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 | 奥尼恩斯：亚里士多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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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期推送的文章是《神经元艺术史》的第一章，主要论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拥有生物学基础的观点。奥尼恩斯认为这些观点应当追溯到柏拉图那里，但“亚里士多德可以更无条件地宣称要成为神经元艺术史的创立者。”在奥尼恩斯看来，这位创立者如此关注人类的身体特性，是受了他那身为医生的父亲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本期文章的最后几段中，作者还简要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用以认识艺术的生物学方法的利弊。

本期文章分上下二部分。

亚里士多德

 奥尼恩斯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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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图1）开始了在后来长达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一直在探寻的一连串询问。在很多情况下，他所做的就是提出某个特殊类型的问题，此后，那些比他更好奇的人会在几十年、几百年后重提这些问题，甚至在上千年后由此出现了新的原则或理论。神经元艺术史的情形便是如此。亚里士多德首次指出，对艺术的创作和回应具有生物学甚至神经生物学的基础。他的很多继承人都赞同这一假设，但直到20世纪末，神经学才达到允许真正的神经元艺术史发展起来的水平。

图1  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亚里士多德形象，

1509—1510年，梵蒂冈宫，罗马

无可否认，我们有理由将这一传统的创立者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图2）。毕竟，他经常暗示，我们现在所知的东西从神经学上讲是来自于我们的癖好。以《会饮篇》为例，博学的女祭司狄奥提玛 (Diotima) 在描述爱时说道：“苏格拉底，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育能力，既在身体方面，又在灵魂方面，我们长到一定年纪，我们的天性就会催促我们生育。丑陋不能加速这种生育，只有美丽能够。我们知道，男女结合会怀孕。”（《会饮篇》206c）[1] 动物的情形也是如此，狄奥提玛问道，“你注意到这种生殖本能对动物的影响没有？无论是地上走的，还是空中飞的。”（《会饮篇》207a）狄奥提玛说，当人长到生理成熟期时，由视觉冲击而产生的强烈欲望就会对其产生影响，她在这么描述时所使用的术语就隐含了神经生物学。她强调美在产生吸引力上所起的作用，她甚至预示了进化论中的某些见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配偶间对相称、一致的追求，源于对优点的选择，为的是避免彼此间的对立、不相称、不一致，因为那些都是不健康和衰老的象征。有些人天生偏爱与配偶保持一致，这样的人更有机会生存下来，所以，引起这种偏好的神经装备的编码已经成为许多动物遗传物质中的一部分。

图2  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柏拉图形象，

1509—1510年，梵蒂冈宫，罗马

柏拉图知道这种偏好是天生的。他注意到，其他喜好是在怀孕期间和出生后获得的，因为灵魂 (psyche) 或“心灵” (soul) 是一种特别柔和、敏感的器官。正如他所说，我们年幼时对各种经验的反应尤为强烈，“这时候它们（年幼柔弱的生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想把它们塑造成什么样子，就能塑造成什么样子”（《国家篇》377b）。所以，我们绝不应该让年轻人接触那些代表诸神不良行为的世界或人物。对可见世界的接触尤为重要，因为在绘画、纺织、建筑、家具制作，甚至动植物的身体上都具有美好 (euschemosune) 与丑恶 (aschemosune) 两种品质，让年轻人接触正确的品格就显得至关重要（《国家篇》401a）。“我们必须寻找这样一些艺人，凭着优良的天赋，他们能够追随真正的美和善的踪迹，使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循此道路前进，进入健康之乡，那里的美好作品能给他们带来益处，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和他们的耳朵听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好比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国家篇》402）。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我们应该让年轻人接触音乐，因为这种艺术形式源自数学，本身就具有美好的品质，也最能将美好的品质传递出来。在音乐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赞赏美好的事物，为美好的事物所激励，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变得美好”（《国家篇》401e）。当然，柏拉图知道这是神经可塑性而非机能的结果，所谓神经可塑性是指我们的神经网络在对经验做出回应时逐渐形成和瓦解的特殊范围。他还正确指出年轻人的可塑性更大。

柏拉图敏锐的观察到，只关注一项活动的工匠会变得越来越出色，但只局限于这个领域，因为“同一个人甚至不能同时很好地实施两种非常接近的模仿，比如同时写喜剧和悲剧”（《国家篇》395a）。近来的神经学研究表明，专门化是可塑性的必然结果。比如，左手小拇指对小提琴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控制该手指的神经之间不断产生联系，以至这些神经在大脑中所处的区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关注特殊的心理和生理活动，我们就肯定会形成喜欢这而不喜欢那的神经资源。

柏拉图对大脑所知不多，他对灵魂的所在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但他在《蒂迈欧篇》中指出灵魂位于头部：“诸神首先……把两种神圣的运动包含在一个圆球形的物体中，亦即我们所说的头”（《蒂迈欧篇》44d）。他认为，头是身体中形状最规则的部分，与天体一样呈球形，正是这种认知使他特别偏爱这个部位。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源自毕达哥拉斯（图3），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阿尔克迈翁 (Alcmaeon of Croton) 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正是他指出还有其他原因决定了头部的重要性。[2]阿尔克迈翁是第一个解剖头部、关注头部器官重要性的权威。他通过对眼睛的研究，确定视觉细胞是眼睛和大脑之间的通道，这是至为关键的。他还把感知和理解区分开来，指出动物只有感知能力，而人类兼有两者。柏拉图可能还注意到了更晚近的工作，这些工作为公元3世纪的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Erasistratus)开辟了道路。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是医学家兼解剖学家，是第一个用neura一词——在希腊语中指“肌腱”——的现代意义来表示视觉神经纤维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正确区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的人，并追溯了这两类神经在大脑中的汇集。

图3  拉斐尔《雅典学院》中的毕达哥拉斯形象，

1509—1510年，梵蒂冈宫，罗马

柏拉图的比喻同样指向这个方向，比如在《法篇》644e中，他谈到我们的情感像是被neura（肌腱）或绳子拉向了相反的方向。然而，更重要的是，埃拉西斯特拉图斯和柏拉图在用到术语neura时的所指并不相同。前者发现神经是活的有机体内的路径，但柏拉图只是从基本的机械学术语的角度思考neura。同样在《法篇》644e中，柏拉图指出诸神像操控绳索上的木偶一样操控我们。

因为柏拉图喜欢以机械学作比喻，所以他无法认识到所论现象的生物学基础。我们已经在《国家篇》中听他谈论了对年轻灵魂的“塑造”和“陶冶”，他还在其他篇章中更精细地谈论了金属加工术，比如他在谈论酒的影响时，说“饮酒者的灵魂就会发热变软，变得十分幼稚，就好像他们还很年轻一样，他们就像加热了的铁，在那些有权利和技巧训练和塑造他们的人手中变得十分可塑”（《法篇》671b、c）。有时候，他又偏爱于纺织加工技艺，比如在描述对战士灵魂的影响时，他认为应该让战士们接受音乐和体育方面的教育。他这么努力的唯一目标就是要“他们信服和接受我们的法律，就好像给羊毛染色，由于他们有适当的天性 (phusis) 和教养 (trophe)，所以他们的信仰和信念可以很快地染上一定的颜色，知道哪些事情是可怕的，也对其他所有事情抱有信念”（《国家篇》429d、e）。虽然术语天性和教养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生物学上的，但他情愿把这个过程处理成用我们的术语应该归入到化学领域的样子。柏拉图显然不认为人类拥有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人类像很多手工艺的原材料一样，是外在形态的主体。

柏拉图对比喻的选择有助于他解释自己的教育者角色，但这些比喻的源头在于他的日常经验。他生活在雅典，雅典的工匠较之以往任何社会的工匠都更重要，所以他如此频繁地说明从泥土、石头、金属、木料和纤维到更高级人工制品的转变，使得这种运作方式成了他的模式。他到哪都能见到那些了解材料固有“属性”的工匠，看着他们对材料进行加工，直到出现稳定的构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产品。柏拉图的神经网络如此频繁地接触这个过程，以致这样的过程变成了他的“天性”，使他想到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人类。

亚里士多德可以更无条件地宣称要成为神经元艺术史的创立者。因为他虽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学生，但其神经网络的形成并没有更多不同。柏拉图出身贵族，一直生活在雅典，直到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去世，而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医生，虽然出生于雅典家庭，但却在相对偏僻的马其顿地区长大。他关于人道的经验最初肯定来自于他那当医生的父亲，要比柏拉图的更直接、更实在。对他而言，我们的身体特性是首要的，他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他研究“灵魂”的方法很独特。对柏拉图而言，灵魂是无形的，神圣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灵魂只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现实性”（《论灵魂》412a）。[3]所以，灵魂是包括动植物在内所有生命体的特性。不同生命体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它们对某些能力的利用，比如营养能力、食欲能力、感觉能力、运动能力和思维能力。有些生命体，比如植物，只有第一种能力，而有些生命体，比如人类就拥有以上全部能力（《论灵魂》414a）。

于是，人类就循例出现在了《动物志》 (Historia Animalium/History of Animals) 中。聚生的动物中，有些群居 (politika)，有些散居。群居的动物包括人类、蜜蜂、黄蜂和鹤（《动物志》488a）。这种比较法有助于亚里士多德用动物学的知识来理解人类。正如他所说，我们了解更多的是动物而非人类的内部器官；所以，当我们想要理解某个器官时，比如关于脑，我们就可以求助于动物。所有有血的动物均有脑，头足纲动物也是如此，但“人所具有的脑最大而且最湿润”（《动物志》494b），他在说明脑是躯体中所占比例最大一部分时详细说明了这一观点（《论感觉及其对象》444a）。脑有两部分组成，位于后面的独立部分称之为小脑。“自每只眼至脑各有三条管道，其中最大的一条和中等大小的一条通入小脑，最小的一条通入脑本身”（《动物志》495a），他在指出嗅觉和眼睛的源头都在脑部时详细说明了这一观点（《论感觉及其对象》438b）。这并不意味着他深信脑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在《论青年和老年》中又明确指出他并不确定脑和心脏哪个更重要（469a）。

他对脑的无知并没有妨碍他提出重要的新见解，其中一点就是他识别出了整个全新的视觉能力，即想象力 (phantasia)。亚里士多德意识到，在我们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常常会加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回忆或思考什么的时候。他甚至进一步指出，“离开了精神影像 (phantasma) 就不能思想”（《论记忆》449b）。因为这些影像独立存在于视觉经验，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有两种观看方式，一种是知觉的 (aisthetikon)，一种是想象的 (phantastikon)。想象力在我们没有看着某事物或闭着眼睛的时候也能运行，此外，想象力还很容易犯错（《论灵魂》428a）。

当然，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知道，因为看的过程不是通过眼睛而是通过脑进行的，所以无论事物是否在我们眼前，我们都能看到。当我们通过想象看到某事物时，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加工以前见过的东西，可能是这个事物本身，也可能结合了其他事物。正如他所言，这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梦和白日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直接看到的事物是如何被曲解的，比如，当我们处在这样那样的情感状态时，比如胆怯或爱恋，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感觉所欺骗：

所以只要有少许相似之处，懦夫便认为看见了他的敌人正在走近，而多情者则认为看见了他所钟爱的人；而且一个人受情绪影响越深，则刺激他产生这些印象的相似点就需要的愈少。同样在愤怒时以及在有各种欲望时，所有的人都容易受欺骗，而且他们愈受情绪的支配，就愈容易受欺骗。所以患热病的人有时认为看见在墙上有动物，尽管在墙上某种形状的痕迹和动物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论梦》460b）。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在这些状态下看到的情形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判断能力在这些时候暂时中断了。然而，他并没有解释我们在上述特定方面会受到欺骗是因为我们很可能想到了我们最害怕或最渴望的事物。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容易理解。我们在进化论的基础上了解到，我们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获得了高度发展的感官，主要是因为这些感官有助于我们避免危险，并获得对我们有益的事物。显然，当那些回应尚停留在争论中时，我们更有可能对所能获得的数据进行不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根据不完整的迹象推断敌人或爱人是否在场，这就为我们的生存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这给了我们一个潜在的警告，警告我们必须做出与他们有关的正确行为。正因如此，我们继承了那些使我们具备那些能力的神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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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出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年。以下此书译文均同出此版本。——译者注

[2] 第尔斯 (H. Diels)、克兰兹 (W. Kranz)，《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3 卷本，第6版，都柏林和苏黎世，1952年，第1卷，第210-16页。霍夫曼 (C. Huffman)，《阿尔克迈翁》，见爱德华 · 扎尔坦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03年夏，URL http://plato. stanford.edu/archives/sum2003/entries/arcmaeon. html.

[3] 译文出自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下此书译文均同出此版本。——译者注

［原载于约翰 · 奥尼恩斯，《神经元艺术史》，

梅娜芳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第22—28页］

（插图为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所加）

（请看本期下篇）

奥尼恩斯

作者简介：约翰·奥尼恩斯 (John Onians)，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视觉艺术教授及世界艺术研究项目主任，曾在法国、印度、意大利、荷兰与美国等国家任教。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意义的传达：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古典柱式》(Bearers of Meaning：The Classical Orders in Antiquity，the Middle Ages and theRenaissance)（1988年），《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与文化》(Classical Art and the Culture of Greece and Rome)（1999年），《世界艺术地图》(Atlas of World Art)（2004年）。他还主编了《贡布里希教授八十五寿辰纪念文集》(Sight and Insight：Essays on Art and Culture in Honour of E.H.Gombrich at 85)（1994年），同时是国际著名学刊《艺术史》(Art History) 杂志的创刊编辑。

梅娜芳

译者简介：梅娜芳，美术学博士，2001年至2011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师从范景中教授学习中西美术史，现为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出版专著《墨的艺术：<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译著《哥特式图像：13世纪的法兰西宗教艺术》、《图像学：12世纪到18世纪的宗教艺术》、《神经元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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