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心专家盘点2020年俄罗斯政治（上）
点击“欧亚新观察”
近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网站刊登了由该中心俄罗斯内政项目主任、资深研究员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和副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Denis Volkov）合作撰写的评论文章，对2020年俄罗斯政治形势进行了全面盘点和总结。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发。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克里姆林宫在2020年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是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而是对1993年宪法进行大修。包含前任总统“任期清零”的宪法修正案旨在减少普京在2024年之前越来越被视为跛脚鸭的风险，并破坏任何通过幕后操纵以接替他的可能性。
然而实际上，克里姆林宫的操作没有解决权力继承的难题，只是将其推迟了。虽然现在普京任职到2030年甚至2036年的道路已经明朗，但俄罗斯的命运仍然完全掌握在他手中。事实上，普京最终可能会感到被迫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或在2024年退隐，再次给所有人一个意外。
当然，俄罗斯的一切并不都与普京离场的时间和方式挂钩。挑战层出不穷，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是新冠疫情，其对俄罗斯的打击非常大。到2020年秋末，俄罗斯的感染人数已居世界第四位。疫情加剧了长达10年的近乎零增长和经济停滞的影响。在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公众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不断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状况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的库什陶等不同和相距甚远的地方都很明显。
除此之外，与美国的对抗还在继续。拜登的当选预计不会带来俄美紧张关系的任何松动。与欧盟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历史最低点。邻国白俄罗斯的动荡向莫斯科发出了警告，这也是俄罗斯本身可能面临的风险：公众可能会对一个不愿下台的长期统治者作出何种反应。难怪即使是向后普京时代过渡的政治前景，也会引发政权对精英内部争斗和潜在不稳定的担忧。
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政权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收紧政治体制的措施。其中包括2020年1月通过秘密行动完成的政府改组。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系列宪法修改还恢复了俄罗斯国家法律高于国际法的地位，并将质疑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此外，该政权还在测试新的选举程序，以便提高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执政党的支持率。公众抗议的规则被收紧，对获得外国资金的政治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打击也在加速。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俄罗斯的威权政治。它们会奏效吗？
不稳定的“普京多数”
俄罗斯体制和普京个人统治的主要支柱，是俄罗斯绝大多数民众对总统的稳定支持。在2014年初克里米亚入俄后，民众对总统的支持率飙升至80%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滑落到60％的低位，并在那里稳定下来。这个坚实的民众支持基础被称为“普京多数”（Putin majority）。现在出现的迹象表明，这个多数在其边缘面临着部分崩溃的可能性。
克宫传统上依靠民众保持沉默。在这种社会契约下，普通民众不参与国家事务，以换取精英们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人身和社会安全保障、民族自豪感、以及保证不对自己的事务进行过多干涉。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这种做法很有效，大多数人专注于自己的日常需求，普遍满足于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如今，在经济停滞和人们期望值不断提高的环境下，这种国家提供的支持正在落空。
在后克里米亚时期，许多普通人对实现更大的民族和社会团结、清理腐败的官僚体系、任人唯贤和提高效率、复兴工业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虽然2020年7月的投票显示了对修宪的大力支持，但民众实际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就在投票前一个月，民调显示，民意出现了分裂：只有44%的受访者支持修宪，而32%的受访者反对修宪。然而，在打算投票的人中，支持修正案的人以55%比25%的比例超过了反对修正案的人。
克里姆林宫通过史无前例的竞选活动和对选举机制的改变，成功地动员了支持者，从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例如，当局将投票时间从一天延长到一周，并使投票更加容易。他们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临时投票点，包括设在汽车后备箱和树桩上的投票点。还有可信的报告称，存在胁迫投票、地方当局进行非法竞选活动以及干预选举监督员工作的情况。
虽然宪法修正案的潜在支持者因此被动员起来，但由于所有的修正案——包括没有争议的、甚至是受欢迎的社会、生态和文化调整——都是作为一揽子方案进行表决的，因此任何反对修正案的力量都被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政治团体未能发起一场运动，以战胜即使是最不满的俄罗斯人心中的宿命论和普遍的被动属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相信，他们的行动不会对投票的最终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社会学数据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的“普京多数”已经表现出新的特征，使其不再那么坚不可摧。这些特征包括选举行为的新向度：自动驾驶式的投票和把投票当作一种仪式。这样的投票已经不再与民众的真实心情相关，也无法反映出民众对国家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对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正如修宪公投所表明的那样，“普京多数”在竞选期间——主要是在联邦层面——仍然可以临时动员起来，但除此之外，它是不可持续的。
俄罗斯远东地区60万人口的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议活动证实了这一结论。尽管哈巴罗夫斯克62.3%的选民投票赞成克里姆林宫提出的修正案，包括取消普京的总统任期限制，但仅仅几周后，就有大量选民走上街头。他们对莫斯科决定以刑事罪名逮捕该地区受欢迎的州长谢尔盖·富尔加尔感到愤怒。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持续了数周，一些示威者高呼反普京的口号。在“普京多数”眼中，总统普京仍然是国家统一毋庸置疑的象征，而作为政治家的普京——即他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和他所任命的官员——却不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
哈巴罗夫斯克还揭示了另一件事：俄罗斯公民社会缓慢但可感知的崛起。“普京多数”大多是在投票中显现出来的。据列瓦达中心主任古德科夫说，如果没有这种动员，只有30%-35%的公众支持普京，其中大约一半是坚定的支持者。政权的反对者占民众的10%-15%。古德科夫说，其余的50-55%的民众--基本上都是政治上的冷漠者。亲政权的大多数人缓慢收缩的同时，社会行动主义也在上升。这是对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挑战。
公民社会重要吗？
俄罗斯的公民社会正在制定一个新的议程。它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在被侵犯的各种权利，包括环境、社会和选举权。这不是一个支持人权的有组织的运动，也不是政治性的，但这是对当局的挑战。克里姆林宫已经制定了应对城市政治抗议的策略，并不断更新其镇压工具箱。典型例证是杜马最近出台的立法甚至要取缔一个人的街头抗议。此外，杜马最近立法扩大了 "外国代理人 "的概念，将个人和组织都包括在内。这个想法是为了增强识别、孤立、诋毁和惩罚任何积极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个人的能力，并对他们施压。
与整个公民社会打交道则更为困难。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鼓励社会中的保守分子，将更多被动的民众拉到自己这一边。当局甚至将公民社会的部分议程纳入自己的议程中。例如，普京亲自代表巴什科尔托斯坦反对库什陶山采矿项目的环保抗议者进行干预。该项目是由一家与地方当局关系密切的私营公司开发的，抗议活动遭到了警察的残酷镇压。然而，普京却设法将环保抗议与人们对大型私营企业的普遍不信任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该公司仍然是国有的，就不会上马这样一个有问题的项目。
因此，普京总统同时解决了几个问题。他重申了自己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形象，他用和平手段制止了抗议活动，并向社会的保守派展示了他对国家干预经济进程的承诺。普京这样做，事实上接受了保守派的议程。他选择在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并暗示将私营公司国有化的可能性。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和列瓦达中心指出，这些观点代表了思想保守的俄罗斯人未来政治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普京需要考虑到那些比自己更保守的社会阶层的存在。
总统习惯于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仲裁他们之间的纠纷，同时处理好库什陶案。其他抗议活动可能更具挑战性，甚至对普京来说也是如此。在哈巴罗夫斯克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例。
哈巴罗夫斯克的愤怒
富尔加尔被指控多年前下令谋杀其商业对手。他被逮捕并被带到莫斯科。然而，该地区的许多居民认为富尔加尔是一位高效率的、甚至是富有爱心的地方行政长官。他的突然被捕使许多人认为当局窃取了他们的选择：在俄罗斯，这种愤慨的情况很少发生，因为地方行政长官经常被更换，经常被逮捕，并因受贿和经济犯罪而被定罪。哈巴罗夫斯克的案件则不同：它导致了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将一个高级官员被撤换并因刑事指控而被捕的常规案件变成了一个连联邦国营电视频道都无法忽视的全国性事件。
然而，这些抗议活动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由反对派领导人领导的。相反，抗议的原因是哈巴罗夫斯克居民认为自己的尊严和选举权受到侵犯，就像在巴什科尔托斯坦一样，在那里，对巴什基尔人的天然宝藏库什陶山的侵占被视为对人们的民族身份和尊严的威胁。
与其他案例一样，如2019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希耶斯、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以及莫斯科本身的抗议活动，全国各地公民社会觉醒的外在表现通常并非由政治诱因引起，尽管在事件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政治色彩。对示威活动参与者的调查显示，此次示威活动的社会基础远比2011年底以来发生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抗议活动的中坚力量——城市中产阶级——要广泛得多。
因此，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议活动凸显了民众对政治中新面孔的需求。无论他的过去如何，事实证明，富尔加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政治家，他通过削减地方官僚机构的特权和在当地学校提供免费餐食来巩固自己的人气。他还通过当地电视和社交网络宣传自己的政策。当全国的注意力转向他的被捕时，其政绩在网上得到了很好的记录，感兴趣的民众可以轻易获取到相关信息。通过走上哈巴罗夫斯克的街头，当地民众正在捍卫他们选举产生的、受欢迎的领导人，使其免受来自遥远的莫斯科的干扰，从而挑战联邦政府和普京总统本人。
公众对这类抗议活动相对较高的同情度，反映出目前人们对联邦政府的不满程度有所提升。在2020年8月列瓦达中心的一项全国性民调中，47%的受访者对哈巴罗夫斯克抗议活动持积极看法，32%的受访者认为 "联邦政府会除掉那些享有民意支持的政客"。但尽管拥有广泛的同情，全国各地几乎没有举行支持哈巴罗夫斯克的集会，也许是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对结局抱有期望。在一项全国性民调中，有大约一半的受访俄罗斯人表示，他们确信政权不会在富尔加尔问题上对公民社会做出任何让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0年的哈巴罗夫斯克事件类似于2019年的莫斯科抗议活动，而不是最近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克里姆林宫在它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仍然是无情和不妥协的，比如：逮捕富尔加尔；在2019-2020年的莫斯科市杜马选举和州长选举中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资格；对反对派成员（纳瓦尔内的支持者和 "开放俄罗斯 "的活动者）进行刑事起诉并剥夺其选举权。另一方面，当争端不对政权构成直接挑战，且妥协可以降低整体不满程度、解决冲突而不至于大失颜面时，克宫会考虑做出让步。
普京在2018年提高退休年龄这一不受欢迎的举动后，支持率降低，民众对官员的不满程度也越来越高，这正在培育一种环境，即普通民众更频繁地组织起来，并设法从当局那里获得至少一些让步。这就是叶卡捷琳堡发生的事情，当时公民的抗议活动阻止了在一个热门公园区域建造一座新教堂；当局释放了调查记者戈卢诺夫，他曾在2019年以莫须有的毒品指控被捕。在希耶斯也是如此，在那里，一个不受欢迎的废物填埋项目被中止
因此，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对被认为是危险的政治反对派一直很冷酷，同时在处理公民社会的抗议活动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然而，在2020年，它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挑战，就发生在邻国白俄罗斯，但对俄罗斯本身有明显的影响。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