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南市难民纪念碑的随感
2015年，我读到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和美国学者阮玛霞（Marcia R. Ristaino）撰写的关于1937年到1940年间，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相关研究书籍和文章，对这个话题引起很深的兴趣。作为一个上海人，此前我竟然从未听说在南市还有这样一个收容了30万逃难国人的难民区，更不知道有一个独臂神父饶家驹（Robert Emile Jacuinot de Besangne）。2016年我在公众号写了一篇《饶家驹：方浜路的辛德勒》，希望我的读者能够了解南市难民区和饶家驹神父的事迹。近几年南市难民区和饶家驹被更多的人知晓，电视里播出了相关的纪录片，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里树立了饶家驹神父的铜像。1940年饶家驹离开中国时，难民区里的中国人曾以人手一块砖头的方式为他的纪念碑奠基，但因为历史的原因，这座纪念碑直到两年多前的2017年底，才在城隍庙里树立起来。两年多来，我一直想去看一看这座纪念碑，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没能成行。元旦期间终于进了城隍庙，找到了这座上海人的生命之碑。
上海人的生命之碑
找到这座纪念碑，说起来有点周折。我先在手机导航上搜寻“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字样，根据定位来到了城隍庙附近。上海的老城隍庙区域不大，南门进北门出，总共也就几十米，方圆大概两亩地吧。可就在这两亩地大小的区域里，手里拿着手机导航，我还是找不到这块纪念碑。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准备到庙外头去找的时候，在山门边上的一角，发现了这座纪念碑。
不仔细找很难被发现
上海南市难民区的英语名字是Safety Zone of Nantao，也叫La Jacquinot Zone，直接用了饶家驹的名字。上海南市的英文名字“Nantao”，说起来蛮有意思的，其实是“南岛”的音译，本来并不包括老城，指的是法租界以南、老城厢东南的这一块华界区域，因为位于法租界的南部，形状像一座岛，所以称为“南岛”。辛亥革命以后城墙拆除，城里城外融为一体，所以南市整体就被外国人称为“南岛”了。
后来南市区被称为“Nantao”
1937抗战军兴，上海沦为战地，租界成为孤岛。来上海逃难的难民不知凡几，人人都想逃进租界，但仅有少数人能如愿。绝大多数无权无钱的普通人，只能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随时可能成为枪炮下的冤魂。饶家驹神父1913年来上海传教，担任过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在一次实验中不慎爆炸失去了右手，所以被称为“独臂神父”。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举起他仅有的一条手臂，建立南市难民区。从1937年11月9日到1940年6月30日，难民区运作了32个月，这个二战中最早、最大的难民区，保护了30万难民，创造了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这一模式后来被推广到南京、汉口和欧洲等地。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现在他的墓在柏林，墓碑上有四个汉字：“仁者爱人”。
（1878-1946）
在这块好不容易找到的纪念碑前，我伫立良久。很惭愧，作为一个上海人，作为一个抗日战争后逃难来上海的“新上海人”第三代，在很多年里，我并不知道有“南市难民区”的存在，更不知道饶家驹这个名字。新年到了，城隍庙的香火特别盛，一千多平方米的狭小区域里，有大殿、元辰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文昌殿、关圣殿……等等，中国传统信仰体系中的诉求，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应的神祗。相比之下，南市难民区的纪念碑很寂寞，我在这里站了大概有十分钟，几乎没人朝这里看一眼。来了一对北方口音的学生，在纪念碑前取香，看我正在拍照，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南市难民区纪念碑，抗战期间曾经保护过三十万难民，两位学生好奇地停住脚步，拿出手机拍了张照，对我说：“谢谢”。
抗战期间媒体对南市难民区的报道
上海城隍庙的山门上有四个大字：保障海隅，字是明朝时的上海知县冯彬所写，原匾早就无存，现在看到的金字是1994年上海城隍庙恢复开放时，根据历史照片重新书写的。上海本来是“海隅”，海边一个小小的角落。因缘际会成为国际性大都市。这座城市是有灵性的，不管来这里的人身份、地位、背景、贵贱、贫富……都能在这里站住脚、生住根，尽管是海边一隅，却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但是，看着寂寞的南市难民纪念碑，我还是有几分疑惑。难道它不应该建在更醒目的地方吗？难道它不应该接受人们更多的敬礼和赞美吗？难道，参观这座纪念碑，不应该是免费的吗（尽管城隍庙的门票只需十元）？要知道，当年要进上海南市难民区，可是不需要收费的啊。
热闹的城隍庙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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