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罗斯专家纵论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点击“欧亚新观察”
近日，托马斯·格雷厄姆、乔治·毕比、斯蒂芬·皮弗、迈克尔·麦克福尔四位具有丰富政策界工作经验的俄罗斯-欧亚问题专家齐聚Pairagraph网站，就后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未来展开了讨论。我们编译了讨论稿，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
托马斯·格雷厄姆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曾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主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预测俄罗斯的未来是俄罗斯观察家的痛苦之源。伟大的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可以在10-15年内消除苏联的威胁，而最后耗时45年。专家们也未能预见到苏联在1991年的灭亡。20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预测俄罗斯正在摆脱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走向民主的道路。在那个时期的后期，我写了一篇题为 "一个没有俄罗斯的世界？"的文章，追溯了俄罗斯几十年来的衰落，并预测这种衰落会继续下去。唉！还是应该谦虚。
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有信心地作出另一个预测。一个后普京的俄罗斯最终会出现。我们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一场关于各种可能性的热烈辩论已经开始。观察家们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他们强调历史模式的持久性，另一派则是社会学家，他们更关注变化和发展的逻辑。
我本人更倾向于历史学家派。普京的俄罗斯与苏联和沙俄时期有着共同的政治特征：权力和财产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和个人化，为了国家利益而剥削社会，压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当然，细节是不同的。今天的俄罗斯很难说是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的翻版，但二者的政治基因是一样的。
同样，普京的外交政策也建立在俄罗斯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战略框架之上。他面临着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的挑战：如何保卫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民族众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缺乏地理屏障，与强大的国家或不稳定的地区相邻。而他也同前辈们一样，试图通过战略纵深、缓冲区、严密的内部控制、对敌对联盟的破坏，以及与强大邻国谨慎结盟寻求安全。细节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逻辑是不变的。
不足为奇的是，历史学家倾向于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最终会恢复到这种历史模式，即使它可能会经历一段似乎告别上述逻辑的不稳定时期。这就是1917年革命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情况。而这意味着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很可能继续面对一个强硬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像我们曾经希望的那样，迎来成为合作伙伴的民主的俄罗斯。
然而，历史学家应该警惕陷入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使他们对激进变革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随着周遭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对生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面临着衰落甚至消失的风险。这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技术迅速而显著地改变了我们治理和发动战争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是否还能保持生存能力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或许可以给历史学家一些启示。
乔治·毕比(George Beebe)
乔治·毕比现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有二十余年的政府工作经验，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任，副总统切尼的俄罗斯/欧亚事务特别顾问。
格雷厄姆的开场白没有提到纳瓦利内，这位反腐斗士和政治活动家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占据着俄罗斯媒体报道的主要位置，这也许并非偶然。毒杀、抗议和权力斗争的日常剧情可以成为好的头条新闻，但也会分散对幕后推动俄罗斯发展的更大力量的关注。在探讨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未来这一令人生畏的话题时，格雷厄姆正确地将变革的原动力与延续的惯性力量，如地理的束缚和传统与文化的肌肉记忆并列。
那么，变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其中最大的驱动力之一是技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都与偏远一词挂钩。遥远的距离将它的中央政府与人民，与潜在的入侵者，与外来的思想隔离开来。这种偏远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俄罗斯难以被外部征服和影响，但也造成了现代化滞后和发展的不均衡，从而使其内部失去了有机的稳定性。然而，现代军事技术正在削弱地理距离带来的防御优势，信息技术则更难阻止新闻和思想跨越俄罗斯的边界。
另一个相关的因素是经济。俄罗斯经济是以采掘业为基础的，但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竞争力更多依靠数据、创新、先进的教育和网络，而不是原材料和工厂劳动力。俄罗斯的数学家和科技人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他们将科学进步转化为商业技术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里姆林宫一直不愿给予和保护的自由。
第三个因素，或许也是最棘手的因素，就是自然。气候变化即使对俄罗斯这样的寒冷气候国家来说也必然是破坏性的，除了北极航道的开辟和开发外，俄罗斯还必须应对永久冻土的融化、与之相关的疾病传播以及新的不适宜居住地区的移民压力。
这是否意味着激进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是。普京正试图用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重量来平衡变革的力量，希望能够为有序的演变而不是破坏稳定的混乱争取时间。结果，俄罗斯政治陷入了薛定谔的猫的状态当中：它是一团矛盾，同时兼具民主与专制、排外与多元文化、改变与维持现状。普京主义包含了许多不相容的力量，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在未来成为主导，但也可能哪一种都无法成为主导。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认为未来的俄罗斯将与现在的俄罗斯非常相似的人来说，这份清单应该是清醒的。在预测破坏性力量和惯性力量可能会以何种方式相互作用来影响俄罗斯的发展时，我们应该记住，我们自信的预测(其中大多数采用了 "将继续 "的结构)过去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
斯蒂芬·皮弗（Steven Pifer）
斯蒂芬·皮弗现任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有超过25年的外交经验，曾任分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副助理国务卿、驻乌克兰大使、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欧亚事务主任等。
正如格雷厄姆在开篇中指出的那样，对俄罗斯的未来进行预测是很困难的。格雷厄姆指出，今天的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基因和特质是如何与苏联和沙皇数百年的传统相合。但是，普京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真的与他的许多前任所要面对的挑战一样吗？
过去，战略纵深和缓冲区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它通过扩张来解决其安全困境。但如今，俄罗斯除了拥有强大的常规军事能力外，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储备。俄罗斯面临的自然地理情况的确与之前大致相似，但是，今天的俄罗斯是否面临着1941年苏联或1812年俄罗斯帝国所面临的同样的入侵威胁？
目前俄罗斯领导者给出的答案是 "是"。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并延续了一个被围困的俄罗斯的形象。它为内政领域的严控提供了理由，包括打压纳瓦利内等反对派。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国内抗议的方式——一切都源于境外势力；以及为经济停滞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负责的人——西方。它将寻求势力范围和使用军事力量的做法合理化（尽管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促使俄罗斯的邻国愈发远离莫斯科）。
俄罗斯未来能改变吗？毕比已经概述了可能会带来改变的因素。我想补充的是，另一个因素可能是未来的俄罗斯领导层不再出于政治原因利用国家的过去。俄罗斯人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但做出一些区分可能会促进改变。
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
迈克尔·麦克福尔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事务高级主管、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格雷厄姆用寥寥数语，优雅地抓住了 "社会学家 "和"历史学家 "之间关于俄罗斯的辩论的实质。他倾向于他所谓的 "历史学家 "阵营，或者说我称之为结构性和决定性的连续性理论。我倾向于他的 "社会学家 "阵营，但又加入了偶然性和领导人因素，这些因素是由现代化力量塑造的，但不是由现代化力量决定的。
历史制度和遗产塑造了当前的政治，但前者并不决定后者。如果前者总是决定结果，那么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仍将由国王统治。美国仍将是英国的殖民地，实行奴隶制，没有女性选举权。甚至在最近，一些关于国家 "政治基因 "的争论也不灵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经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有专制的政治基因。就在几十年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形成了有关天主教徒喜欢独裁者（比如他们的教皇）的详尽理论，因为世界上天主教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这些理论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不知道2051年的社会科学家们是否会回顾我们关于专制与俄罗斯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并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继续混淆因果关系和相关性。
同时，俄罗斯的非自由主义、专制文化和制度被证明是非常有弹性的。在有记载的大部分历史中，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着俄罗斯的领土。普京无疑是想表达与沙皇传统的连续性。许多俄罗斯公民似乎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尽管我们总是很难知道此类国家的公民到底怎么想）。有两个重要因素在预测此种统治能否长久延续时必须考虑进去：一个是社会学因素，一个是与突发事件和领导人有关的因素。
首先，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知道财富和民主之间有很强的关系。除新加坡和卡塔尔外，当今世界上按人均GDP计算最富有的20个国家中，有18个是民主国家。俄罗斯的人均GDP如此之高，目前的统治形式能否保持稳定值得怀疑。
其次，即使在俄罗斯的近代史上，也有几位领导人没有按照俄罗斯传统的 "政治基因 "来思考和行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梅德韦杰夫都比普京、勃列日涅夫或大多数沙皇少了些威权色彩，多了不少亲西方的味道。自1985年以来，这些更自由、更亲西方的领导人加起来的执政年限和普京一样长。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所有俄罗斯人的想法都一样。纳瓦利内和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和普京一样，都是俄罗斯人，涅姆佐夫也是。
然而，普京重振了一个非常复杂和有效的威权制度，这一体系甚至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存活下来。其持久性是不可能知道的。1914年没有人预测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53年很少有人预言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解冻。我不知道1985年有谁预测了1991年苏联的崩溃。预测普京主义还能再活二十年，似乎比预测在同一时期出现新形式的政府更激进。
托马斯·格雷厄姆
乔治、斯蒂夫和麦克福尔分别指出了俄罗斯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乔治和斯蒂夫没有大胆预测变化后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子。麦克福尔认为，一个更加民主的未来即将到来，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坚定的信念。综上所述，我们都强调了俄罗斯未来问题的复杂性。
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并不奇怪。他们的任务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制定政策。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展望。正如俾斯麦雄辩地指出的那样，"政治家的任务是听到上帝在历史上行进的脚步声，并在他行进时努力抓住他的尾巴"。本着这种精神，我想请我的同事们——他们都曾在决策岗位上工作过——阐述他们所听到的关于俄罗斯未来的任何脚步声的政策含义。这将有助于为美国对俄政策的建设性辩论确定框架。
我们正处在一个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迅速转向基于价值体系分歧的多极秩序的世界中。全球的相互联系和技术发展为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也使流行病、恐怖主义、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风险倍增。核武器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威胁，而气候变化则对我们的文明提出了持续的挑战。为了应对全球挑战，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我们需要促进持久的全球力量平衡，调和不同的价值体系，以产生共同的合法性意识。
由于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丰富的自然资源、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科学实力，俄罗斯仍将是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柱。但是，正如我所论述的那样，它可能也将仍然是一个艰难的竞争对手。除了同它打交道，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改变俄罗斯的基因，也无法改变它定义国家利益的方式。支持俄罗斯人推动变革，只会像过去一样加剧紧张局势，并导致克里姆林宫更加严厉地打击国内亲西方势力。我们也无法通过制裁或其他形式的压力迫使俄罗斯在它认为的重大利益上屈服。
只有当我们准备改变自己的行为时，我们才能说服俄罗斯改变其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不危及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准备对俄罗斯的重大利益进行妥协和迁就。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可以希望与俄罗斯合作，减少核灾难的风险，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竞争，并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创造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个 "更好的 "俄罗斯，但今天将我们的政策建立在这一遥远的希望上也是不谨慎的。
迈克尔·麦克福尔
我持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格雷厄姆不同。像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一样，格雷厄姆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单一的行为体。"俄罗斯"先生/小姐甚至有DNA，并以不可改变的方式定义"它"的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不会被时间或外力改变。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普京是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定义这些利益的。今天的其他俄罗斯人以及过去的俄罗斯领导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了这些利益。这些利益并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权力或地理而固定不变的。个人很重要。
我还认为，政权类型很重要。国内的治理结构对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有因果影响。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好于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非民主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但每一个严重的敌人，包括那些与我们打过仗的国家，则无一例外。相反，民主国家间往往有更多的合作关系。至少，他们不会相互开战。我不认为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变化与俄罗斯同其他民主国家关系上的日益紧张之间没有关系。非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包括普京的俄罗斯，始终受到民主国家的威胁。同时，民主政体也感受到了强大的非民主政体的威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人对东方大国的崛起越来越焦虑一样。当然，如果太平洋是一个西式自由民主国家，美国的焦虑仍然会存在，毕竟权力平衡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驱动力；政权和个人次之，但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时常引发人们的担忧，大家但从不担心战争)。美俄目前这种关系也与意识形态竞争有关。普京现在已对自由主义感到不屑。他崇尚他正统、保守的价值观，极力强调捍卫主权（当然是他定义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主权似乎不是他的主要关切）。普京希望看到美国支撑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破坏，以及多极化的出现。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致力于在海外捍卫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权，即使不能加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要维持。因此，意识形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在试图改变俄罗斯内部的问题上，我和格雷厄姆的落脚点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我在三年前写就、今天仍然相信的那样，我们必须从现实入手应对俄罗斯。我们不应该在追求政权更迭的基础上制定对俄政策。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相反，正如拜登和他的团队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承诺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既要大声支持人权和民主斗士，又批评和制裁侵犯人权的人。但是，不应利用制裁或其他政策工具来试图煽动革命。
同时，我们必须致力于多管齐下的战略，遏制俄罗斯在国外的好战行为。与此同时，当美俄双方的利益发生重叠时，我们必须与克宫合作，特别是在涉及到全球共同利益时，如防扩散、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多边形式的合作。不过，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在普京仍然执政，或俄罗斯政体类型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要对与俄罗斯 "改善关系 "的任何前景抱有幻想。尤其天真的是，我们会把俄罗斯从其同中国的关系中剥离出来的想法。相反，我们必须在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中确定有限的目标，并努力避免更大的冲突。在外交中，有时必须以实现不发生重大事件为目标，在今天的美俄关系中，这可能是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乔治·毕比
我不会假装听到上帝的脚步声，但我想跟随乔治·凯南的脚步声，许多人认为在俄罗斯问题方面，他的智慧仅次于上帝。差不多整整七十年前，凯南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与俄罗斯的未来》的文章，他展望了未来，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戒律，以应对一个可能改变的俄罗斯。其中有几条在我看来特别适用于格雷厄姆提出的政策挑战。
在处理俄罗斯国内事务时，凯南告诫说，不要试图从国外重塑这些事务。他建议说，我们必须抑制“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他人与我们相似的程度来评判他人”。他指出，未来的俄罗斯国家很可能有一些方面真正令外界关注，但这些方面不包括政府形式本身。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人权这一特殊问题；要求俄罗斯对其人权承诺负责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在平静的外交中处理大部分问题时，我们会走得更远，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重塑俄罗斯政治的更广泛野心。
这种自我克制是有充分理由的。其一是我们的智慧有限，不知道如何为文化与我们不同的国家建立一个有效的自由治理体系。正如凯南所指出的，“人民在政府中走向尊严和启蒙的方式构成了国民生活中最深刻和最亲密的过程。对外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可理解的了，没有什么比外国干涉更糟的了。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干涉会给我们自己的安全带来危险。今天的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外国干涉的影响，它被社会裂痕所困扰，并依赖于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媒体领域。假设美国可以自由地干涉俄罗斯的国内事务而不招致对等的待遇，这种想法只会带来灾难。
尽管面临着俄罗斯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好消息是，我们能否制定一套保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健全的对俄政策，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的俄罗斯自身的发展轨迹。俄罗斯的治理形式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重大变化，但美国的对俄政策不必、也不应该以俄罗斯发展的特定路线为前提，或者假设一个更民主的俄罗斯将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在这方面，格雷厄姆对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的关键利益的勾画，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管理我们与俄罗斯的竞争，抗衡太平洋对岸大国力量的崛起，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网络攻击、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应该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或近似首要任务，无论俄罗斯政体如何，我们都可以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