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国人对启蒙的四大误解
曾有学者评论中国的启蒙“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回头来看，无论五四运动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都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中国学者谈启蒙，
要么隔靴搔痒，要么瞎子摸象
中国一些学者对启蒙侃侃而谈，但对西方古典只略知皮毛，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或者瞎子摸象。
例如，一谈启蒙就是谈“五四”，好像这是启蒙的源头。但五四的启蒙观念——自由、理性、宽容、人道主义，不都是从18世纪启蒙来的吗？
要了解18世纪的启蒙，就少不了要了解它的思想来源。这样的知识基础在中国的启蒙研究里几乎完全是缺位的。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学体制过分精致的学科分工，体制中人被定格在一个个小小的专业框子里，成为“小格子”专家——他们多数人既无“家学”又无“幼学”，学一个狭小的专业已经勉为其难。
成年后学的那点外语，根本不足以让他们快速浏览外文资料——但他们经常心气很高，对中外古今的文化大胆断言，下结论时空而无物，与相关的西方学术一比，就能见出其捉襟见肘、相形见绌。
这种补救需要从中学开始——其一就是要努力提高外语水平，学一门有用的、性价比特高的外语是不断深造的条件。
古代的教育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古罗马，这样的外语曾经是希腊语，希腊语是当时实质上的“世界语”。
随着世界中心的转移，法语、英语陆续成了性价比最高的外语。这种外语的知识含金量最高——我们不应该让短视、浅薄、廉价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冲昏头脑，白白放弃一个宝贵的知识资源。
让国人明白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观念上的启蒙。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深远
▌启蒙的无效，不是信息洪流太大，
而是阻碍启蒙的力量太强
现在流行一个荒唐的逻辑：启蒙失败了，所以要告别启蒙；民主失败了，所以要告别民主；共和失败了，所以要告别共和；法治失败了，所以要告别法治；革命失败了，所以要告别革命。这样，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实际上，过去三十年的启蒙，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成效。比如，对新知识、新信息的渴望和好奇：
现在还有谁相信一本语录或四卷雄文就能解决世上的所有问题？现在还有谁只是从某个报纸的社论去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
还有谁在心里真的相信“偷听敌台”是一种犯罪？外文翻译的图书，谁还在把它们当做“西方资产阶级毒草”？
谁还认为以阶级斗争名义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有人把启蒙的失败归咎于网络，他们认为，网络时代下，信息泛滥、娱乐至死；缺乏深度和系统知识、思想、理论，让人变得浅薄和脑残。
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里驳斥了这种看法——信息过多永远胜过信息不足，信息多是个如何管理和甄别的问题，但不会像信息不足或遭受限制那样导致愚昧。
即使我们把信息过多视为一种危机，危机也能酝酿出了有用的东西，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各种处理信息积累的新方法：
公共图书馆计划、列出所有付梓图书的通用书目、更大更广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了解古人如何应对当时的信息洪流，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应对因数码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喷发，进而对信息加以积极利用，不断开拓新的运用领域。
▲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生产
▌真正的启蒙不是普及知识，
而是让人不受迷惑
举一个知识普及与启蒙关系的例子——“文学研究”小格子里的教授可以把“见证文学”或“灾难文学”当作专门的“文学知识”来介绍。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文学？
因为，现实中有太多关于过去人道灾难和事件的谎言和欺骗，如果能以抵抗历史谎言和欺骗为目的，让后代人知道如何在历史问题上不受人之惑，这样的知识，就从普适教育变成了人文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会有启蒙的作用。
除非是有意识地引导，否则普及的知识，并不会自动成为启蒙，普通老师与启蒙老师的区别即在于此。
胡适曾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
“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胡适不愧是一个启蒙意识很强的学者。今天，学习如果做到不轻信、不自欺，学习批判性思维，是一项重要的启蒙。它的启蒙功能，在于教人如何不受人惑，凡事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寻求真实和真相，把事情想个明白。
▲胡适
▌启蒙知识分子无法，
帮助拒绝启蒙的人们
启蒙不可能对所有的人有效，它只能影响那些对启蒙已经有亲近感，并自己觉得有启蒙需要的人们——这不过是一个范围很小的“公众”。
18世纪启蒙时代，伏尔泰一辈子致力于倡导理性和破除迷信的启蒙事业。但是，他在临终前表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衰败的时代。
另外一些启蒙哲人则认为，他们本来是民众的恩人，但民众却一直在抵制他们，这让他们感到心寒。德国科学家利希滕贝格在他的《格言，1793-1799》里写道，
“人们大谈启蒙运动，还要求有更多的光。但是，我的老天，如果人们不长眼睛，如果有眼睛却死死闭着，再多的光又有什么用啊？”
狄德罗有一次情绪低落，他对哲学家休谟抱怨道：“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对聋子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
休谟认为，在启蒙运动及有教养的支持者的世界之外，有一大片黑暗的荒漠，那里的人们麻木不仁，到处是文盲和迷信，是一片愚蠢和无知的王国。
无法启蒙的人们，不是因为天生或注定要永远缺乏理性，而是因为习惯于浑浑噩噩，而对理性根本就没有兴趣。
启蒙知识分子无法帮助拒绝启蒙的人们，他们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的正直和诚实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这是他们对现实客观认识和判断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因为想表现出政治正确，就扮演出不愿意对民众“居高临下”的样子。
他们知道，“居高临下”是一种话语效应和为人方式，不在学问和见识的高低上。知识浅薄的人反倒更加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读书人对社会的启蒙义务与其见识的透彻和学问的精湛有关，与是否居高临下无关。
启蒙知识分子不是亲民的模范，因此，他们经常显得孤独，或冷眼旁观，或保持距离——狄德罗、伏尔泰、卢梭有这个脾气，托克维尔也有这个脾气；可以说，梁启超和陈独秀也都有这个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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