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怀念】杂志要“杂”——从胡愈老的一封信想起

胡愈之是民盟德高望重的领导人，是集编辑、记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更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今天民盟中央隆重举办了纪念胡愈之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我们特推送两篇小文章，从中可以看到胡愈老与鲁迅等左翼文化先驱的点滴交往与革命情谊，了解到胡愈老作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开基人的新闻理想与办刊理念，更可以体悟到民盟老一辈领导人对《群言》的瞩望与期许。

原载《群言》2003年11期

如今杂志的出版真是花团锦簇，红红火火，走到书店报亭，五彩缤纷，目不暇接。我曾向附近邮局工作人员请教：现在综合性、文化性期刊（不算科技专业性的）究竟有多少种？她回答不出，只是指指柜台上一厚本期刊目录，要我自己去统计。不过她倒说了一件简单的事实：那么一厚本，林林总总，千种以上的期刊，读者订阅得比较多的，也就是《新华文摘》《读者》《作家文摘》《报刊文摘》《书摘》那类文摘、书摘性的报刊，销路常常见涨。向一些报刊编辑部朋友问销路，大多含糊其辞，报纸杂志的印数，有如女明星的芳龄，是打听不出准确数字的。

杂志销路浮沉消长，自有种种主客观原因，不能一概而论。何况文化市场的竞争日益剧烈而无情，不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少数报刊得天独厚，靠行政命令下指标，保证发行数字，毕竟不是办法，迟早要失灵的。绝大多数报纸杂志要靠读者自己掏腰包订阅，他就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对口味的，谁也无权强迫。只有读者才是报纸书刊真正的主人，就如巴金老人常说的：我是靠读者养活的。从我个人来说，虽然大半辈子靠文字吃饭，却并不太有兴趣看那种太单调的杂志，即使是文学刊物。我问过写小说的朋友是否只看《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写诗的朋友是否只看北京和外地的诗刊？似乎也并不全是。他们都说还是喜欢看得杂一些。大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前就听夏衍老人闲谈时说过，他历来爱看《大众科学》和有关围棋、足球、集邮的杂志，并不只看文学艺术刊物。

我常常想起文化前辈、老出版家、老编辑家胡愈之同志多年前一再提倡过的：杂志杂志，要做到一个“杂”字，最忌讳单调。记得25年前，“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刚刚结束，文坛艺圃一片荒芜调零，文艺工作者更是伤残累累，惨不忍睹。人们痛恨林彪、江青一伙摧残破坏文化的同时，都渴望赶快恢复文艺团体的活动和文艺杂志的出版。一些动作较快的省市就纷纷复刊或出版文艺刊物，名称大都叫《XX文艺》，内容大抵都是四大块：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后来又加上报告文学，品种比较单调。读者看着看着就觉得不满足、不过瘾了。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也出了一本半公开发行的小刊物，作为《人民日报》副刊《战地》的增刊（后来先后改名《战地》《大地》，直到现在）。一方面是满足一些新老作者和读者的愿望，为大量用不完的好稿开辟一条出路，同时也是探探路子，发表些同当时报纸上内容和风格不全相同的稿件，文字也可以比报纸副刊上的稍稍长一些。印出来以后，向一些文坛前辈和作家朋友请教，反应还好，都说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刊物了。胡愈老就来了一封信：

袁鹰同志：

收到《战地增刊》和赠书。十分感谢。

《战地增刊》我已分赠送几位朋友，大家都喜欢看。这个刊物的好处是内容和形式包罗万象，不拘一格，是名副其实的“杂志”。国内初期出的刊物，都不是专业性的，所以称为“杂志”。国外报纸的星期刊，往往有数页，内容应有尽有，也是做到了“杂”字，才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在刊物正如雨后春笋似地增多起来，但是几乎全部是专业性的。各省市大概都出一本文艺刊物。人们不可能订购所有刊物，即使订了三五种，也仍读不完。有较多是性质重复的，等于浪费纸张。《战地增刊》这样的刊物是合大众口味的。不过仍然是《人民日报》的增刊，名实不相符。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应该把《战地增刊》改成一个独立的杂志，可命名《群言堂》，内容还可更丰富一些（古今中外式），也应该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短文。“群言堂”既是刊物的名称，也是出版社名称。如果办得好，销一百万份是没有问题的。偶有所见，供你参考，敬礼！

胡愈之  十月五日  

胡愈老对《战地增刊》的肯定和鼓励，使我们兴奋又惭愧。其实我们那时思想还不够解放，只是作了一点尝试，发表一些在报纸上不大会发表的稿件，例如周恩来总理1957年关于程砚秋加入共产党写给他的一封信。增刊印得比较粗糙，用的是新闻纸，封面仅用套色木刻，当时也不曾申请刊号，心血来潮，想出就出了，同胡愈老的要求相差甚远。胡愈老认为杂志应该“杂”，是一位老出版家几十年的经验之谈。愈老本人就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匠，他自己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先后创办《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后来帮助邹韬奋编《生活》周刊，都是“包罗万象，不拘一格”，既有时事、政治、经济、国际形势论文，也有社会科学、学术、文化方面稿件，有时还有文学作品，真正做到一个“杂”字，总是将读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处处时时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因而受到千万读者的喜爱，历久不衰，在知识界留下深远的影响，也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杂志树立了榜样，到今天人们都是时常记着的。

他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增刊”办得杂一些，建议改名为《群言堂》，用意自然不仅仅是扩大内容，增加品种，让读者更满意。他更有感于十年禁锢、万马齐喑之后，急需酿造能使人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呼唤宪法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摒弃多年来大搞“一言堂”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期逐渐形成公正清明的政治局面。在当时“两个凡是”甚器尘上的时候，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想象中的《群言堂》，大约是一份畅所欲言、意气风发的刊物，正是我们许多人衷心向往的。不过，这样的刊物，当时不可能由人民日报来办，即使到25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容易，更不用说“销一百万份”了。几年之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出版一份机关刊物，作为民盟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胡愈老就力主刊物定名《群言》，一直沿用至今。创刊号封面上列满二三十个从古碑帖中撷取的各种字体的“言”字，这个新颖的设计，使人耳目一新，仿佛置身于群贤毕至、热气腾腾的场面，听到来自五湖四海发自肺腑的声音，我至今还为之神往。

《群言》创刊号封面

袁鹰，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历任《解放日报》文教组组长，《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散文世界》主编。曾发表过《白杨》《筏子》等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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