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研究》| 徐欣路 谈语体规划和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本成果受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5YJ050010）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三五”科研规划 2016 年度重点项目（ZDI135-2）资助。

作者简介

徐欣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汉语史。

摘  要

    语体是一种由交际中说话人和受话人之社会关系驱动而选择的语言体式。一个语体库藏有缺失的语言社群会出现某些社会关系没有语言体式可选择的情形，这一情形如果对语言生活造成了严重制约，那么就应该为这些社会关系规划新的语言体式。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包括清末语体改良运动、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写话运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在其背后起到了关键的驱动作用。言文一致将是汉语长期遵守的原则，但典雅语体的缺失也是当代汉语语体规划应该十分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语体 语体规划 言文一致运动 白话文运动 写话运动

1

语体的驱动机制和语体规划的动因

    “语体”是语言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但在语言规划中谈语体问题目前似还不够多，并缺乏理论总结。要谈语体的规划，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语体，以及对于语言规划而言，语体有何关键机制。

1.1

语体的经验性界定

    语体是不易定义的，特别是跟文体、风格这两个概念在一些论著中经常混用不别。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也专门谈到了“文体或辞体 ①”。之所以言“文体或辞体”，大概就是因为陈先生不认为“文体”和“辞体”应该严格区分为两个问题。陈先生指出，“文体或辞体就是语文的体式”。而所谓“体式”则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陈先生对其进行了八种角度的分类，从中就可以看出“体式”外延之庞大。比如，这八种分类中就包括“地域的分类”（如“汉文体”“和文体”等）和“时代的分类”（ 如“建安体”“永明体” 等）（陈望道，1932）。 不过，上述这两种角度的“体式”，很明显是难以成为语言规划的对象的。

    然而，当今汉语研究界的学术习惯一般至少都要将语体、文体和风格三者进行一定的区分。比如陈先生所说的不同的“体式”分类，以今天的经验视之，虽然一些分类在语言学上还很难界定，但其中“公文体、政论体、科学体、文艺体”以及“语录体、口头语体、文言体”等内容一般都认为属于语体，“描记、叙述、诠释、评议”“骚、赋、颂赞、祝盟”“诗、散文”等内容一般都认为属于文体，而“苏李体、曹刘体、谢体、徐庾体”“简约、繁丰、刚健、柔婉”等内容一般来说则应属于风格。

①从陈望道先生 “文体”和“辞体”对举的做法来看，“文体”描述的是语言形成文章之后的“体式”，而“辞体”描述的是语言未形成文章之时的“体式”。以是推知，这个“辞体”同今所谓之“语体”是较相近的。

1.2

语体的驱动机制

    上述区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结论不见得完全准确，但背后却能窥得一定的学理依据。

    此处的学理依据究竟何在？先看两则语体的定义。黎运汉、盛永生（2009）认为，“语体是因交际领域、目的、对象等的不同而形成的言语特点综合体”。冯胜利（2010）认为，“语体是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本质属性（亦即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手段和机制”。这两个定义表明，语体是一种由交际中说话人和受话人之社会关系驱动而选择的语言体式。落实到说话人身上，其与受话人的社会关系就表现在角色定位上，或者说是“说话人持何身份对受话人说话”上，这正是决定语体的关键因素，而领域、目的、对象等，根本上也都是通过“说话人持何身份对受话人说话”来落实的。相比之下，文体和风格虽然也都是语言体式，但背后的驱动力是不同的。文体的选择是由要说的内容来驱动的，比如要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一般来说就要选择记叙文的体式，而不能选择诗歌的体式。而风格的选择是由说话人个人的审美诉求、审美倾向来驱动的，如“谢体”“徐庾体”等以文人姓氏命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驱动力上的差异，构成了人们区分语体、文体和风格的基本经验标准。

    那么，为什么说前述基于经验的区分并不见得完全准确呢？那是因为社会关系驱动、内容驱动、个人审美驱动并不是各自单独发生作用的，一份语言作品的体式选择往往是以上三方面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在三峡工程竣工后，一些文人创作了《三峡赋》以歌颂三峡风景的秀美和工程的伟大。这里的“赋”，若从字面上讲，人们很容易说其是一种文体，而不是语体或风格。不过，事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从社会关系看，作者要通过作品体现对自己雅士身份的认同，并以此身份与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对话，因而“赋”这种文言体式也具有语体的属性。而从个人审美看，作者显然倾向于利用古典辞赋的美学价值，作品具有明显的风格特征。

    我们认为，语体、文体、风格的区别并不落实在字面命名上，而是体现在深层驱动力上。同样一份语言作品，从内容驱动的视角看到的体式是文体，从个人审美驱动的视角看到的体式是风格，而从社会关系驱动的视角看到的体式就是语体。语体、文体、风格三者之所以经常混用不别，是因为它们的区别仅仅是视角的差异。语体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语体问题是社会语言学问题，而文体和风格则不具有这样的属性。

    语体是社会关系在语用层面上的投射，从理论上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驱动出什么样的语体。传统语体学说中所谓的“政论语体”“科技语体”“文艺语体”“新闻语体”等皆是由“说话人持何身份对受话人说话”的社会关系驱动而来。不过，所谓社会关系，也有粗细之分。从细处说，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官员与百姓乃至网民之间的言语交谈也都体现为社会关系，所以父母的语言、教师的语言、医生的语言、官员的语言、网民的语言也都被认为是与身份相关的不同语码。以本文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语码之间的差异也都是语体差异，只不过有时差异不那么显著，只能算是“次语体”罢了。

1.3

语体规划的动因

    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可以看出语体进入语言规划学视野的必然性。一个语体库藏完备的语言社群应该能够实现社会关系和语言体式之间的高度匹配，而一个语体库藏有缺失的语言社群，则会出现社会关系多于语言体式，某些社会关系没有语言体式可选择的情形。在正常情况下，语体库藏缺失的情形并不太容易出现，因为社会关系既已存在，由此驱动出与其匹配的语体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在社会变革较快的时期，新的社会关系迅速成长，而其所驱动的语体发育速度赶不上社会关系的变革，这就有可能对语言生活造成严重的制约。此时，语体规划的动因就具备了，学界应及时为新的社会关系规划新的语言体式。

2

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及其驱动力

2.1

我国言文一致运动概说

    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涉及人口最多的语体规划实践之一，本文以之为例来说明语体规划的动因。相对于“科技语体”“文艺语体”“政论语体”等语体而言，文白变革语境中的“文言”“白话”是一对极为宏观的语体，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涉及的说话人和受话人都不是个人，而是庞大的群体。其中的受话人一般是全社会所有能直接或间接通过书面途径获取信息 ①的人，而说话人则应该理解为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准、具有合格的写作能力的人。换句话说，文白语体背后的社会关系问题，指的就是具有写作能力的人在通过书面向全社会传达信息时，其所持的身份是什么样的。

    本文之所以使用“言文一致运动”的概念，而不简单地使用“白话文运动”，是因为本文不认为“白话文运动”一语可以完全涵盖我国清末以来所有的言文一致实践。目前的学术传统一般把民国时期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文化精英所首倡的呈现反传统、反封建、倡民主、倡自由姿态的言文一致运动称为“白话文运动”。但是我国的言文一致实践实际上从清末就已经发端，而其圆满达到目标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以，本文认为，要考察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完整的言文一致运动，就必须囊括作为白话文运动之先声的清末语体改良运动和作为白话文运动之延续的新中国的写话运动。

    需要说明的是，严格地说，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还应该包括如切音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样的拼音化运动。不过本文认为，语体是语言问题，而不是书写系统问题。书写系统拼音化的作用仅在于提高人的学习效率，而不在于语言本身。也就是说，拼音化可以让没有读写能力的人很快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让他们能够书写口头的白话，但却无力撼动汉语整体的语体格局。对于熟习文言、固守文言者而言，拼音文字不会是白话的专利，它也完全可以用来记录文言，因而拼音化与言文一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暂不把各种拼音化运动纳入视野。

①间接地通过书面途径获取信息，主要就是指听他人读书面文章。

2.2

文言及其社会基础

    汉语自南北朝时期起开始了日常体式和雅正体式高度分离的过程，大约到了晚唐时期，雅正体式还跟先秦汉语保持着高度一致，而日常体式却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汉语的雏形。这就形成了社会语言学家Ferguson（1959）所说的双言现象（diglossia），这“双言”之中，雅正体式就是文言，而日常体式就是白话。双言现象的本质特征是书面语和口语差别极大，人们无法通过童年的自然习得学会书面语（哪怕只是看懂、听懂都无法做到，更不用说是输出），而只能通过接受学校系统语言训练的方式才能学会。文言作为雅正体式，用于行政、教育、宗教仪式等庄重典雅的场合，其使用是读书人的专利，普通的妇孺、体力劳动者乃至一般的商贾都未能掌握文言。而白话作为日常体式用于各种非正式的生活场合，那自然是人人都从小就熟练掌握了的。

    这种由高度分离的日常体式和雅正体式构成的语体格局恰恰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关系在语用层面上的投射。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说的正是一般平民经由士人阶段上升到士大夫身份的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两端，一般平民只能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士大夫则可以参与政治与社会管理，且大多士大夫都具有较高的学术、艺术修养。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要从一般平民跨越到士大夫，靠的就是参加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过独木桥”式的选拔—科举考试。而士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具备十分牢固的文言功底。封建统治者依靠着人们对士大夫身份的向往、追求和认同组织起了稳固的统治秩序，而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漫长曲折的习得路径无疑就是其社会关系的反映。士大夫阶层以能使用文言为身份标志之一，其使用文言写作时，持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基本都不将普通平民作为说话的对象。

2.3

清末的语体改良运动

    到了近代，封建统治已如强弩之末。在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之后，大的社会改良开始付诸行动。清朝末年，随着社会改良力量的兴起，语体规划自下而上地开始推进，而其发生的最主要领域就是报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言“报章体”的诞生。1874 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并任主笔，发表了八百多篇短小浅显的文言政论，提倡变法。梁启超在《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又发表了大量这种风格的政论，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文体，人们称之为“报章体”“时务体”“新民体”或“新文体”，其特点就是虽以文言为基本架构，但不避白话，含有大量的白话现代词语，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是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1876年，上海申报馆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白话报《民报》，然而创办不久即告停刊。不过自19世纪90年代起，“清末十余年间出现了近三百种白话报纸”，此外“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五十余种文话报辟有白话栏目或赠阅白话附张”，还有“三百种以上文字浅易的蒙学报、浅说报、女报及配有白话解说的通俗画报等”，以及“几十种以刊载白话小说戏曲为主的文艺杂志和大量以单行本问世的新小说”（胡全章，2015）。报刊语言从雅正体式向日常体式的变革，反映的正是社会关系的改变，这从1899年陈荣衮发表的《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可以看出来。他指出：中国五万万之人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不过五万人中得百人耳。以百分一之人，遂举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置于不议不论，而惟日演其文言以为美观。一国中若农、若工、若商、若妇人、若孺子，徒任其废聪塞明，哑口瞪目，遂养成不痛不痒之世界。彼为文言者曾亦静言思之否耶！”（转引自翦成文，1963）在封建社会，农、商、妇人等与士大夫之间社会地位悬殊，文言就是将前者屏蔽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天然屏障。只有在封建社会的秩序做出调整、妥协的时候，前者的社会地位才开始逐渐得到重视，以报刊为重要媒介的政治生活才能向他们开启语言的大门，发展出适用于书面报章的白话新体式。

    清末的语体改良运动可以说成了民国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过，虽有论著直接将这一实践称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或“清末白话文运动”（谭彼岸，1956；夏晓虹，1996；胡全章，2015），但其语体改良的驱动力仍没有突破封建改良道路下社会关系的范围。倪伟（2016）考察了清末白话报上的演说文 ②，认为“说话人始终是在摆知识、讲道理，几乎不谈及自己，而那些知识和道理则被认为是普遍的公理，因此在说话人那里看不到新知识所引发的个体思想上的紧张和困惑”，“仿佛是一个传声筒”。改良派在使用报章体文言或白话写作时，虽然已经开始带有一种开启民智的姿态，但如倪伟（2016）所述，从其所持的身份来讲，大致还是一个“告知者”，而不是“引领者”。

    这种相对温和的风格与彼时的改良主义确是相似的，且白话报刊大量涌现的时代与改良派酝酿和掀起维新运动的时代也是重合的，因而清末语体改良与政治改良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正如我们不把维新运动看成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的一个阶段一样，我们认为清末的语体改良运动也不能算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阶段。当然，也正如政治改良遇挫一样，报刊语体的改良最终也因力量不支而重新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胡全章，2011）。

②演说文是用模仿演说的形式来说理议论的一种文体，演说文的作者都假定自己是演说人而读者是演说的听众。

2.4

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

    辛亥革命发生后，政治改良道路被革命道路所取代，封建王朝覆灭，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这一改变也投射到了语体变革上，其表现就是语体改良道路终止，取而代之的是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虽然这场运动的标志性论著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用了“改良”一词，但与清末的语体改良相比，这场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语体革命。与清末改良派相比，语体革命派的主张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语言意识形态。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称：“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在精英阶层主导的自下而上的语体规划大得人心之后，由民国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语体规划也很快进行了跟进。1920 年，民国教育部颁布训令，改革全国各地国民学校③的语文教学，先令一、二年级“国文”课改为“国语”课，又令于1922年年底之前全面完成国民学校各年级的上述改革，一律教授白话文。其后，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纲要》相继发布，对各学段国语课中白话文的比例和教学要求进行了规定（郑国民，2000）。这一由政府主导的习得规划彻底改变了白话文的地位。作为日常体式的白话由“非正宗”而“正宗”，作为雅正体式的文言由“正宗”而“非正宗”，无疑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所谓语言意识形态，实际上主要可以理解为一种象征关系。在白话文运动之前，白话象征着世俗、平庸、社会地位低下，而文言象征着高雅、高贵和封建权利，可以说任何一个只会使用白话而不会使用文言的人，在社会政治文化事务上都是没有话语权的。而白话文运动之后，白话成了表述政治文化事务的合法而先进的语言（并且在理想状态下是唯一的合法而先进的语言），文言倒成了腐朽、守旧者的象征。这一颠覆与“五四”时期在“民主”精神指引下资产阶级和普通大众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封建权贵的没落是完全同步的。彼时，白话的写作者在写作时所持的身份早已不是“告知者”，而是具有摧枯拉朽之力的“引领者”。

    不过，由“五四”精英和民国政府主导的白话文运动并不彻底，出现过一些反复，尤其是在行政领域，民国政府的公文写作使用的多是文言。究其原因，是因为文言从“正宗”地位上跌落后，汉语的雅正体式出现了事实上的空缺，而民国政府却没有彻底放开所有领域让白话在写作实验中充分发育，雅正体式只能继续由文言来充任。而按照本文的观点，雅正体式白话的缺失，事实上是民国时期社会关系对此的驱动力不足，工农等普通大众在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仍旧缺乏地位，执政者仍然希望在特定的领域通过语言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从而与普通大众拉开距离。

③国民学校相于初等小学。

2.5

新中国的写话运动

    上述白话文运动不彻底的问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重视，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解决。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与之相呼应的是，同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指出要“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把这两项主张结合起来看，便知“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人民的语汇生动丰富”，更重要的是对于人民政权而言，以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身份说话，就理应将口头的白话发展为时代语言之“正宗”体式。在毛泽东这两项主张的指导之下，白话写作者的身份姿态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说话人开始有了向受话群体学习并为之服务的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继续不断就此发表倡议，并开始以“写话”和“写话运动”来称呼这个方向上的实践。叶圣陶（1951）认为，“三十年前，大家放弃文言改写白话文的时候，目标就在写话”，“写话是要用现代的语言活的语言写文章，不用古代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写文章”，“用现代的语言活的语言，只要认得字，能说就能写，写出来又最亲切”，“写话就是要写成的文章句句上口，在纸面上是一篇文章，照着念出来就是一番话”。曹伯韩（1951）指出，“直到现在，白话文还不能完全达到‘言语接近民众’的理想……我们语文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新中国新的文化高潮到来的前夜，加紧设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为新的文化高潮准备新的工具”，而拼音文字运动“可以帮助白话文运动及近年产生的写话运动达到理想的目标”。郭沫若（1952）在谈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时指出，“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文艺尤必须平易近人”，“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了”，“我们的文章必须先走上写话的道路”。

    与此同时，“写话”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小学的语文教学。1956年，工作在小学语文教学战线的木目提出，其所在初小的语文教学“最大的缺点是强调学员熟记和使用那些‘文绉绉’的词句，来代替工农兵生动活泼的语言”。他提出，“字、词、句的训练的目的，是要求学员能够用工农兵的语言通顺清楚地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使人看得明白”，“对于那些怪僻的很深的或者离开工农兵生活很远的词句，可联系课文讲解，不必单独提出，更不必要求练习使用”。（木目，1956）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的语言学习主张除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之外，还有“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和“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两条，不过，“我们所需要的成分”和“有生命的东西”本身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因此后人要提倡的话就有困难。相比之下，“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目标则是比较明确的。曹伯韩所说的“写话运动”和郭沫若所说的“写话的道路”，实际上都属于“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其主要内容是摒弃不必要的“文绉绉”的书面成分，使笔下的语言尽可能与人民群众的口语接近。可以看到，这场运动虽然并不是在全面落实毛泽东的三条主张，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言文一致运动进程中显然也有其功绩—它让白话迅速而稳固地占领了我国语言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全国各界都形成了学习白话、使用白话的良好势头。

3

余论：全民读写时代的语体规划问题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确切地说，说话的是语言，而不是人。人只是在他向语言做出反应时才说话。”（转引自涂纪亮，1994）中国言文一致运动数十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人说话”的历史，又是一部“话说人”的历史。文白语体的变革深刻述说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以特殊的方式呈现了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

    自言文一致运动之后，言文一致的原则必将为汉语所长期遵守。但众所周知，经过了写话运动之后，汉语写作并没有真的走上写话的道路。汉语白话在遵循接近口语原则的同时，在大量的书面写作实践中，自然发展出了多样化的区别于“话”的书面语体，承担起了雅正体式的诸多功能。回过头去看，当今的白话书面语，仿佛就是按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三条主张的构成来设计的——以口头语言为底子，并用大量来自外国语言和古人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形式锦上添花。这可视为对写话运动局限性的突破。

    这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在言文一致运动获得成功之前，读写只是少数人的事，而文白语体恰是阻隔在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语言屏障。在这种情况下，语体规划首要关注的就是文白这个宏观语体问题。在言文一致运动成功之后，尤其是在新中国扫盲运动成功之后，读写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至少对于相对年轻的年龄段而言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能力在这个全民读写的时代，虽然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这一原则不会过时，但若再强调语体的纯粹性，把书面语全盘往口头语上靠，那就显得既无必要，也不科学了。

    当代汉语的语体规划，已经从宏观语体规划时期进入了领域语体规划时期，这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一件事是要为某些“雅”的领域重新构建汉语的典雅语体。李宇明（2015）在讨论汉语的“雅正”规范观时指出，“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而冯胜利（2010）认为，讲“雅”主要就要通过古词古语的使用来实现。我国的言文一致运动，特别是写话运动，虽然彻底扶正了白话的地位，功不可没，但作为其副作用的典雅语体缺失也是不可否认的。2016 年6月，浙江大学发布了其120周年校庆的一号公告，该公告通篇用文言写成，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实际上，写作者未必不知选择文言来写校庆公告是一种以损失交际效果为代价来换取典雅性的做法，采用这一做法说明了写作者正处在没有其他合适的语码可选择的窘境。这一窘境的化解，须待学界对文白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后方有可能。何九盈（2015）指出，“好的文体 ①，不是‘纯粹’到完全没有文言成分，而是应该调配恰当的合体的文言成分，这叫‘文白融合’”，“区分文白夹杂与文白融合，是建设新文体的一个具有理论方向的重大问题”。此言甚是。

①何先生所谓的“文体”，就是本文所说的“语体”。

参考文献（略）

因排版需要，脚注编号略有调整。（编者注）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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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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