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儿子喝口米汤｜上海说唱名家黄永生父亲之死
黄永生·金陵塔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句话以前都是作为消极人生观的象征受批评的。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吃喝是人生在世顶要紧的事情，所谓“民以食为天”，如果三餐不济、饮食无着，恐怕日子很难过下去。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吃好午饭翻看旧书，看到一些关于已故上海说唱名家黄永生先生的资料，他年幼失怙，十岁时就没了父亲，能获得后来的艺术成就，靠自己天赋的嗓子和不懈的努力。黄永生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呢？为来为去，为了给儿子弄口吃的。
上海说唱一代名家黄永生
1934-2013
很多人说起上海，总爱提“梧桐区”，华山路镇宁路一带是不折不扣的梧桐区，属于上海的高档地段。但曾经，这里有很多矮平房，住着从江浙逃难来上海的贫苦人家，还有个很土的名字：朱家厍。黄永生的父亲黄志良祖籍浙江舟山，从小捕鱼为生，有一次为修理船桅不慎跌落，造成双眼弱视，无法再从事渔业，于是飘洋过海到上海，在朱家厍落下脚，摆摊卖海鲜。每天凌晨黄志良从十六铺码头批发鱼腥虾蟹，到静安寺和徐家汇土山湾等地售卖。1934年，黄志良四十岁那年，妻子李如意诞下一子，黄家三兄弟只有这一个儿子，上海话所谓“三房合一子”（合字读“隔”的音），自然宝贝得不得了，取大名永生，小名强根，都是希望儿子生命力强，能顽强地活下去的意思。
黄永生的父亲黄志良
图片来自《说今唱新上海风·黄永生》
本来黄家的生活虽然清贫，倒也平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老百姓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1942年初，日军规定上海市民不允许存有一个月以上的存粮，公共租界只允许250家米店开业，法租界的数量是150家。购米越来越困难，黑市米价扶摇直上。工部局又禁止郊区米市交易，国产米不得进入租界，更让上海陷入“米荒”。上海的普通市民处于半饥饿状态，整日为吃饭发愁，大街小巷出现不少“抢食者”，衣着污秽的流浪汉忽然从行人手中抢夺食物，一边逃跑一边猛咬，即使被抓进巡捕房亦不以为意。有流浪汉因为抢了一根油条被人殴打致死，还上了报纸。
十岁时的黄永生
图片来自《说今唱新上海风·黄永生》
一些贫民为了糊口，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到农村偷运粮食进租界。他们把米藏在身上，有的夹在棉马夹的内缝里，有的绑在裤腰、裤脚内，带来一些米，有些自己吃，有的赚一些差价。偷越日伪军的封锁线自然有极大风险，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3年冬天，厄运降临到了黄志良的头上。
三十年代的肇嘉浜
有铁丝网也有岗亭
那天黄志良和两位邻居一起到七宝去背米，两男一女共三人，同行的邻居还赶了一辆马车。在七宝，两个男人各买了30斤米，妇女买了20斤，另外还买了不少副食品。当时上海市区实施宵禁，马车从七宝回上海，不觉已经天黑，要回家必须穿过关卡的铁丝网。2012年出版的《说今唱新上海风·黄永生》一书中写的版本是三人在穿越铁丝网时都被日军捉去宪兵队，大米副食品没收，人被扔进肇嘉浜。黄永生自己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说的版本是同行二人脱险，黄志良因弱视未能躲过狼狗的袭击，被拖入河中。总之，受此打击加上着凉和惊吓，黄志良回家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黄永生回忆自己的父亲
多年以后黄永生接受记者采访，以往总是给上海人带来欢乐的黄永生不禁哽咽：“阿拉爷就是为了给我吃一口米汤……”
黄永生给上海人带来很多欢笑
好在黄志良用生命“宝贝”的儿子黄永生（强根）后来非常争气。他小时候打过乒乓球，一度能和徐寅生这样的高手分庭抗礼，终因一条金嗓子而当上了文艺兵，成为继袁一灵之后“上海说唱”的又一位划时代的名家，人称“唱不煞”。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创作演唱的《古彩戏法》《狗头军师》等作品，更是脍炙人口。2013年黄永生猝然离世，终年79岁，但他的众多唱段，已经成为上海人的共同回忆。
这些上海人的共同回忆，是他卖海鲜又弱视的父亲在饥饿的年代，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呢。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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