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来是这样（5） 楠木正成和福泽谕吉

京都市的社会教育中心出了一本杂志，以创造为题目（《创造性市民》），感觉很不错。里面有桑原武夫的连载对谈栏目。

第12期的嘉宾是神户大学教授（日本史）热田公。在谈了历史是科学吗这样的话题后，转到了战后“出现了公平对待过去人物的风气”这样的话题，比如“像以前有人因为称赞了足利尊氏而不得不辞掉议员，这样的情况现在不会了、、、”（桑原）

热田：关于尊氏（足利）问题，其实只有尊氏在战后重新评价的风气当中还停留在过去。

桑原：还停留在过去，是说还是有不好的地方？、、、

热田：不是，根本就没有人提到。所以不管是尊氏还是楠木正成、、、

桑原：意识是说评价有改变吗？

热田：有改变还是没改变，也说不清楚。反正尊氏没有被重新评价，正成也连带着被忽视了，就是这么个立场。

桑原：关于所谓的南北论争，还没有整理、、、

热田：与其说是还没有整理，不如说在一般的国民常识里，那里还是个相当于禁区的地方。

读到禁区这里，想想也是这样。

比如在医院的药店里有一个烈药的棚子，因为怕小孩子碰到，放在很高的地方，又加了锁。

写着烈药的标贴用红色的框圈着，写着毒药的字的框是黑色的。南北论争就是被战后这个棚子封存起来了。

如果忘了的话，对于战后的生活以及战后思想史来说无关痛痒。

但在过去，可不是这样。

明治维新虽然不能说是仅仅靠一种思想成立的，但朱子学（宋学）的尊王攘夷思想是思想倾向的正义体系。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讲过。

特别是在维新后，尊王被扩大，以这个思想倾向为标准，确定善恶。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在区分善恶、作论断时，像幼儿一样天真，而且残忍。

但让人为难的是，实际上被划分为善和恶的正成和尊氏都是非常少见的好人。

战后，马克思主义流行起来，热衷于制作另外的善恶标准，而过去的，另外的体系的善恶，已经无用。

但虽然是过去的东西，因为还是有正义体系的烈药毒药参杂在里面，被放到棚子里上了锁。

既不去分析，也不去进行消除烈性毒性的作业，而是让给了忘却这一人类的自然的——又是伟大的——能力。

从宋学（朱子学）的立场来说，在日本的南北朝对立期间，南朝是正统。

但是，在现实的南北朝的时代，这种形而上学论，只在一部分人心中存在。

现实中存在的是，南朝的首领后醍醐天皇，一时期间革命成功（建武中兴）后，政治上非常失败，不受欢迎。

这个天皇，否定非常自然的日本式的镰仓的武家体制，更加强烈否定历代天皇的非政治性，想让自己这个天皇像中国的皇帝那样拥有专治权。按照日本的传统来看是怪异，但按照宋学的正义体系来看是非常前卫的。

楠木正成（1294-1336）是不是宋学的弟子，没有直接的资料证明。当从旁证来看，可以认为是。

他的家庭只不过是个草莽的土豪。他还在后醍醐天皇流浪之前就加入了讨伐幕府的行动，在河内金刚山山脚下的赤坂建筑了引来满天下敌人的城堡。

他完全洞察到世间因此会怎样变化。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战术家，在心理学上、或者说在政治力学上，对于人世间，理解的非常清楚。有着这样器量的人物在以前的日本历史上还没见过。

简单一句话，他以不到一千的兵对抗二十万七千六百骑的幕府大军（《太平记》）。

这期间，他神秘莫测地演出了巧妙的要塞战，向全天下宣示了执掌天下的北条执权府是怎样的无能和软弱。

确实，天下很多人，抛弃了北条执权府。在没有大量传达方式的时代，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赤坂的陷落对于正成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此后他出没于各地，后来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会战（天王寺合战等），胜得非常漂亮。

接下来又在金刚山的千早城据守，吸引了关东的正规军，大大挫伤了他们的锐气。

不管是游击战还是正规战，他都很擅长。《太平记》也是因为描写了从黑暗中登场的正成以及他的华丽的活跃和睿智的风貌才显出风采。

另外，他性情风雅，又深得兵士爱戴，江户时代的人们把他和《三国志演义》里的诸葛亮的印象叠加在一起。

这就是主要靠正成的活跃而成立的建武中兴。就像前面说过的，人们对这个“革命”失望了，而把希望寄托于能够满足时代的自然欲望的足利尊氏（1305-1358）身上。

经过一番曲折，尊氏也拥立了北朝，以后就变成了南北朝的抗争。后来他在九州培养的大批势力，把濑户内海的水军也收在伞下，从海路两路杀向京都。

正成知道时局已经历南朝远去。以前与自己一起战斗过的一族里也出现了不加入阵列的人。

正成被招到京都询问战略。他认为从这个绝望的状态中拯救南朝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一种焦土作战。

京都这个城市，它本身并不生产粮食，也没有仓储。正成着眼于此。所幸的是尊氏正攻向京都。让他的大军如愿进入京都，让我方退去，然后把洛南（译者注：即京都南面，日本常常借用中国古都洛阳这个词把京都简称为洛）的开口处（山崎附近）关闭，从四面攻击，痛打饥饿的敌人。但在此期间，天皇需要到叡山避难。

正成跪在台阶下面，堂上有一位公卿，从二位参议坊门清忠，听到正成的方案勃然变色。

清忠性情偏激不说，什么事情都急着插嘴，不知是和正成性格不合，还是只是个除了作为公卿的尊大以外什么想法都没有的人。

之前他也多次批判正成的策略。同时他又和藤原定房一样是后醍醐天皇的宠臣。

清忠说，陛下以前就移驾到过叡山，这次又有这种事，世人会把帝位看轻的。

再说，之前的战斗也总是我方的弱小势力击败了大敌。这是谁的功劳？不都是托了圣上的鸿运吗？他这样说。

“此悉圣运佑之，而非武略之胜也。”（《太平记》卷十六）

也许他想到，如果武臣功勋显赫，公家势力削弱，会回到以前的镰仓时代吧，竟不承认正成之前的功绩。

后醍醐天皇采纳了清忠的意见。清忠得势，高声说出下面的话来。

“圣意已决，楠木退下可矣。”

正成想，再多说也是无用，仅带领五百骑南下兵库，在凑川与一族人全数战死。

《太平记》是说书的起源，在室町时代已经出现了以此为职业的说书僧人，在江户时代特别是元禄时期，这个故事在武士和庶民的世界里达到鼎盛。当然大家的赞赏都集中在正成身上。

江户时代，赖山阳发行了《日本外史》（1836-1837前后）。这是日本社会出现的最早的日本通史。

在这之前，对于日本的读书人来说，“史”就是指中国的史书。会话、文章里所引用的故事、传记以及逸闻都是出自中国历史。

仅就这点而言，日本人也就是中国人。《日本外史》的出现，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被大量阅读。我甚至想说，是这本书改变了幕府末年。

山阳和水户的《大日本史》一样，采用朱子学的价值观，全书贯穿着尊王攘夷以及名分论。当然，南朝是正统，正成至善，尊氏是极大的恶。

这个价值观被明治维新所继承，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的战败为止。

但是，明治人也是多种多样的。

福泽谕吉在明治七年刊行了《学问的介绍》，在第七篇里提到，和西洋的殉难者相比，日本的历史上也只有佐仓宗五郎（译注：江户前期人，为了抗议藩主的苛政，到江户上告，最后告到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那里，结果苛政虽被收回，宗五郎也因为破坏了等级制度犯上而被判碾杀，其子也获死罪。）算是可以传承的人物。

所谓的忠臣义士也都不过是“为主舍身”而已。在这一点上和忠诚的奴才（比如福泽谕吉提到的权助）（译注：权助是虚构的人名，已经被作为仆人的通称来使用，有点像中文的店小二。）没什么两样。

这个观点被称为“楠公权助论（译注：意思是说楠木正成只是一味的服从于暴君，没有自己的思想）”，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福泽活在昭和初年写了这篇文章的话，恐怕早就被暗杀了。

从昭和七八年前后开始，必本家更甚，十二世纪中国的朱子学的尊王论浓缩于国民教育当中，比本家（即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楠木正成”超越了固有名词，几乎接近了思想词。

明治宪法是明确的三权分立的宪法，三权里没有统帅权。

但不久，这个宪法外的权力像癌细胞一样，从内阁里独立出来（1908年），昭和十年以后显示了超越任何国家机关的权限。

追朔其形成的情态的历史，就会想到上述的正成的悲剧情景。这个情景与悲愤情感一起，被军人、教育者以及一般民众所共有。跟福泽渝吉相比，楠木正成更强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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