倒逼语言研究者们回答:人类如何理解语言的?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学会百科知识的?人们如何通过语言进行创新的? 人类如何使用语言来影响他人的思维的? 等等。汉语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语言的意合性语言,人工智能对其的处理如何不同于西方语言? 人工智能是如何理解含义和语言创新?

       这些追问和探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调整语言研究的目标和方法,利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资源和优势,在语言研究中取得突破,为普通语言学理论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语言研究有大目标,有小目标。大目标是通过语言研究进一步认识人类和人类文化,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小目标是解决一些具体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创新需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我们应该先深入了解传统;创新需要我们有广阔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积小胜为大胜。

任何语言学理论的创立,都需要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当时整个科学大背景之中。需要从哲学层面看语言,从学科交叉角度寻求研究范式的突破。中国的语言研究,要以世界眼光看汉语,认识汉语,更好地使用和利用汉语,更要通过汉语看语言,看世界,看人类发展,创新理论,服务人类进步。

作者简介

束定芳

个人简介：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包括认知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外国语》主编，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秘书长，Journal of Pragmatics、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等国际期刊编委，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015-2017），兼任上外附中校长。2001年，束教授获“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2009年获“上海市领军人才”称号；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计划和国家第三批“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束教授曾获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2011）、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2012）、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等。

本文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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