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涯琐忆之回家（汪向明）

知青情缘 2024-02-02

插队生涯琐忆之回家

作者：汪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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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每个人最温馨的港湾，如果出门在外遭遇不愉快，那么，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家。插队后，遇到许许多多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难，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如果在家该多好！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个插队知青只能选择一个可以实现的愿望的话，那么肯定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回家，最好是回到家乡，那个被动前往插队落户的农村生产队能够再也不要去了，彻底回到自己温暖的家。

本篇作为我插队生涯琐忆的收官篇就以“回家”为题，说说我回家的经历！

之一：逃回家

插队十年，我回上海的次数超过10次，时间大多在过年期间，但也有两次过年没有回上海。这里要提的一次是某年的夏天，我与同大队的另一名知青相约，准备月色好的某天晚间22点出发，计划在第二天21点前步行赶到贵溪火车站，上21点后的快车回上海。贵溪是铁路浙赣线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车站，当年特快列车不停，上饶向南后的一个大站就是我下乡第一天火车到达的鹰潭。贵溪是不到鹰潭20公里的一个站，后因修宁赣铁路，贵溪是宁赣线与浙赣线的交会点，地位得到相应提升。

选择由晚上出发，一是图凉快，二是避开老乡们的目光。虽说插队是自由的，出不出工基本全在自己，不比农场发工资外出需请假，插队就没有那么严格。我至多工分不要了就是，但农忙期间离开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言之为逃也不算过分。

平时，我们回上海都是自生产队出发走18里山路抵达余江画桥的火车站。当年宁（南京）赣（贵溪）铁路还在修建，边修边营业，一天有一班的客车到贵溪，我们就乘这班车到贵溪再转车回上海的。

那天，因为准备走长路，我们各自仅背了个空书包，带上我们仅有的十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就上路了，准备先走到画桥，为省钱，再沿铁路走到贵溪。当年没有车、没有足够的钱、没有高德地图可指路，唯一有的就是年轻。想想我们有一天一夜时间，估计也就是100里路，按我们平时步行10分钟一块里程牌的速度，一小时可以走十二里路，即便以一小时十里路，有一半时间也绰绰有余了。今天我用高德地图查了一下，从画桥站走到贵溪站大约就是九十里路。

前18里路是山路，但来来回回走过多遍，除了自己上海来回外，有时同队的知青回上海或上海回来也会送接，虽是夜间，但选的是月色皎洁的时光，两个小时就解决了。上了铁轨，就是顺着贵溪的方向慢慢走就行，大约又走了两个小时，路过一片梨树林，种的应该是称作塔桥蜜梨的梨，没有围墙也没有看守小屋。肚子饿嘴巴渴的刚需胜过了道德和尊严，何况知青早已经没了尊严，偷鸡摸狗的事也不稀奇，坐在一片一棵树就可以结几百斤梨的梨林里，吃上它几个梨应该也不是什么大的罪过吧。于是我们俩坐在一棵梨树下，随手摘了几个梨，随便擦了擦就啃了起来，同时顺便休息一会儿。梨挺大挺甜，一个约8两到1斤，我们俩每人又在书包里塞满了这新鲜的蜜梨上路了。书包重了，但渴了饿了有能够充饥的食品，心情格外好。

走着走着天色大亮，又走了一会儿，大约10点多了，恰巧铁路边有个村庄。我们就进去找了家人家，向主人说明，我们想在他们家吃顿午饭，我们俩给1斤粮票另加3角钱，可以吗？我们马上把钱和粮票交到老乡手里，主人见到全国粮票非常高兴，说有1斤粮票就够了，不要钱了，可我们还是留下了说好的3角钱。因为他们平时很少能够积攒到现金和粮票的，尤其是全国粮票，当年在集市上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20个左右的鸡蛋，记得最多时能换24个鸡蛋。主人炒了几个蔬菜，做了个汤，还炒了两个蛋，大约是农村吃派饭的规格，让我们吃了个爽快。吃完我们准备走时，老乡说，你们都是上海知青吧，看你们很疲劳的样子，这回儿天气炎热，我找两张竹榻让你们休息一下再上路。你们是准备回上海吧？这里到贵溪不到四十里了，歇一会儿也能在天黑以前赶到火车站。我们这也有知青，我知道你们的事。有这么好的建议怎么会不接受呢！何况我们已经走了一夜，一脸的疲惫，就这样我们在这毫不相识的老乡家深深地美美地睡了一觉。

说也奇怪，三个小时前偷摘了梨树林的蜜梨，这会儿人家说不用给钱我们还是给了。大概是觉得梨是林场的，饭是农民家的，那边少几个梨不算啥，农民家3角钱可不是小钱了，打煤油可以用1个多月呢！

就这样，吃饱喝足又睡酣了后重新上路，离目的地仅一小半路了，真是浑身是劲。我们终于走完了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24小时之内走过的最多的路，坐在了贵溪火车站的月台上。

到了浙赣线上，就有直达车能够抵达上海了，这次逃回家也可算成功了。

之二：过年回家

又快过年了，正是出门在外读书、工作、创业的乡亲们盼着回家的时刻到了。只是这新冠病毒疫情作祟，使回家的愿望打了不少折扣，回还是不回，都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回家的困惑，曾经的一票难求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收到铁路局的短信：您购买的某某次高铁因乘员不足而取消，您可以选择全额退款或免费改签三个月内抵达同一目的地的其他车次。

回归正题，插队时的年节正是农闲时分，也是知青们集中返沪的时刻。为了回家过年，我大约提前一个月就准备起来，主要就是采购一些农副产品，还有亲戚朋友代为定制的樟木箱一类的事都要事先准备好。再就是邀伴一同回上海，因为带的东西多且零散，这样在路上、火车站以及车上都相互有个照应。

农副产品一是芝麻、绿豆、黄豆一类，如果当年生产队有的分并且有两斤以上就不会去买。二是鸡，自己没有养鸡之前都是事先与老乡说好，待回家的前一天去称，那时“母鸡作肉价”（0.74元一斤），我们乡下鸡小，一般都在2.5斤左右，我总要带3只以上。用浸了酒的米喂饱，让它们成为醉鸡，然后装入纸板箱内。送站的老乡也是基本固定的老乡朋友，大致算好时间出发走18里山路抵达还在伸线营业的宁赣铁路画桥站，等待一天一班的客车前往贵溪。

到了贵溪站，先去买票，自然选择快车，那时除了广州至上海的50次、昆明至上海的24次特快外，柳州至上海、南昌至上海、萍乡至上海等多次直快列车均在贵溪停车。上车自然也似打仗冲锋一般，有人抢车门先上、有人抢开着的车窗用扁担撬着，两下呼应后，人和东西一件一件（人也类似东西，不能说你真不是个东西！）往车窗里塞，单身先从车门上车的同伴在车上接应，最后一个上车的也是从窗口被拉上车的。不这样，往往难以在仅仅两三分钟的停车时间四五个男生女生以及所带物件全部能上车。只要窗口还有人在爬，列车不会启动。待车启动后，慢慢地再各自安顿下来，从来不奢望上车就有座。在贵溪买车票时已经按人头一人一把小竹椅买好了，我们车上就能够有自备座了。记得当时约0.7-0.9元一把，到家就有早早预约竹椅的邻居买去，邻居一般都给了1元钱，邻居们往往都说算了算了不要找零，请你们带回来已经不容易了。

小竹椅

到了上海北站，由于东西多，大家还得抓紧时间走在前面出站。回家探亲的知青所带行李百分之百超重，尽管东西很重，快出站时还要装作很轻松的样子，不要让铁路站务员觉得你的行李会很重，一旦被抓出去称重，结果就是补票出站。大多数情况，出站拥挤的时候，站务员顾不过来抓超重了，他们这时重点防止那些空着手出站的知青逃票。知青当年很好认，年纪轻轻、皮肤黝黑、衣履较差的往往就是。等到一列火车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最后出站的人遇到站务员已经空闲，如果你再是负重累累、步履蹒跚，那么等待你的必是超重处罚了。

可过年不回家，行吗？人家都回了，你一个人在乡下，是个什么滋味！回家值吗？除了刮家里的，又能是什么？只有想多带一点乡下的土特产来表达自己力所能及的心意了。一年到头的劳累，除了口粮杂物以外，按工分分红往往不够一张车票，知青回家过年的路费大多数都是家里寄来的，如果再因为超重而罚款可就惨上加惨了。

之三：户口迁回家

许多当年插队落户知青从上海迁出户口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又重新迁回来，但这又确实是许多知青下乡以后梦寐以求的事，每当有一起插队的同学因“独苗”、读大学或病退回上海，都会让继续留在乡下的人羡慕不已。

我把户口迁回上海，已是我离开农村七年多以后的事了，说起来也是好事多磨。

1984年，杭州市富阳县县志办邀请父亲回去写回忆录，以补充、核实1940年前后该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历史。由此父亲遇到曾经的老上级，老人相见，无非是身体、近况、孩子之类的话题。父亲就言及我大学毕业后一人在上饶教书，妻子在沪工作，多有不便。领导就说你介绍一下情况，看看我能否帮上忙，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我欠你一个人情。父亲就讲了一下我的情况，还特别提到我在工作中钻研业务，还在省报和多家教育期刊上发了不少论文和思想教育札记。闻此，领导马上提出，要调上海，我力不能及，我们杭州还是很需要像令郎这样的中学教师的，户口和学校我来落实，不知令郎还有什么想法，是否愿意来杭州。

右一为作者父亲（1984）

父亲随即写信给我，问我的意思如何，还说八字没有一撇，谁知会不会变卦，先不要对他人说，我们先争取着。我一方面把写的文章复印出来寄到杭州，同时提出两点：一是我要到市属中学（我担心让我去桐庐、富阳、萧山等郊县），二是随便大小给我分一间房子，我不住集体宿舍。

父亲再次来信时，提到领导已经在城控办（城市人口控制办公室）落实了杭州户口，学校也基本讲妥。只是学校有点不放心，认为领导随便安排一名教师来，是否合格需要考察，领导还说了万一不行可以重新找一所中学。父亲并告知说最近会有杭州的老师来找你，可能会听课。

紧接着的一个周五傍晚，两个杭州人来找我，给我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说不要惊动你们学校，周六上午你自己安排我们听两节课就行，然后就回杭州了。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恰好周六的课是两节一排的，原本是方便写作文的。我就问他们愿意听我讲文言文还是现代文，或者作文讲评课，他们说不要影响你的正常教学，你明天该上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那天晚间，说不紧张真有点不太现实，我还是精心准备了一下。把接下来要上的课文，从复习巩固、导入新课、课文思路、重点难点等到最后布置作业，又仔细捋了一遍，想想还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

第二天我带他们进入教室时，学生也没有什么诧异，有人听课在上饶一中是很平常的事。接着我就这么像八股摊牌一样一路铺展，上完下来，学生配合得很好。我没有询问他们听后的感觉，只是说，你们如果不介意，随我去食堂吃个便饭，下午我陪你们去茅家岭看看上饶集中营，他们说好的。我试图以这种方式了解他们对我以及上课能力的想法，我以为只要他们答应一起去茅家岭，那么就意味着我是成功地通过了他们的考察关。

待我后来来到浙大边上的杭州市求是中学时，才知道来者一位是校长、一位是教务主任，并且这所学校与浙大是有着某种联系的，浙大的校训就是1938年任校长的竺可桢提出的“求是”。

随后，我正式向学校提出我准备调离去杭州的事，不想学校一口否决，说你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回上海我们让你去，到杭州我们不放，你到杭州不是一样的夫妻分居吗！天哪，我算哪门子骨干教师，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教研组长，三不是年级组长，充其量只是个备课组长，主任倒是年年当，可那是人人都必需当的班主任。人家都说调动关键是接受单位，可怎么到我这里迁出单位也是道坎。

转机出现在隔年，1985年上半年，全国妇联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老团员到上海、江西、福建一带重访当年抗战时期工作过的旧地。到上饶时是地委领导出面接待的，我母亲就提出我的调动事项，当时陪席的一位马上回答说，这事好办，明天我就让教育局关照你儿子的学校放行。

前排左二为作者母亲（1985）

这样，1985年7月下旬，我完成了调到杭州的全部程序之后回上海过暑假。不意，8月份，妻回家告诉我，院长今天找了我，说是为了庆祝第一个教师节，为教师办实事，上海市拨了2000个名额解决教师夫妻分居问题，二医给了我院2个名额，院部决定给你一个。

好事竟然来得这么集中、这么快，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前一个月我刚落户杭州，后一个月就要让我迁回上海，由于有了上一次上饶不肯放的先例，这次我真的很担心。

随后我马上再到杭州，找到教育局人事科言明我准备调回上海，这下科长火了：“为了你，我已经把杭师院的一个毕业生分到萧山去了，现在我手里没有可以安排的大学生，你去找求是中学商量，他们不找我要人，我就给你办手续。”他这话很实在，既不得罪领导，也没有对我把门关死。

再到学校找校长，非常诚恳求他帮助我把握这千载难逢的进沪机会。校长非常具有人情味，他说听了你的经历，的确应该让你回上海，但我们一时没有老师上课也不行，何况我很欣赏你，还企盼你来了带动我们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呢，是否你再找找领导，让你爱人也来杭州，就安排在我们学校当校医。我说我们夫妇兄弟姐妹都在上海，我还是想回上海。校长想了一下，然后跟我说，国庆节你回上海一次，给你报销车费，我再帮你换一下课，让你有五天时间，你在上海找个单位，答应我们借调你在杭州工作到明年7月，那时我再去教育局要人。如果你办不成，我们就按把你爱人调到杭州来的设想去进行下一步，你看如何？

我也觉得校长非常通情达理，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想法。我随后告诉妻，还是让她请医院帮助解决。医院人事科果然十分重视，最后帮我落实了单位。户口指标是1985年有效，为了尽量减少借调时间，所以迁户口的事放在了这年的最后一天。

过程其实比我这简要叙述繁复得多，但不管怎样，结果是经历了十六年的漂泊，我终于回来了。相信许多内迁职工、上山下乡知青或是去外地读大学而离开上海的人们，在辗转回到上海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酸甜苦辣的故事。

写了几个月的《插队生涯琐忆》，写着写着也悟出一个道理：苦难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对苦难的反应和认识、思考赋予其意义。

20171214广西遇龙桥

作者简历

汪向明 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1969年上山下乡插队江西万年垱下公社，直至1978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上饶一中、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责任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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