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百科词条（稿）】转语、右文说
汉语拼音：Zhuanyu
英语术语：Zhuanyu
分支学科：训诂学
分支主编：汪维辉 副主编：李运富
主要有两个指称义：
其一，因时代、地域不同或其他原因而音有转变的词。或称“语转”“声转”“语声转”“一声之转”。这是一个训诂术语，首见西汉扬雄《方言》，晋郭璞注《方言》、《尔雅》等训诂专书中也有记载。
转语有三种情况：
①声母发生了变化。如《方言》卷三：“蘴，荛，芜菁也。”郭璞注：“蘴音蜂，今江东音嵩，字作菘也。”蘴，《广韵》东韵、敷母。菘，东韵，心母。“芜菁”即今天俗称为“大头菜”的一种蔬菜，在西汉有“蘴”、“荛”两个别名，“蘴”到了东晋，江东又称为“菘”，这就发生了声母的变化，由轻唇音转向了齿头音。这就是语转的第一种情形。
②韵发生了变化。如《方言》卷十：“
③声和韵都发生了变化。如《方言》卷二：“劋、蹶，狯也。楚郑曰蒍。”郭璞注：“蒍亦狯，声之转也。” 狯古音见纽月部字，蒍匣纽歌部字。狯与蒍歌、月阴入对转，见、匣旁纽。声与韵都有差别，但合乎古音通转规律。不仅单音词发生语转，双音节词同样也有语转，陆宗达《训诂简论》指出：“作料”和“勺药”本一音之转，从文献词义角度证明了两者都有调味之义。从声音来看，“作”与“勺”为铎、药旁纽，精、禅齿舌邻纽。“料”与“药”为宵、药阴入对转，来、喻邻纽。这也可看作是声韵都发生了变化的语转。
语言变转，有因时而变的，有因方言地区不同而变的。晋代郭璞注《尔雅》《方言》，每每说“语声转”，或说“语转”“声转”。例如《尔雅·释诂》:“卬，我也。”郭璞注:“卬犹姎也。语之转耳。”“卬”与“我”古音均为疑纽，为双声。“卬”在阳部，“我”在歌部，阳与歌两个韵部可通转，合乎音转规律。又《方言》卷一说:“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郭注:“语声转耳。”奘、壮古音为庄纽阳部字，为双声兼叠韵之字。京、将古音亦为阳部字，与奘、壮为叠韵。京为见纽，将为精纽，古牙、齿可通，精与庄都为齿音，可通。奘、壮与京、将的变转，既有因时而转，也有因地而转的因素。清代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王念孙在为《广雅》作疏证时，也常运用语转的术语来证明具有或双声、或叠韵，或既是双声又是叠韵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字词的音义关系。运用古音学的研究成果，系统分析前人训诂材料中的转语，说明与词义有关的音变和音异现象，总结其规律，是当代训诂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二，书名。清代戴震有《转语二十章》，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得知，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戴震在其《戴东原集》有《转语二十章序》一篇。据《序》所论，《转语》实为从声音求训诂，探索汉语词源的著作。拟从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上来推求古声母系统，追溯上古词与词的渊源关系。受他的影响，王念孙作《广雅疏证》，郝懿行作《尔雅义疏》，钱绎作《方言笺疏》，都以此阐发训诂，成就极大。
与戴震同时的程瑶田又作《果蠃转语记》，说明有相同的声音组织形式的复音词，字义也每每相通。在清代训诂学中推寻语源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87-189.
符淮清：汉语词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1.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6-167.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116-182.
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80-83.
吴吉煌.：古代“转语”各说析评， 北京：励耘语言学刊，2011（1）：51-63.
推荐阅读
顾之川：《通雅》对转语的运用， 长沙：古汉语研究，1989（1）：38-43.
(撰稿：周祖谟 修订：刘兴均)
汉语拼音：Youwen Shuo
英语术语：Youwen theory
分支学科：训诂学
分支主编：汪维辉 副主编：李运富
是一种从形声字声符去探求构字理据的学说。这一学说盛行于中国的宋代。王观国《学林》卷五、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均有记载。《梦溪笔谈》卷十四记载：“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歺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沈括是引述宋人王子韶（字圣美）的观点，认为形声字的构字理据隐藏在声符之中，凡物小者，皆以戋为声符。戋就是从戋得声之字的共同的字根，戋所记录的字义也就是凡从戋得声之字的共同理据。可见，“右文说”考察的是一组字词之间的音义联系。
汉字中形声字占大多数，在形声字中意符在左，声符在右的最多。如从木、从水、从人、从言的字，声符大都在右。声符本来是表音的，但是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在意义上有时又有联系，这就是声符兼义了。最早看出声符兼义，也就是说看出声符能揭示构字理据的还不是宋代的人，而是晋代的人。唐代欧阳询编《艺文类聚·人部》曾引晋代杨泉《物理论》说:“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南唐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也看到从“仑”得声的字，如沦、轮、伦、论、纶等字都具备有条理、伦次之义，这说明从晋开始学者已经注意到声旁相同的字，往往具有共同字义特点。但当时只是凭零星字例感觉到声符有揭示构字理据的功能。
“右文说”创自北宋时期。《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称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神宗熙宁时阿附王安石，所以神宗与他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定《说文》官。沈括说他解说字义以右边声符来定，“右文”的名称就由是而起。宋神宗时，王安石为相，势倾朝野，曾著《字说》24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道：“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足见当时声势之大。但是他那些谬妄之言，到哲宗元祐中终被禁绝。陆佃作《尔雅新义》或用王安石说，也无可称道。到元初时都还有人敷衍其义。
“右文说”对于今天人们认识汉字中的形声字的构字特点，进而探寻其构字意图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清代乾嘉学派在“右文说”的启发下，不拘形体，由音求义，创“因声求义”说，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时，依据“右文说”说明词义的就有68处。黄承吉主张“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见《梦陔堂文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又把“右文说”的范围加以扩大。今天人们构建汉字字源学说，探训汉字的构形属性，进而揭示汉字的构形理据都十分看重形声字中表义的声符。因为汉字在早期阶段已有大量的形声字，后来由于人们的认识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义，人们为新词创造记录符号时，自然会选择与新词新义在读音和意义上都有关联的字作为声符，另加表示事类的形符构成一个新的形声字。这样作为字根的声符就与新造字有了音义上的联系，这就是“右文说”合理性的基础。
但是，“右文说”主张形声字的声符皆有表意作用，同声符的字，意义一定相通，就未免以偏概全了。况且，持此说者往往拘泥于字形，只从声符这个字形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即从字义出发，而不是从声符的声音所代表的词的意义出发去探求声符的意义，这就难免牵强附会。例如，明代陆佃《埤雅》卷四曾引王安石《字说》：“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字从苗。”又卷十一：“蝼蚁有君臣之义，故其字从义。”此皆为无稽之谈。况且，有的形声字的声符与字义了无关涉，例如，“瑕、蝦、赮、霞、騢”等字跟声旁叚的红色义有关，但“假、嘏、暇、遐”等字就与叚的红色义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右文说”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参考文献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40-141.
郭在贻：训诂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131.
王宁：训诂学原理，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131-132.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0-165.
何九盈：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载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3-90.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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