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煎熬牵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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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乔治·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网站发表了兰德公司资深分析师塞缪尔·查拉普的文章《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校准式胁迫与俄罗斯的战略文化》。该文对近期俄罗斯对乌东部地区冲突的策略进行了剖析。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本文分析了自2015年2月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武力的情况。当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的达成，标志着顿巴斯冲突的最后一场重大战役结束。在谈判前夕和谈判结束后，俄军及其代理人与乌克兰军队和志愿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地面战斗。乌东分离武装夺取了杰巴利采沃这一重要过境枢纽的控制权。然而，从那时起，俄罗斯支持的进攻行动在顿巴斯已经四年多没有发生。双方的接触线基本上保持稳定。
然而，双方的行动肯定没有停止。乌克兰人的伤亡、周期性的炮击和跨越接触线的交火持续不断地发生着。乌克兰被迫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用于国防。这场冲突极大地影响了乌克兰的国内政治，为革命后本就易燃的局势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同时，它确保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未来拥有发言权。
俄罗斯在冲突中的做法可以被称为校准的胁迫（calibrated coercion）。莫斯科利用其在顿巴斯的代理力量，维持了一场处于“煎熬牵制”（simmering）状态的冲突，以此作为影响整个乌克兰的杠杆。莫斯科既没有寻求冲突的重大升级，也没有允许稳定的停火。胁迫的程度被校准在一定的水平上。本文将校准的胁迫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置于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大背景下。这里提出的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目标以违背军事领导层偏好的方式塑造了俄罗斯军队的行动。
"大战争"、决定性胜利与俄罗斯战略文化
按照杰克·斯奈德的说法，"战略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战略共同体的成员通过指令或模仿而获得的思想、条件性情绪反应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和"。苏联和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性质。胜利开始被看作是用武力消灭敌人，直到它完全投降，强调通过运用压倒性的力量取得决定性的、快速的胜利，以避免那种使苏联付出数百万人生命代价的长期的、毁灭性的反攻。正如迪马·阿达姆斯基（Dima Adamsky）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大战争范式"（big war paradigm）几十年来一直主导着俄罗斯的军事思想。罗伯特·卡西迪（Robert Cassidy）写道，大战争的特点是，以重型坦克和机械化编队为中心，集团和梯队化地对密集的防御进行突破，然后迅速推进到敌人的后方，对其进行包围和摧毁。这些攻势将在整个敌防御纵深得到空基对地攻击武器、远程炮兵和空中机动突击的支持。
可以说，正是这种战争方针导致了苏联-俄罗斯军队在阿富汗和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失败。在这两场战争中，莫斯科都采取了大战争策略指导下的反叛乱行动：对城市地区的无差别攻击，使用非制导弹药对目标进行地毯式轰炸，对敌方阵地进行大规模的正面攻击，几乎没有做任何避开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尝试。
自车臣以来，俄军在现代化、训练和理论方面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不再强调二战式的大规模作战，而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注重快速机动。然而，在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中，大战思维的某些因素显然依然存在。特别是，高级军事领导人经常表现出对使用压倒性力量寻求快速胜利的决定性行动的偏好。正如斯科特·波士顿（Scott Boston）和达拉·马西科特（Dara Massicot ）所指出的那样，在冲突中，"俄罗斯最有可能寻求迅速实现其目标，然后试图在最佳条件下终止冲突......因此，俄罗斯的行动极有可能以迅速的主力突袭为特征，然后过渡到防御和巩固成果。"换句话说，俄罗斯军方已经将大战争路径的核心原则——强调通过运用压倒性的力量取得决定性的、快速的胜利——做了针对现代战争实际情况的调整。
“大战争”方针 VS 校准的胁迫
事实上，在俄罗斯正规军直接参与战斗的乌东冲突的活跃阶段，俄罗斯战略文化对大战役式决战的偏好也是显而易见的。在2014年8月底和9月初以伊洛瓦伊斯克（Ilovaisk）战役为高潮的干预行动中，以及在2015年1月和2月以夺取杰巴利采沃为结局的进攻中，俄罗斯军队以压倒性的力量进驻，给乌克兰人带来了惩罚性的失败。虽然这些行动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它们甚至称不上战役，但这展示了俄罗斯的首选作战方式：通过压倒敌人迅速取胜。
自杰巴利采沃战役结束和明斯克协议签署以来，俄罗斯并没有试图将接触线进一步推进到乌克兰境内，也没有对靠前部署的乌克兰军事力量进行大规模打击。莫斯科依靠的是一支主要由当地人，即乌克兰公民组成的相对轻装的武装力量，尽管据说这支部队是由俄罗斯军官领导、训练和装备的。但即使根据乌克兰政府自己的估计，部队中当地人的人数也远多于俄罗斯人。
接触线两侧经常发生低烈度的战斗，双方常有人员损失。这种低烈度冲突会被定期的冲突升级打断，比如2015年夏天在马林卡镇周围发生的战斗。这种有针对性的胁迫已经耗尽了乌克兰的财力、人力和政治资源，并使俄罗斯在处理危机的国际外交中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但莫斯科并没有寻求军事上的胜利，例如击溃乌克兰军队或大幅扩大叛军控制的领土。如果克里姆林宫选择这样做，它可以利用精确制导的地基武器或其绝对的制空权，在数小时内消灭部署在前线的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空军在其数架飞机在叛军控制的领土上空被击落后，自2014年夏天以来一直处于停飞状态)。叛军可以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更多领土，那里的民众的态度表明，他们对基辅政府普遍不满。但克宫似乎没有让俄军去打这场完全打得赢的战争，而是要求军方把一只胳膊背到后面，依靠质量较低的当地武装。而这支部队并不试图取得胜利，以其目前的状态不太可能实施成功的进攻。简而言之，俄军在顿巴斯的行动是受克宫政策目标的支配，而不是战场指挥官的要求或总参谋部制定的计划。这让俄罗斯的许多鹰派观察家感到失望。一位观察家写道，"战争应该打到胜利为止...... "这一 "基本规则 "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被忽视了，结果是“俄罗斯支持的”叛军的军事胜利被降到了最低限度。换句话说，这种做法颠覆了通过运用压倒性武力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战争逻辑。
“煎熬牵制”与冻结
塔季扬娜·马丽娅任科（Tatyana Malyarenko）和史蒂芬·沃尔夫（Stefan Wolff）为理解俄罗斯对乌克兰冲突的政治考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2x2框架。他们认为，莫斯科的理想结果是一个友好的（即地缘政治上不结盟或倾向于俄罗斯）和稳定的乌克兰，而其噩梦般的情景是一个不友好或敌对的，同时稳定的乌克兰。可以接受的结果的乌克兰友好但不稳定或既不友好也不稳定，这种结果对俄罗斯来说并不理解。在接受了中短期内不会有一个对俄友好的乌克兰这一事实后，俄罗斯经过校准的胁迫这一手段确保不友好的乌克兰保持不稳定状态。顿巴斯地区持续不断的低烈度战斗则成了“煎熬牵制”（simmering effect）。这消耗了乌克兰本已紧张的预算，扭曲了乌克兰的政治话语，给乌克兰的政治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并使乌克兰成为欧洲-大西洋各种制度框架的不受欢迎的候选国。
除了让乌克兰偏离轨道之外，这种“煎熬牵制”式的冲突也为俄罗斯的几个次要目标服务。通过避免俄罗斯军方的任何直接、公开参与，克里姆林宫可以维持其关于冲突纯属社会而非国家性质的说法，并否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土地上的军事存在。与此相关的是，这种等级的冲突显然没有达到会招致更多西方制裁的门槛。
俄罗斯在顿巴斯冲突中采取的这种“煎熬牵制”策略与其在其他类似长期冲突地区中的策略大不相同。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对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干预中，俄罗斯试图在实现某些目标后结束战斗，这些目标包括，剥夺这些国家中央政府对分离主义地区的控制权，迫使他们同意停火协议，规定由俄罗斯领导维和行动。这些协议产生了真正的冻结冲突的效果——不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即使政治解决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与顿巴斯不同，在这些地方停火协议签署后，莫斯科肯定没有刻意煽动冲突。在摩尔多瓦，这种冻结状态从1992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德左地区，二十五年多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战斗导致的死亡事件。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地区的冲突同样被冻结，直到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试图重新整合这两个区域。自1994年停火以来，直到2008年8月俄格战争前的几个月，阿布哈兹几乎没有发生战斗。直到2004年萨卡什维利在南奥塞梯发起反叛军行动之前，南奥塞梯也很少发生小规模冲突。自2008年战争以来，俄罗斯通过各种努力有效地将这两个地区与格鲁吉亚割裂开来，包括在行政边界线上派驻俄罗斯边防军；关闭许多过境点；并在南奥塞梯发起 "边界化 "划界运动，寻求深度冻结。
在近30年处理这些僵持冲突的经验中，莫斯科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些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力的局限性。在没有发生激烈战斗的情况下，莫斯科可能对争议领土拥有有效的控制权，但它对整个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却没有保留什么影响力。例如，德涅斯特河左岸的持续冲突并没有为俄罗斯提供对摩尔多瓦常规外交行为的影响力。领土争端确实使俄罗斯能够对摩尔多瓦可能加入欧盟或北约保持有效的否决权，因为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都不想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但冲突并不能为俄罗斯干预基希纳乌的决策提供杠杆。
在这些情况下，冻结的冲突提供了被动的杠杆：对欧洲-大西洋机构成员资格的否决权。在顿巴斯冲突中，既存在着领土争端，又有持续的低烈度流血事件，这提供了主动杠杆，因为莫斯科可以影响分离主义地区边界以外的乌克兰内政的进程。这种差异指向了克里姆林宫在这三场冲突中的不同目的。在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对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事实上的否决权可能就足够了，但在乌克兰，莫斯科似乎想对该国的决策施加更大的主动影响。
虽然“煎熬牵制”与冻结冲突代表着不同的策略，但俄罗斯在所有三个案例（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中的做法都有一个基本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深深扎根于战略文化中：对次优现状的长期接受。正如亚当斯基（Adamsky）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的传统培养了一种不太倾向于积极实用主义的自我形象……再加上持续不断的负面历史经验助长了人们对所能达到的目标的低期望，进而抑制了乐观务实或理性行动的倾向……问题被通过忽视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战略文化中的这一因素与强调迅速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大战争心态存在矛盾。然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种战略或政策层面的考虑，而不是军方的行动偏好。
例如，在顿巴斯，俄罗斯的偏好是根据其对文件的理解执行明斯克协议——应当记住，这是莫斯科通过枪杆子强加的协议。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种“煎熬牵制”的局面显然并不理想，但它似乎准备接受这种结果，看起来是无限期地接受。在过去五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莫斯科正在寻求对这个问题施加压力。在格鲁吉亚，莫斯科似乎已经不再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在摩尔多瓦，在2003年“科扎克备忘录”失败后，莫斯科似乎已经放弃了达成解决方案，并准备在德涅斯特河左岸维持其军事存在——似乎又是无限期的。俄罗斯领导层好像并没有因为缺乏干净利落的结果而感到不安。毕竟，问题不是用来解决的。这与美国的战略文化及其对解决问题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亚当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征服荒野孕育了一种边疆实用主义（frontier pragmatism），这种实用主义被转化为一种工程化的、解决问题的精神……在（美国）流行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信念，即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挑战
在经过近五年的校准胁迫和“文火慢炖”式冲突之后，这一战术面临的挑战已变得十分明显。首先，当长期小剂量地实施胁迫时，很难明确传达意图。俄罗斯在伊洛瓦伊斯克和杰巴利采沃发出的信息很明确。短暂而极端的胁迫与俄罗斯明确提出要求的外交进程同时进行。一旦莫斯科在会谈中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胁迫的程度就会大幅回调。然而，自2015年2月以来，除了莫斯科不会允许冲突被冻结从而被遗忘的总信息外，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试图用其行动发出任何特殊信号。此外，分析人士和各国政府都很难知道自2015年2月以来发生在接触线两端的任何小规模冲突的升级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是后者，又是哪一方引起的。
再者，俄罗斯无法完全控制其代理武装力量的事实加剧了这种困境。有证据表明，指挥系统并不完善，这不奇怪，毕竟这支武装力量主要由训练不足的当地新兵组成。莫斯科很可能从乌克兰的经验中吸取了关于代理人战争的宝贵教训。最后，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对手对冲突进程同样具有发言权的现实。例如，据报道，前总统波罗申科领导下的乌克兰军队经常向双方接触线附近的 "无人区 "挺进。俄罗斯及其代理人不能单方面决定冲突的激烈程度。
结论
在乌克兰的校准胁迫行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为理解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和战略行为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校准胁迫代表了对俄罗斯战略文化中强调的寻求决定性的、迅速的、压倒性的胜利的大战方针的一种背离。俄罗斯军事领导人被告知，他们不能为打赢而打，他们只被允许通过有限的力量守住战线。
校准胁迫的结果，也就是顿巴斯“文火慢炖”式的冲突，确实不同于后苏联空间冻结式的冲突。这种差异表明，不应该把顿巴斯冲突与其他冲突混为一谈。首先，顿巴斯冲突没有被冻结，俄罗斯也不想冻结它。莫斯科的目标更为深远：不仅仅是对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进程的否决权，还是深度影响所在国政府决策的工具。然而，俄罗斯没有努力使其在顿巴斯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事实上它一直在否认这种存在。这点加之它对冻结冲突的抵制，或许说明莫斯科希望保持一个允许其撤军的解决方案的前景。毕竟，明斯克协议已经提供了莫斯科所寻求的控制工具，并且是在不需要它为顿巴斯提供支持以维持冲突的情况下。不过，“煎熬牵制” "和 "冻结冲突"确实有一个共同点，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中：认为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解决，次优的情况可以接受。
著名战略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曾写道，"乌克兰冲突提供了更多的坏战略而不是好战略的例子"，"（在那场冲突中）最大的失败属于俄罗斯人”。经过近五年的校准胁迫，似乎很明显，莫斯科正在玩一场长期的游戏。现阶段判断这一策略的成败可能还为时过早。
（翻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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