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0) 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

艰难创业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一方面，共产国际从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直接下命令；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从苏联派一些人过来，直接当中共的领导人。

博古、叶剑英、周恩来、王明

这些从苏联派过来的人，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国际，对苏联言听计从，可以称之为“国际派”。他们的代表，就是王明和博古。

王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在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博古呢就是王明的同志，被派回中国当领导，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

对应的，还有一批人就是“本土派”，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还有一批人，是“中间派”。他们也去苏联学习过，但是回国以后长期在一线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实际情况，思想上其实已经本土化了。比较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失败了，后来发现本土派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搞的很好，就跟着毛泽东走了，后来还被国际派打成了“毛派头子”。

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参考新中国(4)金融战：从胡雪岩到陈云

这个时候，本土派和国际派就出现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带着军队上山打游击去了，国际派还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死守。

最后的结果，本土派在农村的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国际派在上海被国民党搞得没办法生存了，只能全部搬家到了毛泽东创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来。

总部这些人到了江西以后，还天天想着要去围攻大城市、要搞正规军作战。这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起了冲突。这帮人把毛泽东给免职了，自己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结果几场仗打下来，把江西根据地的这点本钱也给打没了。没办法，只有跑路，打算跑到湖南去投奔找二六军团。

长征开始以后，在路上被蒋介石各种围追堵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这个时候中间派终于坐不住了，在遵义会议上，跟本土派的人联合起来，逼迫国际派把对红军的指挥权交了出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站出来，率领红军搞兵变，把国际派那些人抓起来也是做得到的。因为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现在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毛泽东是个野心家，直接煽动军队搞哗变夺权，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后边就没有延安整风那些事儿了。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队来解决党内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在江西、在长征路上、延安整风、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在江西，党中央让他交出军权他就交出军权，连续交了三次；在长征路上，眼睁睁的看着跟自己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白白牺牲，他还是坚持要搞党内斗争。这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不是什么两面派，什么野心家。

我们做个对比：后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这边还没让张国焘交出兵权呢，也没让他的军队去打仗牺牲，他就坐不住了，仅仅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上有了分歧，就就要发动兵变来逮捕毛泽东张闻天这些人，然后自立中央。这才叫用军权来夺取党权，这才能叫两面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国际派这帮人，不是跑到毛泽东的地盘，而是跑到张国焘的地盘去指手画脚，还要他把军权交出来，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所以中共内部那么多牛人猛人，为什么大家都服毛泽东？除了他指挥打仗厉害、制定战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毛泽东这个人是确实把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创建的军队，在自己的打出来的地盘里边，一群把地盘搞丢了的“上级”跑过来，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就这么搞了三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公正无私，摆平山头

所以遵义会议的结果，本土派重新掌握军权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妥协，国际派只是交出了军权。党内一把手张闻天还是国际派。

毛泽东掌权以后，最终成功带领红军走到了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了巨大的威信，通过这样的胜利，慢慢的成为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但是这个一把手的地位不是很稳固，甚至不是很明显。最高领袖名义上还是张闻天，虽然他比较支持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争权的野心。

但国际派在苏联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以后，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干预，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

“在中共领导人物当中，我比较了解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工人当中很有名望，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我们每次请他去某一个工厂，他都是有求必应。无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都一直与我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个人就是王明同志，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有了苏联的支持，王明就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进行改组，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康生和陈云两个人塞进了中央书记处。这样中央书记处就变成了王明、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这么一个组合，国际派占了4个席位。本土派只有一个军权在握、实在干不掉的毛泽东。中间派因为曾经“倒戈”而受到惩罚，周恩来被踢出了中央书记处，一个位置也没有了

有人拿七大的人事安排来说事，说毛泽东任人唯亲，挑选对自己“臣服”的人进入领导班子，还找了那么多理由。我们跟王明比一下就知道了：中央五大书记里面，中间派（周）、国际派（任弼时）、本土派中的解放区（毛泽东）和白区（刘少奇）各个山头的代表全都有。还有一个朱德，以前是国民党的将军，去过欧洲，去过苏联，周恩来介绍入的党，在井冈山跟毛泽东一起干革命,长征途中又被安排去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工作，跟各方面都有些渊源，因而成为各派力量的缓冲和调解人。

对比王明和毛泽东所搭配的两份名单，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要是跟同时期的其它政治领袖比，你就会发现若论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这些品质，真没人比得过毛泽东。

王明当权，就专用国际派；蒋介石当权，就专用黄埔军校的嫡系；

只有毛泽东当权，不管什么派别、什么山头的人，只要能干的、服从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都上。在军队里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司令林彪算是毛泽东的嫡系，西北司令彭德怀是独立性很强的无派别人士，中原战区司令刘伯承是国际派，毛泽东在江西被整下去以后，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就是他，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也是骂的刘伯承；华东战区司令陈毅是中间派，跟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一起留学法国回来的，算是周的铁杆，但华东战区的实际指挥是粟裕，是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将领，刘少奇提拔上来的；华北战区是聂荣臻，在欧洲和黄埔军校期间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的五大书记、军队的五大主力战将，是各个山头都有。为什么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这么团结？不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了领袖就号令统一了。国民党老蒋的领袖地位早确立了，号令也统一，问题是大家都阳奉阴违，打起仗来都是各顾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共产党有没有领袖，而是毛泽东这个领袖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的作用除了制定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超越派系，公正对待党内军内的各种力量，没有偏私。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就特别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还是接着王明回国来说。王明所执行的这种对国民党过分妥协的政策，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而失败了。但是王明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大家暂时也拿他没办法。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用全部精力投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没有精力顾及中国了。毛泽东才抓住机会开始反击，发动了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有四个层面。

它的第一个层面是公开宣传的“整风”，反“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第二个层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击国际派，团结中间派，巩固领导权。

第三个层面是“整军”，也就是纠正国际派和中间派奉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来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但是毛泽东脑子还比较清醒，首先是蒋介石指挥打仗水平不行，正面战场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其次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和日本人联合剿灭共军。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按照自己制定的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针来打，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把国民党当上级。

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到底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还是民族的？具体的说，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是中华民族利益优先，还是共产国际（苏联）优先？

要通过整风和整人，在组织上、思想上、路线方针上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中共的完全独立，最终完成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度。

这第四个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整风只进行到第二个、第三个层面，把国际派打倒了、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否定了就完。但是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那么就算这次打倒了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又可以派个“钦差大臣”过来充当最终仲裁者。 

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质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日本进犯中国之后，我们同蒋介石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抱敌对态度。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把他视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斗争的进步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当时必须支持他，因为他被打垮就意味着日本的力量加强，也就是我们共同敌人的力量加强，而日本是我们在远东的头号敌人。后来当我会见毛泽东时，他因斯大林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而责难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没有扶助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对他给予援助也仅仅是因为他抗击日本，而这样做有利于我们。”

说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要到军事援助，所以毛泽东利用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这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

但是，这第三个和四个层面又不能挑明了说。所以，延安整风在表面上，说是整顿党风文风，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有两条线在暗中展开：

一是全面号召大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承认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对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让大家充分理解：苏联的指示、苏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当成最高权威；

另一个呢，就是要严格审查抗战以来到延安或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这些人哪些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哪些是冲着抗日来的，哪些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搞清楚。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当时又没有个人档案管理系统，身份证户口本也都没有，只能是你自己写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给你写证明，互相对照看看有没有撒谎……这中间出现很多差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延安整风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两大战略任务：

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

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战场上死去。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是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毛泽东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其严厉程度并不过分。

即便如此，这个任务还是没有彻底完成。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

上面说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斯大林给了他几份文件，是高岗向苏联提供的情报。赫鲁晓夫不能理解斯大林为什么“出卖”高岗。也许斯大林是向毛泽东表示友好和信任？或者是示威？表示你们内部的情况我很清楚？苏联还有没有其他内线？因为当时苏联还在东北驻军，而在新疆的控制力也很强。此后斯大林为了报复毛泽东把苏联势力赶出东北的努力，阴谋发动了朝鲜战争。（参考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阴谋）

我们再接着说延安整风。毛泽东这种让大家参加学习班、写思想汇报、开会批斗的方式。斯大林用“肉体消灭”，而毛泽东用思想改造。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派当权的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也喜欢在党内军内搞肃反。那时候生存环境很艰难，国民党特务渗透的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被连窝端了，所以通过各种严刑逼供等手段审查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杀错了很多人。这样的肃反活动是什么时候终止的呢？就是在毛泽东掌权以后。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内部再也没有搞过成批杀人的肃反运动。有一些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人确实是被冤杀了，但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死刑命令不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是他控制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泽东批准的、涉及政治问题的死刑申请，全部都被他否决了。从延安整风提出“一个不杀”的口号开始，毛泽东把这个“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坚持了一辈子。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一个死于处决。

毛泽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坚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那个时候在国际派的领导下，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在搞肃反：邓发的闽西、贺龙和夏曦的二方面军、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也包括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都搞的很厉害，都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有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被冤杀。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江西也搞了肃反。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已经完全掌权以后，他就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他用了“极痛苦”这个词来描写当年的肃反，这是党和红军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这种痛苦和错误的方式，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让滥杀人的肃反运动重现。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处置反革命：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把前面这些话，跟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反省是很真诚、很深刻的。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都是毛泽东亲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党员。但是他坚决不准杀掉这些人，一方面是要留有余地，避免杀错；另一方面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头一开始杀人，下面就会蜂拥而上，跟着杀掉一大批人。所以制止政治斗争乱杀人的方式，就是对上面的这些反革命头子，一个不杀。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如果杀了，下面那些跟他们有牵连的人，很多就会跟着被杀掉。那些小人物是毛泽东顾不过来的，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审查该不该杀。如果“首恶分子”都留着不杀，下边受牵连的人就没有道理要杀掉了。

此外，毛泽东还认识到一个道理：“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管是批斗也好、撤职查办也罢，只要不杀头，很多人还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不杀人，就始终给人保留了希望，只要你坚持的东西真是真理，将来总有翻盘的一天。这样，党内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比较理性的范围内。

这种理性化的处置方式，使得中国最终走上了跟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大部分人，只要身体比较好、心理没有想不开自杀的，都成功熬过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

杀与不杀的原则

崇新岳先生归纳了一条，我觉得归纳的非常好，就是说只要你是出于“为公”的心，不论犯了多大的错误，毛泽东都不杀。但是如果是出于个人的私欲，他是毫不手软的。

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这是两个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他们并非毛泽东的反对派，但是贪污了公款，毛泽东毫不犹豫的下令枪决，谁求情也通不过。像邓小平这种横跨党（当过总书记）政（当过副总理）军（当过大兵团政委、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实权人物，跟毛泽东明显不是一条心的，竟然一不杀头二不坐牢三不开除党籍，毛泽东还特别关照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悔改的意思，很快又提拔上来重用，原因是“人才难得”。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用人和杀人方面的这种气度了。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对比。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处理手下的功臣杀人案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5年，蒋介石的爱将、黄埔嫡系张灵甫因为怀疑妻子不忠而将其枪杀，此事震动全国。蒋介石下令严惩，关了一年之后法院判了死刑，但是蒋介石又宣布念其有功于党国，不予执行。等到抗战开始以后，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把张灵甫给放了出来，官复原职，继续当将军。

张灵甫杀妻案两年后的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他在长征途中为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娄山关两次最得意的战役立下过大功——因为女朋友刘茜要跟他分手，不忍其忿，将刘枪杀。此事也在延安引起轰动。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罪行，要求上战场将功赎罪，表示想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最终决定将其公审并处决，并且在宣判的时候委托审判长雷经先公开宣读了他写的一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这样一封信，今天读起来，仍然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感觉。蒋介石为什么会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而完败于毛泽东？从这封信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此外，毛泽东从上井冈山开始，就“优待俘虏”。对于被俘的敌人，不准打骂虐待。普通的士兵，愿意加入我军的，就加入，不愿意加入的，就地遣散，而且还要给他们发钱，当作回家的路费。

被俘的高级军官属于战犯，不放，但是也要优待，一个不杀。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二十多年里，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俘虏了无数国军将领，但被枪毙的只有一个张辉瓒。这家伙在“围剿”期间烧杀抢掠，杀了很多根据地的老百姓，民愤极大。被俘虏以后，毛泽东和朱德还商量说张辉瓒这个人是正规军事科班出身，可以让他当个教员，给我们上课讲讲军事知识。但是命令还没有传达下去，前线的指战员，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的压力之下，就已经把张辉瓒给枪决了。所以实际上毛泽东对于敌军将领，也是跟对待政治对手一样，是坚持“一个不杀”的。

为什么呢？因为战场上杀人，跟政治斗争中整人一样，都是实现政治路线的必要手段。我们跟敌人交战，双方都是为了让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线得到执行，都是“为公”。这跟那种当地方恶霸，为了自己的利益欺压甚至杀害普通百姓的“东霸天”、“南霸天”不是一个性质。后者是为私，在镇反运动中就统统杀掉了，杀起这些人来，毛泽东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前者是为公，杀的人数量比前者还多，但是被我们抓住了就一个不杀，不报复。像后来淮海战役里面被俘的黄埔将领杜聿明，被抓以后坐了几年牢，建国后没多久就给放了出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后来还当上了政协常委。这种公私分明的气度，古往今来，有几个领袖能够做得到？

斗争与团结的艺术

首先，领袖人物做事情以身作则。

毛泽东在江西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党的决定，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毛泽东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到最危险的战场上去，并且真的牺牲在那里，所以他的军队在朝鲜视死如归。花言巧语说多了没用，关键看你自己在关键时刻怎么做，下面的人都是睁着眼睛看的。参见《毛岸英的特权》。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有上过一次战场毛泽东就敢带着部队造反。再看王明，一见大革命失败，呆在中国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就溜回苏联去了。等到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长征到了陕北，开打抗日战争了，跟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他这才坐着飞机到延安来争夺领导权了。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像王明这样的人，你再聪明、水平再高，大家怎么会服你的领导？

第二，要摆平山头，而不是打压山头

毛泽东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时候专门就山头问题讲过一段话：“山头，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

削弱和消灭山头的前提，是承认和照顾山头。一个团队在创业成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加入进来的、不同背景的人……总会形成不同的山头。不能简单的把这些东西视为“小团体主义”，一味的打压。解决的关键是公平对待，而且还要适当的照顾平衡，对于比较弱势的山头，要略微有点优待。让各个山头的人都感觉到：领导是公正的，这个团体里面，并不需要依靠自己这个山头来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这些山头就会消失。

如果领袖人物自己独占山头，专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其它的山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加强，因为其它山头的人看到了：只要没有进入嫡系的范围，就是没有希望获得领袖认可的。所以，山头内部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争权夺利，有共同的困难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这个山头的利益。这样，最后必然导致这个团队四分五裂。蒋介石就是前车之鉴。

第三，要团结，更要斗争，要以斗争来促进团结。

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老有人说嘛，说中国人就喜欢中庸之道。毛泽东就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就是好斗

毛泽东这个人就特别好斗，不像周恩来这么热爱和平。在他看来呢，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果老是搞一团和气，那这个团队肯定没有活力、没法进步。外表看起来啥问题都没有，其实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危险，说不定哪天就爆发了。所以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要主动挑起斗争，大家要不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矛盾爆发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线错误的就要打倒，就要开会批斗。只有经过了充分的斗争，把矛盾问题都摆出来说清楚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所以说，斗争是团结的前提。

但是呢，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坚决把这种斗争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所以，不能采用极端手段来搞斗争，比如大规模杀人。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难以把握：斗争过于温和了，人人都能过关，起不到效果；斗争过于激烈了，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说，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能不整，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斗争的太狠了，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了。毛泽东就好像一个走钢丝的高手一样，极为小心的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在完全不耽误对外作战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对共产党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内部整顿。

以前我老是有个疑问，因为看了很多不严谨的所谓“历史研究”，觉得这个共产党高层天天斗争那么激烈，为什么越斗争越厉害，最后连美帝都给打赢了？国民党那帮人为啥就越斗争战斗力越烂呢？这个东西不科学啊！哪有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忙于内斗而下面的人能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你看太平天国不就是亡于内讧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于内讧呢？要是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真的像袁腾飞啊这些人讲的那样，中共早就灭亡了，对不对？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啥原因。 “以斗争促团结”这个东西，实在是高明到了极点的领导艺术，只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本文整编自 李晓鹏 《澄清谣诼，还原一个真实伟大的毛泽东》有删减和补充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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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迷雾看世界（下）：新中国》共分为11篇

新中国(10) 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

新中国(11)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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