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印度仆人拉鲁的故事（阿玉）

有声朗读

   旧上海的巡捕房里有很多印度巡捕，老上海称呼他们“红头阿三”。我能记事时，当然已见不到那些巡捕了，但还能见到头上裹着白色包头布的印度人。他们有着粗壮的体格，满脸的络腮大胡子，笑起来张着大嘴，上海话讲得十分蹩脚，为人行事很粗犷但绝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凶悍。他们的职业多为送奶工，每天骑着辆自行车，车后的书包架上挂着两只大大的牛奶桶，穿梭在大街小巷中。我们小孩看见他们并不害怕，仍唤他们为“红头阿三”。

   我们的街坊邻居家里有个印度仆人，大人小孩都叫他的名字——拉鲁。邻居家的女主人是白俄罗斯贵族，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嫁给了一个上海巡捕房的警察。他们家有一个女孩名叫娅娜，与我母亲同龄，她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她曾告诉我妈妈，说拉鲁是个孤儿，很小的时候被主人收留，以后就一直待在了娅娜家。我从记事起似乎没有见过那个白俄罗斯女人和那个旧警察，娅娜出嫁后没住在娘家，我几乎也没见过，可拉鲁我从小就一直看到他。

   拉鲁有着高高瘦瘦的身材，黑红色的皮肤，没有那些送奶工普遍有的满脸大胡子，他从不裹包头布，不会张着大嘴发出粗犷的笑声，他的衣着整洁得体，举止斯文腼腆，走起路来不急不躁，慢慢地跨动着两条长腿。他无论遇见谁总是微微笑着，友好礼貌地与对方打招呼，因此他的人缘非常好。他好像很在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从不与他人多谈论和深交，绝不上邻居家串门，但街坊里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

   拉鲁不抽烟爱喝酒，但他不会打酒回家喝，而是每天傍晚时分来到街上的许顺泰烟纸店，递上几角零票，老板娘就心照不宣给他打上一吊醍的土烧白酒，倒在一个他自带的玻璃杯里。拉鲁就站立着举杯一饮而尽，有时他也会倚在柜台边眯缝着双眼举着酒杯慢慢地品酒，那个样子非常的绅士和享受。在这过程中他和老板娘之间是没有语言交流的，至于街坊邻居嘛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们一群孩子发现拉鲁高大的身子蜷缩着躺在一个街坊邻居家的院墙铁门外。大家吓住了，经过一阵你推我搡的，随后一起壮着胆轻轻地走上前去，只见拉鲁浑身散发着酒气，脸上糊满了泪水，嘴里嘟嘟囔囔的，原来拉鲁不知为啥喝醉了。大家又不敢去扶拉鲁，就一起转身往他的东家跑去，将他的小主人喊来，他们就设法将他弄回家去了，这是唯一一次看见拉鲁喝醉酒而失态。

   我记事的时候拉鲁的主人家已不再辉煌，可当年的贵族派头遗风还在，拉鲁主人的孩子的孩子在我的眼里也已是大人，拉鲁已服侍了东家三代人。他们家那几个小主子凡事都依赖拉鲁，他们没事听听留声机，跳跳舞，谈恋爱也保留着欧风，大胆张扬，动辄下饭馆，街上那家饭店他家的孩子是三天两头去光顾，当然拉鲁不像现如今的保姆，他是没份的。解放后自食其力的工资收入根本不够那几个小主子的挥霍，虽然有外币汇来也是杯水车薪，那幢三楼小洋房多余的房间都被他的小主子们租了出去。拉鲁对他一代一代的主子始终忠实，从来没有怨言。

   六十年代初期，中印两国一度关系紧张，街上的“红头阿三”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可拉鲁还出现在街坊邻居们的视线中。好事者拦住拉鲁问他：“为啥不回国？”拉鲁腼腆地回答道，他在印度已无亲人，已将中国当成故乡了，还说印度人寿命短，他已五十多岁了，也不想再回去了。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拉鲁的主子家当然也逃不了厄运，抄家挨斗是难免的，而且被扫地出门。当时这条街上的邻居都彼此彼此，自顾不暇，没有人会去关心拉鲁的命运。等再见到拉鲁，只见他拿着大大的竹扫帚在扫大街，他更沉默了，脸上已失去了往日腼腆的微笑，也不再主动与人打招呼了。文革的原因，我家也无奈地搬离了外公家，至于拉鲁在文革中的那些经历我就不清楚了，这之后我也随同千千万万个知青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七二年回家探亲，我和外公坐在客堂间，望着窗外的街上，突然想起拉鲁这位外国奴仆，就问外公：“拉鲁呢？”外公轻轻叹息一声，拖着长声悲凉地说：“死了。”“死了？”我看着外公的表情，不忍再详细地追问拉鲁之死。

   一位从小流落他乡的外国老人，至死没有回到他的家乡，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不知他是否眷恋的世界，但他这个身份低微的外国老人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系赴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四团后转插到安徽凤阳的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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