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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保守主义 | 弗兰克·奥高曼

冯丹 译 保守主义评论

按:一战后的英国保守主义试图表达出一套替代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的方案。鲍德温在1924年提出“新保守主义”,类似于迪斯雷利式的保守主义,强调社会和谐,强调不同阶层对政党领导地位的认同,强调社会改革和保护弱势群体。

作者弗兰克·奥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代表作《选民、恩主与政党:1734-1832年汉诺威时代英格兰未经改革的选举制度》、《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年英国政治与社会史》,编有《英国保守主义》、《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学》两读本。本系列译自他为《英国保守主义》所写的长篇导言。前几节请见:

奥高曼|英国保守主义的主题

奥高曼|保守主义的政治世界

奥高曼|保守主义史前史 

奥高曼|柏克:保守主义之父

奥高曼|浪漫派保守主义 1790-1830 

奥高曼|托利党和皮尔派保守主义 1812—1846 

奥高曼|迪斯雷利与保守主义

奥高曼|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复活了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保守党自身支持参战,还联合了自由党一致对外,这时,爱国主义的狂热和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便终结了早些年的乱局。战争消除了一些困境。在战争爆发六周内,《爱尔兰自治法案》成为正式法令。不到两年,保守党确实已在尽力克服他们对更进一步议会改革(妇女选举权和全国征兵制)的厌恶。在经济上,保守党放下了他们对集体主义的恐惧。在战争期间,保守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管制,这对索利兹伯里那代保守党人是不可想象的。通过经济干预去扩大工业产量、提高生产力、营造和谐的产业关系、甚至推动产业合理化,中央政府证明了,经济效益、军事成功和回归议会政治是完全相融的目标。

 

战后保守主义的核心是,它试图表达出一套能合理替代左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右派(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方案。这为鲍德温的实用主义和保守党调和而非消除社会阶级的言论提供了充足空间。鲍德温在1924年提出了“新保守主义“,它类似于迪斯雷利式的保守主义。鲍德温“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突出特征是,它强调社会和谐,强调不同阶层对政党领导地位的认同,强调社会改革和保护弱势群体。这种保守主义的实际效果,充分体现于1924年到1929年张伯伦在卫生部的改革中。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温和而折衷的方式,不应该被小觑。由于“国民”政府在1931年的大选中享有绝大多数席位并在1935年保持连任,鲍德温得以忽略他自己的传统右翼,而推行“基于经验的国有化政策、渐进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政府注资的经济政策”,要不然这些是不可能实施的。

 

 鲍德温 1867-1947,三度出任英国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因此,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守党说成是建制派是了无新意的。地主阶层、国教会、行会、城市和地方的商会确实是“保守主义的潜在支柱”,但两次大战期间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说到底,保守主义无疑是防御性的,它保护财产、权力以及将它们合法化的政治体制。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什么政治创新,倒是有不少经济试验。尽管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展现出了惊人的连续性。

 

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保守主义主题被反复强调:爱国主义美德和帝国的必要性。前者得以宣扬,主要源自鲍德温将英国人的性格理想化。他将英国人独特的自由观、妥协观、公平观和中庸之道,与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传统勾连了起来。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刻意的阐释。在1930年代早期,保守党的作家和代理人曾受命在全国培养爱国精神。正如鲍德温对1932年的议会所说的:“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国家的而非政党的,我们的理想必须是国家的而非政党的。”对鲍德温来说,这一抱负于公于私都是他所追求的,他所刻画的忠义乡绅的形象便揭示了此点。从长远看,简单的、乡村的社会制度还吸引着另外两个群体:易于接受其价值的中产阶级和渴望认同其价值的工人阶级。他的演说始终呼吁民族团结、呼吁政府满足人民的需求并呼吁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某种程度上,鲍德温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然而,这与1914年之前绝大多数保守主义政客的言论已大不相同了。

 

同样,1918年以后,保守党对帝国价值的强调,随着帝国政治雄风不振反而越发高涨。保守主义者对帝国问题、事件、符号、特性和战争的痴迷,可视为是在向往一个充满魅力、虚构和幻想的世界,而逃避一个意识形态混乱和经济问题难以解决的社会。更糟糕的是,它重新肯定了等级秩序和军事化倾向的价值,而这两者有很强的怀旧性。公道地讲,鲍德温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不如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更显著。例如,1924年以后,尽管他自己党内有各种反对声音,印度的政府改革一直稳步推进。他个人认同1926年的帝国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英联邦的联合原则,并因此开启了英国从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他对帝国问题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他在1930年10月表达出的防御主张和帝国偏好,是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个反应,而非一个教条式的决定。正如1934年7月他在苏格兰的一次演说中所讲:

 

统一派迫切想知道,本届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否一直与他们所说的大一统原则相一致。在本党曾经确立的或者支持的原则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解决这届政府今天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大一统原则一无是处。

越多这类问题需要解决,就意味着要对传统习俗进行越多的干预。这些干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自由主义的、更不是大一统的。它们是任何真正敢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政府都必须做出的干预。

 

这些年经历了先是迅速减少国家干预、后又谨慎地加强国家干预的过程。不断增加的国家权力、国内外各种意识形态的威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模不可逆转的壮大,都使得保守主义开始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价值。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1920年代,保守党为了将社会主义这套狼拒之门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部分立场。他们在战时对物价、投资、交通、食品分配甚至劳动力的控制政策,在战后很快就放弃了。1920年代的经济政策——绝大部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包括自由贸易、回归金本位、平衡财政、降低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是对战时集体主义的彻底抛弃。这并非意味着,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政策缺乏进步性,或者其实施者缺乏对比或考虑不周。丘吉尔在从1924年到1929年,张伯伦在从1932年到1935年担任财务大臣期间,很多财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张伯伦在住房、工业立法和抚恤金方面的改革功勋卓著。然而,官方的保守党思路强调了国家无力控制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市场的力量。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反对国家控制无疑是保守党最为人熟知的宣传主张之一。在政治层面,从权力干预中松动出来的“自由”,被视为一种至高价值,它能充分发挥个体——因此包括国家——的潜能,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经济层面,价格机制(只要不干预它)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回报劳动力。因此,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自由,是得到充分发展的、强调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功能。这种自信的言辞在1931年后就站不住了。如果是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让英国经济遭受如此灾难,那么就没有理由以它们为基础制定经济政策。在1931年,由于受到政党内部的巨大压力,鲍德温被迫恢复他在1924年就已废止的关税保护政策。 “现如今,资本自由出口和商品自由进口的力量在这个国家积累起来了。” 

 

然而,1930年代引人注目的不只在于恢复了关税保护政策。保守党缓慢但坚定地放弃了对工业的最小政府干预政策。即使在1920年代,政府就已经重新管控了铁路以及煤矿业的工资与利润补贴。政府已经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民航组织、一套国家电网和一个公共广播垄断公司BBC。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正刺激并推动政府扩大干预经济生活。新型工业的发展——它们有着大公司的组织形式,并经常依赖于股东资本——肯定了市场以及政府的干预作用, 并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源以促使政府推行和扩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让政府更加密切地插手经济问题。对于石油化工、化学制药、汽车和电力工业等产业,不受管制和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将是危险的。大萧条使得政府补贴和重组成为更加迫切的需求。因此,国民政府不仅建立了进口配额制度,还操控了通货,管制了物价和出口,左右着产业布局,给部分产业提供了补贴,监督了另一些产业的合理化改造,甚至通过中央部门主导了部分产业的销售情况。在这场从自由放任政策和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理论的大撤退中,所有产业无论新老都掺和到了其中。

 

保守主义的经济哲学发生了如此决定性的转变,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没有争议或口水仗。而一个决定性的思想灵感是“中间路线”,这是哈罗德·麦克米兰和其他保守党议员的立场,有些保守党议员代表的工业选区——麦克米兰的也是如此——正遭受严重的经济萧条。在1927年,他们出版了《工业与国家》一书,该书宣称计划主义是解决经济萧条的必要手段。此后,麦克米兰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构想出了一个国家计划,一种公共投资的方案,计划进行工业重建和最低工资立法。这些倾向都反映在1931年PEP(政治经济计划)的制定和1935年“下一个五年计划工作组”的创建中。这个工作组鼓吹中央集权,认为“国家可以也必须有目的地计划和控制……有无数个体行为参与的经济发展。”这种管制型资本主义制度大大偏离了十九世纪的自由经济传统。

 

尽管——可能也是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存在这些不断增强的保守主义倾向,无情地谴责社会主义一直是当时众多演说、宣传小册子和书籍的主题。 事实上保守党和他们的工党对手之间关系微妙。一旦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保守党的实际对手,鲍德温就急于将他们接纳为合法的制度竞争者。同时,他希望限制贸易协会的权力并与工党争夺工人阶级的选票。确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守党没有争取到多少工人阶级的选票,但托利党议员在边缘选区的鼓动以及他们一直以来受到的尊重,使得很多工人阶级托利党选民支持他们。鲍德温在铤而走险。1925年,他令人敬佩地施展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了一名托利党后座议员攻击政治募捐的法案。然而,保守党对工党的包容很快耗尽。为了国家团结,必须镇压1926年的大罢工。一些保守党人——尤其是丘吉尔——对工党大加讨伐甚至恨之入骨。鲍德温打了一张灵活而不得罪人的爱国牌。然而,伴随大罢工失败而来的,是《劳资纠纷法案》(1927),该法案宣布那些以造成社会不便而要挟政府的罢工为非法。尽管保守党毫无疑问正在滑入集体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在竭力诋毁和削弱工党死对头,就像1935年《国家宣言》里说的,“势必采取一些革命性措施。”即使在1940年到1945年有过五年的联合政府之后,一位杰出的保守党理论家依然将工党说成是一个具有极权主义苗头的政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守党充分发挥其意识形态和宣传手段的潜能,在国民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维护国家团结、推动经济重建和走“中间路线”的政党,并向自己的支持者证明保守党是左派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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