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成本、个体追求与网约工的职业选择
作者简介
刘杰，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邹英，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
摘要
我国传统数量型的人口红利正渐渐消失，在亟待通过提高劳动人口质量延长人口红利的背景下，我国技能型人才出现严重紧缺的问题，而与此同时，以外卖、快递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平台却得以聚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整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要素的混合研究方法，选取武汉市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为调查对象。研究发现，平台低门槛、速成的岗前培训及低离职风险为劳动者创造了求职成本较低的外在条件，而高薪酬及弹性化的劳动方式，催生了劳动者对美好职业梦想的个体追求，外在条件因素和内在动力因素共同导致了“网约工”的职业选择行为。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为其创造了重要条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人口红利”机遇期。然而，2004年我国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了“用工荒”现象，且逐渐由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我国无限剩余劳动供给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传统的“人口红利”也正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人口红利的本质，推动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实现劳动人口由量向质的转变。
目前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高达2000万，其中高技能人才更是稀缺。国家和政府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打造优秀的技能人才队伍。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鼓励企业开展定制化、个性化、柔性化生产，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后来国务院印发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中则直接提出了“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的目标。可见国家和政府高度关注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力图通过文化重塑、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来破解“技术人才荒”的难题。
但是这些举措并没能很好地扩充技能型人才队伍。在工业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技能培训体系不断完善，“工匠精神”重新发挥作用的环境背景下，大量的青年人依旧不愿学习技能，反而选择了被称为“零工经济”的平台经济，成为通过共享劳动力来获取报酬的网约工。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7.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500万人，同比增长了7.1%。
在我国青年技术人才愈发供不应求，传统工业部门青工缺失严重的同时，外卖、快递等劳动密集型平台却得以聚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不禁要问，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何种特征对这一群体产生了强大的吸引？是哪些因素促使这群青壮年在职业选择时，选择了新型的且相对不稳定的平台劳动，而不是能为其提供有效权益保障的传统雇佣劳动呢？
(二)研究脉络及研究框架
学界关于“网约工”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劳动过程、网约用工的关系性质及权益保护方面。“网约工”是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催生的新型用工模式，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平台的数据信息，与服务需求者进行匹配，并为其提供劳务服务。王全兴等对“网约工”的定义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广义的“网约工”指的是所有按照平台预约信息提供劳务服务的劳动者，包括平台企业内部的劳动者、与平台企业有合作关系的外部组织中的劳动者以及与平台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个人劳动者，而狭义的“网约工”仅指与平台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个人劳动者。由于这部分网约工群体存在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的问题，并引发诸多问题和关注，因此本文以狭义的“网约工”群体为讨论对象。
“劳动过程”的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是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并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随着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过程也与工业时代有着较大区别，田洋认为平台劳动过程在技术性质、管理和控制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信息技术的运用大大减少了劳动者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过程，劳动者不再是生产工具的操纵者，其次在平台劳动过程中，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使得平台劳工受到超越时空界限的精密管理和控制。
“网约工”劳动用工形式推动着传统劳动关系的变革，导致各界对于平台与网约工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争论不休。汪雁等人则发现，平台企业越来越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还可能采取众包、外包、劳务派遣等社会化的用工方式，降低自身的劳动成本和用工风险，导致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权责更加模糊。基于这种情况，一种观点认为，平台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例如王天玉结合我国“e代驾”的法院判决和美国“Uber”案所依据的Borello测试体系,提出不应当将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认定为劳动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平台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如常凯等认为平台劳动对于资本具有从属性，雇佣关系仍然是平台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还有一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他们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吴清军提出在线劳动过程中，平台应承担雇主责任，而对于劳动者离线时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再进一步讨论。于是一些学者就这种模糊的用工关系中的网约工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讨论。胡夏枫指出，由于网约工的关系性质无法明确，且目前我国缺少针对这类群体的规范性条款，使得网约工的权益保障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王茜认为对于平台经济出现的新型就业形态，应淡化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意义，重视对经济依赖性或从属性的考察，并在制度上将部分保护内容与劳动关系脱钩，保障被排除在倾斜保护之外的劳动者权益。
以上可以看出，“网约工”凭借其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均聚焦于“网约工”步入平台经济以后与平台发生的互动关系，那么，在步入平台经济前的择业阶段，这些青壮年劳动者为什么会选择新兴的平台行业而不是传统行业呢？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呢？
职业选择一直是职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的职业选择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Holland的人格类型理论将人格划分为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传统型 6 种类型，并认为每一特定人格类型的人会依据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人格类型选择对应的工作。Super的职业发展理论以年龄为标准，将人的职业生涯划分为成长阶段(0—14)、探索阶段(15—24)、确立阶段(25—44)、维持阶段(45—64)、衰退阶段(65—)，认为不同时期的自我概念在职业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则源自于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人—环境的相互作用，认为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和个人目标3种个人变量在职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同时还考虑现实世界的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认为影响决策的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由此可见，职业选择是择业者依据自身的职业兴趣、职业理想、职业期望等，考虑自身的能力和性格特征，结合所处的社会环境选择合适职业的过程。
许多学者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将其分为外部的条件因素和内部的动力因素。外部条件因素主要考虑用人单位要求、工作内容和环境、所拥有的资源等硬性方面的内容，龚文娟对失业者的再就业选择进行了研究，提出对于再就业者，他们往往无法根据自身的偏好去选择职业，而是在用人单位要求、政府制度等外在条件的限制下尽可能去争取较好的职业。范丹提出，工资待遇是影响劳动者流动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工作内容和环境、家庭因素、工作地距离等也会对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还有研究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多，其职业选择时就越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源丰富的单位、收入更高的工作。而内部动力因素则主要考虑个体的内在追求和选择，重视其自主性，陈世平发现个体心理特征是影响职业决策的重要因素，内隐自尊和风险偏好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李坤则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视角，提出青年以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发展为职业选择的依据，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实现。还有研究聚焦于青工的职业流动，发现现有青工对自身地位的评估总体上是不满意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他们希望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更多地是关注“网约工”群体步入平台后的劳动过程及现状，而对于入职前的择业阶段中影响“网约工”职业选择的因素还研究较少。在对职业选择的理论及因素进行相关梳理后，结合“网约工”的群体特征，我们发现可以选取求职所需的成本作为外部条件因素，个体追求作为内部动力因素，从两个层面出发对其职业选择行为进行因素分析。而聚焦“网约工”这一特殊的群体，对其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也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当代青年群体真切的工作需要，回应人口红利式微背景下，劳动密集型平台却得以聚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矛盾现象”。
基于此，我们重点关注择业阶段对“网约工”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并选取武汉市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为调查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最初的择业行为进行剖析，并围绕求职成本和个体追求两个部分，对其就职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的系统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方法
依据行业发展和从业人员规模，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是我国网约工的两大代表性群体。本研究将采取整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要素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为调查对象，并选取武汉市为调查地点，对这两大网约工群体的入职原因及就职现状展开调查。2019年7月3日至8月28日，我们采取被访者驱动抽样的问卷调查抽样方法，结合“问卷星”电子问卷和“微信”联络推荐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期间收取问卷共计851份，剔除无效问卷50份，获得有效问卷801份。其中，外卖骑手466份，快递员335份。
为了更加细致深入地了解这两类人群的平台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现状，我们采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质性资料。前期我们主要将问卷调查时添加的微信好友和创建的微信群聊作为访谈的重要资源，后期则通过被访者的推荐以及走访外卖和快递站点获取访谈对象。2019年7月14日至8月24日，我们通过网络访谈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共计访谈20人，访谈录音时长1891分钟，通过“微信备份助手”软件导出的微信聊天记录达13205条。
(二)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次问卷调查涉及外卖和快递行业的801名劳动者，范围涵盖了美团、饿了么、顺丰、中通、德邦、韵达等15家代表性平台。调查结果由表1所示，男性群体构成了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主要部分，仅有8.37%的外卖骑手和8.06%的快递员是女性，这与《2018年外卖骑手就业报告》和《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的结果相一致。在年龄分布上，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主要都分布在21—40岁，在该年龄区间外卖骑手的占比为91.21%，而快递员则达到93.14%，从统计结果来看，外卖骑手的平均年龄在29.62岁，而快递员略高，在30.58岁，由此看来，外卖和快递行业的劳动者基本以青壮年男性为主。
表1 外卖骑手、快递员个体特征变量描述性统计
在户籍来源方面，两类网约工群体均以农村户口居多，70.39%的外卖骑手和73.13%的快递员来自农村，且外来人口在样本总量中的占比达75.78%，这表明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外卖和快递从业人员的重要输入地，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产生了较强的吸引。
在学历水平上，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一半左右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都是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本科及以上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仅占6.44%和7.76%，表明了外卖和快递行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水平总体不高。
在婚姻状况方面，外卖骑手中已婚和未婚人数的占比相近，而在快递员中，已婚人数明显高于未婚人数，有62.3%的快递员是已婚状态，且明显高于外卖骑手的48.9%。这可能与快递员的年龄构成有关，快递员在26-40岁的人数占比要高于外卖骑手，且平均年龄也在外卖骑手之上。但总体而言，两类群体在个体特征变量上没有表现出较大差异。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人们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旺盛。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服务消费需求，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模式，为人们提供高质量、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网络平台得以迅猛发展，其较低的准入门槛、简单的岗前培训以及微弱的离职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为劳动者减免了入职投入和风险成本，为广大择业中的青年人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一)低准入门槛减少条件限制
平台开放的最大化是平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其通过降低甚至取消门槛，吸引更多的平台参与者加入，以实现平台要素的充分聚集。以外卖和快递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市场需求的扩大及其对服务时效性的追求需要其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在保证服务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提高服务的质量，从而赢得业界口碑，扩大市场规模，获取经济效益。因此，不同于传统行业以技术或知识为基础设置行业的准入门槛，外卖和快递平台几乎很少设立限制性的条件，而是面向社会大众提供开放性的就业机会。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商家和顾客之间扮演着传送带的角色，平台在招聘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时，对于年龄、性别、学历等没有过多的要求，对于会骑车且身体健康的求职者，平台往往来者不拒。正是这种毫无条件的开放性，吸引了社会大众的注意，并激起了很多人尝试踏入该行业的意愿。
随着产业结构迅速升级，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破产或转向东南亚地区，数量巨大、技能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遭遇转移困境。谢福胜认为，较低的门槛可以为教育水平低、技能不足、有犯罪记录等竞争力较低的人群提供宝贵的工作机会。在本次调查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中，有71.54%的人来自农村地区，73.41%的人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将“入门简单”作为自己“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的人占比达40.45%。(见表2)
表2 外卖骑手、快递员入行主要原因
而在被问及获取工作的具体途径时，有54.43%的人表示是通过亲友介绍或老员工直接推荐的方式获得工作的。(见表3)由此看来，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今天，外卖和快递平台低门槛的准入要求为广大务工人员提供了绝佳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较为充足的剩余劳动力来说，技能与知识的缺乏导致其出现“就业难”的情况，自身条件的不足阻碍了其在社会中的自主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和快递平台低准入门槛和无条件开放的特征，大大消除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并给予了他们通过体力劳动实现自身就业的同等机会，这让大量缺乏科学知识又不愿学习技能的青壮年萌生了入职的想法，并希望通过这份工作实现社会的流动。
表3 外卖骑手、快递员的入行途径
(二)速成式岗前培训降低求职成本
岗前培训的开展一般是为了加强对新入职员工的规范管理，使其能够尽快了解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并掌握相关工作设施的使用。通过岗前培训，可以增强雇佣关系中的个体对于双方义务的理解，加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心理契约。何勤等基于微工网的调查发现，仅有50%的平台灵活型就业人员接受过岗前培训，培训方式主要是自主观看小视频或文字材料，还有许多平台企业未对员工的岗前培训做任何要求。对于外卖和快递这类没有特殊职业要求的工作来说，岗前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更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且外卖和快递平台着眼于在短时间内将新入职的员工打造成能独立胜任工作的个体，这在缩减培训支出的同时还能尽快填补从业者数量上的缺口。所以与传统行业历时久、分阶段、内容详细、程序严格的岗前培训体系不同，外卖和快递行业的岗前培训更多地表现出时间短、内容单一、形式随意的特点。这对于急于找到工作，获得经济收入的人来说，大大简化了入职前的准备工作，缩短了工作过渡期。
一般而言，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入职时会接受来自平台或企业的简单培训，内容主要涵盖基本技能培训、交通法规培训、行业规章培训和安全培训等方面。其中，覆盖面最广泛的培训类型是基本技能培训，占比达81.9%，后3类依次是安全培训、行业规章培训和交通法规培训，占比分别为61.3%、60.67%和60.17%。而公司企业文化培训，客户关系培训，劳动法、工会法等相关培训的覆盖面均低于5成。(见表4)现实中的这些培训，往往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全部完成。
表4 入行时公司/平台提供的培训类型
以外卖骑手为例，新入职者在了解送餐流程和基本送餐技巧之后，便可以开始尝试接单，赚取报酬。
我当时刚进来，还是新人的时候，是直接在手机里找到的培训课程，那些选择题都挺简单的，我当时好像只花了二十分钟就做完了，大家基本上都能通过的。后来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们组长就亲自给我们讲送餐有哪些流程、遇到麻烦事要怎么处理、投诉和差评有什么影响等等。(美团骑手小李访谈记录)
由此可见，相较于传统行业的实习制度和技能培训制度，外卖和快递行业的员工可以直接跳过实习的环节，不会面临实习生转正的压力，也无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相关的工作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节约了就业成本，省时省力的入职过程也因此减少了求职者的顾虑。
(三)不稳定劳动关系减免离职风险
平台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传统劳动关系的经济基础也产生了冲击，与之俱来的新型劳动形式还推动着传统劳动关系的变革。平台经济下的用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以雇佣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劳动关系不同，其灵活用工的特征以及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使得平台与劳动者双方均受到较少的约束。班晓辉认为，互联网催生的零工经济的用工方式具有任务化的特征，通过蜂鸟众包等3家平台企业的合作规则可以看出，双方的合作关系是通过接单任务得以实现的，在接单前和派单完成后，平台对劳动者并不具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仅仅依靠提供信息来实现利润的分成，使得劳动者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从现实来看，目前的法律规范的确还不够完善且尚未完全适应平台劳工的工作性质，在很多情境中，现有的劳动法并不能完全适用。加之许多平台将自己与网约工的关系定义为“合作关系”，并虚化自身“雇主”和劳动者“雇员”的身份，而没有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更是增加了依据劳动法对双方权责进行判断和界定的难度，从而导致平台和网约工双方均缺少法律的监督和约束。
本次调查中，超4成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没有签订或者不清楚劳动合同(见表5)，这表明现实中有很大数量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不受劳动合同的约束，缺少相关法律的监督。
表5 外卖骑手、快递员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
调查中发现，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在年龄构成上以21-40岁的青年人为主，而现代社会中，青年人尤其是90后群体的离职现象非常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个性特征有关。当代青年普遍个性较强，自我意识明确，具有创新意识且思维非常活跃，在职业选择上往往更加注重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身对工作氛围的感受。他们乐意尝试新鲜的工作和任务，但当发现工作的环境和待遇不符合自身的预期时，他们也会决然地离开，然而随心所欲的离职只会使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处于法律中的不利地位并且付出相应的代价。
传统雇佣关系中的企业和工人，虽然同样具有选择权，但是由于工人对企业的依赖性更大，工人始终处于被剥削的弱势地位。为了维持稳定工资的需要，工人即使有再大的不满也会选择采取顺从的态度。但是对于网约工来说，劳动关系的模糊不清却帮助他们成功避免了离职的风险成本。在本次调查研究中，28.02%的人表示进入外卖和快递行业只是想“暂时过渡一下”，有17.58%的人表示想通过这份工作“长见识、丰富人生经历”。(见表2)一旦他们对外卖和快递工作失去兴趣和耐心，他们便可以自行退出平台系统，而无需承担违约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模糊的平台用工关系反而迎合了当代青年人尝试新鲜事物的趣味，并为其免费提供了丰富人生阅历的机会，几乎不受劳动合同约束的身份，让择业者在入职前完全不需要考虑违约责任的问题。
在步入平台经济前，许多劳动者可能从事过制造业、建筑业、传统农业等工作，相较于禁锢的劳动场所、严苛的管理制度和微薄的劳动收入，平台较高的薪酬和巨大的劳动自由让他们对这个行业产生兴趣，劳动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社会的流动并获得幸福感，也正是这些美好的追求，促使他们甘愿在相对没有保障的环境中积极地参与“赶工游戏”。
(一)“多劳多得”薪酬体系制造高薪梦想
报酬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当外出就业的经济效益和外出边际收入均大于本地时，农村劳动力就可能选择外出。由于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工资构成主要是收派单提成和平台补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居民生活节奏较快的地区，外卖需求量和快件数量也较为庞大，在这些城市中从事外卖和快递行业的人员往往拥有较高的劳动报酬。平台以此为契机，对外卖和快递行业的高薪现象进行有效的宣传，让许多农村地区的青年人萌生了进入平台经济，实现“高薪酬”梦想的念头。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月均2352.3元。而本次调查中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月平均工资却分别达到了5882.01元和6177.84元。(见表6)从横向比较来看，此类行业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从纵向比较来看，许多人在进入外卖和外卖行业之前，都从事过企业生产工人、保安、建筑工、餐厅服务员等工作，相较于之前的工作，此类工作带给他们的收入更为可观。唐鑛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可观是劳动者群体选择成为网约工的重要原因，而在此次调查中，就有27.97%的人将“收入高”作为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见表2)。
表6 外卖骑手、快递员月收入情况(元)
布洛维通过对厂房工人的观察和调查，发现工厂采用的计件工资制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不同于传统工厂计件制，外卖和快递平台的薪酬制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也为劳动者高薪酬梦想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工资来源更加多样；另一方面，其订单提成具有很大的弹性。外卖和快递行业的工资结算方式一般有两种，分别是有底薪加少量提成和无底薪加提成的方法。除此之外，平台给予的补贴(如高温补贴、餐补、交通补贴等)和奖金也能为劳动者带来部分的收入。由于底薪一般是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所以后者的结算方式可能为其带来更可观的收入，这导致劳动者更加努力地通过增加派单量来提高自己的收入。而订单提成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单价也具有很大的弹性，如外卖骑手中全职与兼职、专送与众包的单价是不同的，且订单派送距离越远，单价往往会越高。这使得现实中外卖骑手的工资收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更好的顾客评价以及更高的骑手等级可能为其争取到更优质的订单，并为其带来高于他人的收入。
而且调查中发现，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地区，以青壮年男性居多，这类群体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并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经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较高且具有弹性的单价以及“多劳多得”的薪酬分配制度，似乎营造出了通过社会财富的积累实现向上跨越式社会流动的美好愿景。追求富裕和向上流动的期望促使他们进入这类行业，并激励着他们不断适应平台运行的规则，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以通过这种新型的收入方式实现自身高薪酬的梦想。
(二)弹性化劳动引发对工作自由的向往
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是人类劳动的最高形态，自由劳动下的人们拥有更高的自主性，且人们将自身肉体和精神力量的充分而自由的发挥当做幸福。平台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工作参与的灵活性，一方面表现在工作时间的自由，另一方面表现在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平台工作。纪雯雯等指出，网络平台灵活就业岗位的旺盛需求恰好反映出劳动者对于灵活性的诉求，劳动者由过去的依赖资本转向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灵活状态。区别于传统行业中的雇佣关系，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对自己的工作有很大的自主权，虽然他们有时还是需要接受站点的管理，但是人工对其的控制正慢慢淡化，没有管理者在场的监管，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可以享受着巨大的身心自由。
调查显示，“工作比较自由”成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入行原因中最受欢迎的选项，68.79%的人表示这是吸引其加入该行业的主要原因(见表2)。劳动过程中，他们不仅可以自主选择进出平台的时间，决定工作的地点和路线，还无需在固定的工作场所内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情来调节自己的工作。工作时间之外，平台劳动的灵活性和自由性让平台劳工身兼数职成为可能，对于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来说，行业对他们的约束和管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实际情况安排自己的工作量，从而尽可能多地在闲暇时间赚取一些额外收入。
在做外卖之前，我在很多工厂工作过，工作都不是很辛苦，做起来也不难，只是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感觉很受约束，很不自在。后来时间久了发现自己还是不适合工厂的工作，送外卖对于我来说还是挺自由的。(美团骑手小陈访谈记录)
弹性化的劳动特征让网约工兼顾家庭与工作的想法成为可能，他们通过合理协调工作和休息时间，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自主权带来的自由与快乐。焦斌龙等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流动已经从自发流动阶段进入自主流动阶段，幸福感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劳动者追求的最大目标。在自我价值实现、工作体验、家庭和谐等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时，平台劳动的弹性化无疑可以赋予劳动者巨大的身心自由，从而促使其产生了步入该行业的内在动力。
“用工荒”现象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劳动力供给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逐年下降也表明我国传统数量型的人口红利正渐渐消失。在亟待通过提高劳动人口质量延长人口红利的背景下，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聚焦于解决我国技能型人才严重紧缺的问题，在强调“工匠精神”对青年人的启发和引领作用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提高农村青年的技能水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扩充我国技能型人才队伍的目的。但是这些尝试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反而在技能型人才依旧紧缺的情况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了外卖、快递等平台。
本研究选取武汉市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为调查对象，对步入平台前的择业阶段影响其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分别从求职成本和个体追求两部分对其进行了外在和内在层面的详细阐述。平台较低的准入门槛、速成的岗前培训、微弱的离职风险为劳动者步入该行业创造了有利的外在条件，促使他们得以在低求职成本和低责任风险的情形下成为一名“网约工”；而丰厚的薪酬梦想和自由的劳动形式更是催生了青壮年劳动者在平台就职的内在动力，推动他们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平台劳动之中以实现其美好追求。虽然平台劳动具有相对不稳定的特征，但是劳动者却因此享受到了随时进入和退出平台的巨大自由和选择权。外卖、快递等网络平台也正是由于上述的强大魅力，吸引了一大批急于寻求工作、期望通过积累财富实现社会流动的青年人。
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是数量庞大且具有代表性的“网约工”群体，对其职业选择因素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到整个“网约工”群体的工作需求，并真切地认识到当代青壮年群体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定位与追求。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技能型人才队伍的打造，不应仅停留在对“工匠精神”的塑造上，切实回应青工的现实需求并改善青工的生存现状，是激发青年人投身技能学习的关键。
但是对于平台经济下的现实就业情况是否真的能够满足广大青年的美好预想这一问题，我们尚且还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虽然平台劳工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和资源的整合，实现了行业收入水平的总体提升，但是在外卖和快递行业，高收入群体可能只占了整体的一小部分，且高收入往往是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挂钩的。而平台给予劳工的高度自由，在“多劳多得”的薪酬体制下，会不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和管理是否也会因此变得更加隐蔽？除此之外，劳动关系的不稳定也可能会造成意料之外的劳动纠纷，致使劳动者在进入平台后受到严重的利益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将会如何影响网约工群体的行为？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补充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本文系2020年度黄冈师范学院高级别培育项目“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中的引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002503)；黄冈市党内法规研究中心2019年度开放基金项目“关于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从‘邀功’到‘避责’”(项目编号：201902403)之阶段性成果。
排版：靳品侠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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