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被讨厌？ | 酷儿对谈

这篇文章由Circle、精神康复白亦初与清清一同对话成文。（本文可能引起恐惧、创伤与不适，慎入）

Circle：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十分关注“排挤”这一概念在各种主体及其互动系统中是如何被构建的。这种不适感、厌恶情绪甚至暴力行为会对精神科患者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很多人都感到自己处于被别人讨厌和排挤的危险之中，有些人因此遭受心理创伤，有些人则遭到暴力对待，还有些人可能因为挣扎反而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人。这个问题在我处理各种病例时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涉及“神经多样性”这个概念时更是如此。

经过多年的倾听和思考，我开始梳理出一些结构。从“厌恶偏见”、“本能厌恶”、“迫害”、“霸凌”、“亲密关系暴力”等角度出发，我试图还原“排挤”的地图，并将它们整合成一份草稿。通过这个过程，我希望更全面地理解“排挤”这一概念，以便于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辅导患者，帮助他们摆脱“排挤”的阴影。

自我反省还是向外抗争

Circle：“厌恶”无所不在。当我们谈论“排挤”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校园欺凌等离我们较远的事件。其实排挤现象比我们想象地更无处不在。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举起道德大旗去宣传，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到排挤中，这样自我规训是徒劳的。

下面举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一顿。

在赋能的角度，这个人既然被打受到了伤害，那么应该去强调“实施暴力的人是错的，应该受到惩罚”，别再去反思自责。

然而现实中，往往有无数的声音呐喊着“这个被打的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伴随“那个人真的有问题”的指责，甚至是感受受伤以及羞耻后的反抗，是一个诈骗犯、是一个偏执狂、是一个自恋狂、是一个反社会，深怕ta不反省，打ta都是便宜了ta，ta被打了之后大家拍手叫好。

似乎意味着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原因，这个人“该打”。深怕这个人不去反思。当这个人因为自己所遭受的暴力而作出抵抗时，或是有人试图为这个人辩护，这个人试图自我照顾、自我赋能的时候，纷纷使用“不要脸”等批评方式试图消除那个人拒绝理解加害者的努力。

我发现，这样希望当事人反思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个体在暴力之中，很难将这些联系在一起，当事人的“动机与需求”总是被曲解的状态，可能永远反思不到众人希望ta反思以及道歉的点。以至于演变到最后一步，这个人也许只能从世界上被清除。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从个体赋能的角度去关注，并且不再强调自我归因。当我们试图理解“加害者”时，过度强调和认可道德污名化不是明智之举。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认为，我们越来越宽广地去开拓我们对世界更全面地认识，我们才有机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现我们做选择的自由，并且能够更准确地让我们地意志付诸实践。

然而，过度认可“现实”有时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完全认可环境可能会导致回避，增加人们的绝望感。需要明确的是，环境本身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不断进入新的平衡状态。这是一个突破口。

共情加害者

Circle：虽然我们在描述对我们施害的环境时，可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重复了我们的创伤，但是仍有希望，我们个体对环境的影响是交互且动态的，当我们越来越宽广地去开拓我们对世界更全面地认识，我们有机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现我们做选择的自由。这个概念看似很好，但是我对于这个想法非常警惕，现实中要很谨慎，因为在很多时候可能涉及到受害者极度敏感的议题：“对加害者的共情”，甚至会演变为“站在加害者”那边。

双方在争执的时候，可能都感觉到对方是加害者，并且“拒绝共情加害者”。一方因为觉得另一方是加害者，因此去攻击；另一方因为自己被攻击，而拒绝去共情加害者。

白：这时候不去共情“加害者”是策略性的回避。例如最近刚发生的一件事，我不清楚为什么最近一年冒出很多性别仇恨言论，一个群体说另一个群体仇视自己，因为另一个群体在发布择偶信息的时候刻意排除这个身份标签。我很想说，有人在发布时刻意排除信息的时候，那个人可能是有PTSD的，你不能要求一个PTSD的人在发布的时候不去写这些东西。ta们和我吵起来了，否定了当事人PTSD，说那是一种歧视。既然ta们拒绝去体谅另一个个体身上发生的事，那我策略性地，也不会共情你。

Circle：这个议题可以推演到现在好多网上不同群体的对轰之中，不管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你说出来就是欺负人。我感觉到几方在争吵的时候，都是在对着自己的创伤经历争吵，而不是在和对方争吵。同时，在创伤没法处理的时候，也是边缘群体在相互传递自己的创伤给他人。

白：我看到这种对PTSD的否定，想说“恭喜你解决了精神健康领域深刻的难题，照着这个思路”，只要消除他人“歧视”的语言表达，就能治好他人的“PTSD”啊。以前的社群环境，还会去理解他人的创伤，后来社群环境逐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有人说了对我不利的话就是歧视我”。

Circle：让话语压制不可见就意味着不存在，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用“无声”去拒绝。将对方视为敌人，并且泛化地认为“敌人”是联合起来的，对敌人丝毫没有任何留情，完全不管别人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位置。

延伸阅读：“偏激的大多数”：群体极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沉默下方是什么

暴力的要素1：社交能力

Circle: 在这里我放一段Randall Collins《暴力》之中对于校园暴力的描述。

暴力在很多时候是对权力的争夺过程。Hubett Montagner(1988)对幼儿园霸凌事件进行了观察，将孩子分为五个类型。

1.人缘好的支配者（社交强，令人有压迫感，与其它孩子互动多，竞争性强，常挑起斗争，抢别人东西，在感到获胜后就表现得友好）

2.人缘好且脾气好（友好没有竞争性，别人和他们争，他们会大方让给别人，与前者关系好）

3.好斗者（总是在与人竞争，试图支配他人，做很多事情为了证明自己去占有，抢别人东西，把别人弄哭，这些人之间形成联系，成为小型霸凌团体，他们不会攻击1与2，他们与1斗争时往往是1获胜）

4.胆怯的受害者（胆小容易哭，是3欺负的对象，可能扮演霸凌者的随从）

5.好斗的受支配者（通常是被支配的，也会出现攻击性，但是是社交网络中的孤岛）。

还有另外两种：

1.浮动的变化者（在几个类型中变化）

2.孤立者（不爱社交，不具有攻击性，人缘不好，和其它人无关，往往是群体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是他们年纪增长后可能会发展成不同类型）。

有弟弟妹妹的儿童可能在幼儿园中比别人有更强的支配力（Berndt and Bullier, 1985），如果在家里缺乏成为支配者的练习机会，尤其独生子女，在学校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成为被欺负的人。

Haynie（2001）描述了一个角色转变的过程，在中学中有一半的霸凌者是受害者，因此可以根据中学中的适应程度将人再分层:

1.最底层是同时作为霸凌者与受害者的人；

2.其次是纯粹的受害者；

3.在上层是纯粹的霸凌者；

4.适应的最好的人是从未卷入霸凌的人。

霸凌者的人际关系之中主要是霸凌的辅助者以及霸凌的强化者（议论以及围观的人Salmivalli,1997）。

一个人越擅长交朋友，成为霸凌受害者的机会越低，社交技巧同时也可以用来支配他人（Smith and Brian, 2000）。霸凌在中学可能增加，因为孩子尝试在新的环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Pellegrini and Long, 2002）。

校园中的顶层是人缘好、掌握了攻击技巧但是不常用来攻击人的大师，他们抓住主动权，实践着一种集体主义，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与注意力，他们所在的地方往往欢笑最多，是社交的中心。还有一些中层的人，可能在顶层的边缘，社交能力中等，有些人是霸凌者（顶层的卫兵），有些人有自己独特的亚文化、共同爱好自己抱团。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可能孤立出来，难以加入上层，但是他们可能组成自己的团体。

在这个系统中可能进一步产生霸凌，可能有两种形式：

1.代罪羔羊的长期集体霸凌：涉及在大庭广众下羞辱，可能升级为暴力，可能在沸腾的幽默中被视为恶作剧或是找乐子，在上层的人无法感受到这些边缘人的视角。

2.专业霸凌者对软弱者的霸凌：专业霸凌者，一开始只是找乐子，后来成为暴力的领袖，专业霸凌者认同了这个角色，并与受害者产生一种特定的共生关系，擅长折磨对方。

这个角度看来，与家暴具有相似性，这个关系可能维持数年。（Olweus, 1993）

Circle: 我在成长经历中是一个“孤立者”（不爱社交，不具有攻击性，人缘不好，和其它人无关，往往是群体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是因此反而幸运地远离了霸凌，有幸成为适应的最好的人是从未卷入霸凌的人。在中学中我则靠着“亚文化”抱团得到了自我保护。

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观点：

社会地位低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交能力不强（能够愉快地与他人相处的能力），社交能力是社会阶层建立的标准，缺乏社交能力的人成为边缘人物。

涂尔干提到他们是“负面的神圣客体negative sacred object”，在政治系统中，他们可能唤起“代表正义的惩罚”，在一个以社交和娱乐为主的阶层体系之中他们会唤起代表正义的嘲笑，别人共情不到他们，可能成为别人欢乐的议论对象。

总结下来，你对于“社交能力”是霸凌的核心因素怎么看。

白：要说成年人的霸凌，我在某个公益组织期间，我在尽我的能力，像一个工作的机器人。然而有天组织者让我在邮件组出糗，还在邮件组说大家都在背后否定我，ta常常在背后维护我。后来有两年多我特别封闭，我也渐渐和这个圈子拉开距离。

袁：感觉好没有安全感。虽然此时不同的视角似乎是“这个人真的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施害者想的那样去反思，反思多了只能反思出对全世界的敌对，这时候又成别人眼中的“偏执狂”。尤其对于神经多样性人群而言，很多隐含信息真的接触不到，需要更直白的表达。

清清：刚刚袁医生提到了霸凌者最开始的动机和角色的认同，我在想校园霸凌这个行为对于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可能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其实很多时候，校园霸凌并不只是在于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之间的二元关系，还有很多非霸凌者，和或者说潜在霸凌者，这时候霸凌者的行为会同时对被霸凌者和其他人造成影响。

刚才说到的取乐和某些防御可能是他们的动机，而从这种动机直接就引出来了想要在其他人面前树立的形象，无论是说我很强大我不能惹，还是说我应该做大家的老大，这些目的，当然我们忽略他们是否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中合理，这对霸凌者提出了或者说给他提供了可能的行为的模式。比如之前说的老大认为某个同学不好，或者不喜欢某个同学，霸凌者可能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群体中的存在感，又或者说想要努力去印证自己属于群体的这样一种态度而采取行动。而其他潜在霸凌者会被最开始霸凌者的行为所影响，认为这会不会就是他们这个群体所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而继续展开或明或暗的霸凌，所以我在想这个观点能否给防微杜渐地阻止最开始发生的霸凌而产生一些灵感。

所以最终霸凌行为就变成了一种对被霸凌者明确表示的恶意和拒绝，当然这种恶意和拒绝包含的信息甚至可能没有霸凌行为表示给其他人的信息多。这种矛盾或者说这种态度，反而更像是被逐渐建构出来而满足霸凌者需要的一种解决方法。

所以同时在另一个角度：“霸凌者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对于教育者、管理者而言，可以去从侧面改善霸凌行为的方向吧。

暴力的要素2：权力系统的建构

Circle：我们后面再来看看“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作用。

在这个阶层关系中的许多事情看起来都像是不同形式的霸凌，但是套用霸凌的严格定义（专业霸凌者与受害者，具有持续的剥削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这些都不符合霸凌，极端暴力的霸凌形式并不属于这个阶层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从顶层到中层到底层的权力之中，始终存在霸凌常见的行为：排挤、恶毒的流言蜚语和背地里嘲讽、当面的拒绝、嘲笑与羞辱。虽然没有办法将整个高中班级视为霸凌系统，但是这些“温和的霸凌”是阶层主体的一部分。

1.个人等级取决于人际关系，也取决于不和谁来往，学生被分为类别，并且有自己的标签和名声，一个人在新的环境如果融入不好有可能受到就有关系的断裂以及别人的拒绝。部分想向上爬的孩子会透过拒绝别人、展现出比别人优越，将刻板印象套在别人身上。因此人际关系可能出现两面三刀、机会主义以及虚荣。

2.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是使用令人不悦的方式来议论他人。在议论别人的衣着、表现、社交失态、性吸引力的过程中巩固阶层地位，但是学生也可以议论上层。中层和上层的人可能不断相互嘲讽，每个人都是嘲讽者也是被嘲讽者。

3.当下层人闯入上层人的领地，上层成员会集体公开嘲笑他们，那些人可能在特定角落无法融入。

清清：刚刚袁医生提到了霸凌者最开始的动机和角色的认同，我在想校园霸凌这个行为对于他们的功能是什么？可能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

1.目的性行为。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2.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

3.戏剧性行为。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着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

4.交往行为。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交往行为。

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是合理性的行为。

其实很多时候，校园霸凌并不只是在于霸凌者和被霸凌者之间的二元关系，还有很多非霸凌者，和或者说潜在霸凌者，这时候霸凌者的行为会同时对被霸凌者和其他人造成影响。

刚才说到的取乐和某些防御可能是他们的动机，而从这种动机直接就引出来了想要在其他人面前树立的形象，无论是说我很强大我不能惹，还是说我应该做大家的老大，这些目的，当然我们忽略他们是否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中合理，这对霸凌者提出了或者说给他提供了可能的行为的模式。比如之前说的老大认为某个同学不好，或者不喜欢某个同学，霸凌者可能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群体中的存在感，又或者说想要努力去印证自己属于群体的这样一种态度而采取行动。而其他潜在霸凌者会被最开始霸凌者的行为所影响，认为这会不会就是他们这个群体所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而继续展开或明或暗的霸凌，所以我在想这个观点能否给防微杜渐地阻止最开始发生的霸凌而产生一些灵感。

所以最终霸凌行为就变成了一种对被霸凌者明确表示的恶意和拒绝，当然这种恶意和拒绝包含的信息甚至可能没有霸凌行为表示给其他人的信息多。这种矛盾或者说这种态度，反而更像是被逐渐建构出来而满足霸凌者需要的一种解决方法。

所以同时在另一个角度：“霸凌者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对于教育者、管理者而言，可以去从侧面改善霸凌行为的方向吧。

议论的作用

清清：参考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现》、《公共场所中的行为》，其实我还是有点想用类似动机的方法去分析。

“背后说别人”其实暗含了一个和在光明正大时候行为的对比，这种行为的转变是有原因的。大家往往会把背后说别人理解成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但实际上它和当面的内容其实是相互印证和补充的，两方面的内容其实都是强调一个所谓树立人设的作用。

像是戈夫曼提出的拟剧论一样，在封闭环境，比如学校这么一个所谓的剧班里，每个人都有一个需要或者想要树立的外在形象。光明正大时的行动可以被看作对自我的一种理想化的扮演，我是学识渊博的，我是善良的，我是风趣幽默的，或者我是叛逆或者独立自我的。议论不在场的人是与在场的人形成连接的方式。

所以在学校的环境中，人们会至少在外面表现的彬彬有礼，听话懂事，又或者和老师对抗。但同时回到了私人环境，也就是所谓的台下，他们在有表达自己部分真实想法的需要的同时，也会通过进一步的误解式的表演：说别人坏话，进行对自己人设的补全。进行对自己人设的补全。

在背后议论别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自污，实际上是对当前这个理想化的自我或者说想构建的自我社交关系的修正，通过说坏话而拉近别人的距离，或者说通过说坏话构建自己的社交定位。而往往被霸凌者，可能也会在不经意之间被实施霸凌者带入这种角色中，甚至有时候脱离这种互动就需要外界的力量。

丰都，18层地狱之中有针对议论者的地狱

暴力的要素3：封闭的关系

Circle：在封闭的“全控机构”较可能产生霸凌（家长养育孩子、封闭式的班级）因为里面的人无处可去，只能困在这段关系中，暴力逐渐升级。在一些群体中发展出“欺侮”的方式，对新成员的欺侮代替掉霸凌，而且因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受害者是一个群体，群体霸凌代替个体霸凌，受害者可以产生一定的团结，但是对个体的霸凌还是会存在。全控机构也会认可让成员形成阶层，形成一定的稳定性。

Circle：后面我引用一段关于照料者暴力的观察：

当一段关系不平等时，可能是一个众人皆输的局面，照料者本身承担了很多责任又没有得到关心与回应，因此厌恶不断累加，这时候可能照料者会逐渐暴力起来，尽管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施暴。

一个典型的场景：一个主动照料别人的人因为没有办法全然满足被照料者的需求，因此接受到了被照料者的不满，照料者越来越烦躁，感觉到不公平，开始攻击，而被照料者也开始逐渐不满，这种不满可能使得照料工作越来越多，使照料者感觉到更加辛苦。一个患者可能会表现得病情更加严重、更加病弱，或是在生活自理上面越来越差，在照料者看来，患者显得越来越丑陋，越来越不值得成为被帮助的对象。一开始有同情心的照料者可能还会坚持，但是随着矛盾加大，会导致逐渐走向极端，照料者可能就表现为冷漠、不认真对待被照料者，逐渐发展到刻意忽视被照料者的需求，再发展下去，可能出现身心上的虐待，在此时，被照料者的疾病与残疾的程度可能随着冲突而加剧。尤其是在一段比较封闭的场所之中，其中几方的世界都局限于这段关系，照料者和被照料者难以逃脱，也不会被惩罚，这样的环境可能另受虐者生不如死，也会令施虐者同样痛苦。

在家长照料儿童时有时也会进入到类似的情境，最开始可能是儿童一直哭，没有被哄好，后来可能表现为儿童情绪逐渐持续地极端，为了争夺某种控制权或是吸引注意。家长可能正因为四周的其它事情压力大、工作艰苦、精疲力竭或是失业，结果就是家长的情绪也逐渐极端，在儿童哭的时候打孩子，甚至造成孩子的死亡。

虐待并不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而是有一个过程，在孩子一直哭闹没有办法被安抚好的时候，所有试图让孩子平静下来的努力都不奏效，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儿童反复地哭泣无法安抚下来，照料者进入了一种“又来了”的沮丧之中，接着取决于儿童持续哭泣的时间，以及照料者可能在此时出现的粗暴对待，有研究显示这个数据大概是，在六七次反复哭泣，并且在一次哭泣持续十五分钟以上（这个时间段受到照料者的社会压力、孤立程度以及资源多寡而变化），同时安抚无效的时候，就可能进入虐待。这是一种长期的累积到短期的爆发的过程，是冲突经历了一系列多个阶段升级后的过程。

哭泣是弱者危险的武器，哭泣会带来情感拖拽，是一个加剧紧张的过程，在制造声响的同时，身体陷入一种哭泣的韵律之中，哭泣的儿童会进入一个反复制造悲鸣的阶段，将所有注意力都紧缩在自己身体里，只能感觉到身体上的触觉，照料者会陷入紧张，与孩子的哭泣同频。在大多数情况下，照料者没有太多沮丧感并且释放出善意，这个情况下相对没什么冲突，靠着照料者被吸引过去，并且做出妥协后解决冲突。然而如果孩子反复哭泣，安抚无效，双方进入一种权力争夺的逐渐升级过程，照料者恐惧、愤怒、罪恶感等情绪逐渐升级，就有可能造成照料者对于被照料者的哭泣形成冲突的反应，并且引发暴力与虐待。

亲密关系的暴力沟通

Circle：后面我引用一段关于亲密关系暴力的观察：

Michael Johnson (1995)将家庭暴力分为“一般配偶暴力common couple violence”以及“亲密恐怖主义（intimate terrorism）”这种暴力在两条因果路径上区分开来，一个是恐慌进攻，另一条是恐怖主义式的制度化虐待。两者都有相似的模式：规律性的争吵、提高的嗓门、白热化的表达，最后升级到肢体冲突。有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在这些暴力形式上差异不大（Sugarman and Hotaling, 1989; Kimmel,2002）暴力的升级得到控制，因此很有限，这种冲突几乎是一种受到保护的公平打斗。

它们还能保持在一个可以理解的范围，受伤的几率较低，并且不会毁掉一段关系。一般的冲突在一个双方都心照不宣的程度中，权力得到妥协，矛盾解除，打斗就会停止，参与者为了进一步维持关系，也会结束这种斗争，可能会冷静一段时间，或是无视前面的冲突。

这种暴力隐含着权力斗争（Stets, 1992;），双方都不是服软的受害者，都不会作出太大的破坏，还不会出现能够产生恐惧的不平衡，在其中的成员不一定会愤怒，而是透过争吵而得到宣泄。

严重的暴力则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较为封闭的关系中，逐渐累加，进入一种情境式的紧张，前述的权力斗争引起当事人的恐惧感，再到恐惧的进攻，进而发展为持久的虐待。严重的暴力的关键不在于性别，而是一个情境性的时间动态能否限制暴力升级，如果当事人所在环境较为开放，有其它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有较好的社会支持、相处的时间较少，可能较能阻止逐渐加压到发展出严重虐待的过程。

我大致上总结校园霸凌与亲密关系暴力有几个要素，一个是封闭的环境以及密闭的关系，再来就是要封闭足够长的时间，个体被限制在那个环境中无法转移注意力，在养育关系中可能是沮丧感，在亲密关系中可能是恐惧感，进而逐渐累加到一种逐步升级的虐待过程，如果关系能够解除，能够部分减缓暴力的升级，但是我会想到很多人对于关系的需要，这种需要具有强迫性重复的特点，我在想也许能够与某些幼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在校园或是职场的排挤中，涉及个体的创伤的回避，一方面涉及厌恶偏见，是一种超我的微创伤的混乱，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交能力，社交能力能为个体赋能，并且有机会化解很多创伤。在整个暴力的循环中，我感觉作为医生，一旦看到了“创伤”，我会发现很多暴力都是其中多方的暗流涌动的创伤的对话，在这个维度上，我也会感觉到脉络浮现出来，但是更卡住了。非暴力沟通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但是沟通往往是困难的，从暴力沟通到非暴力沟通还容易些，从无沟通到有沟通可能还要彻底建立一个能够沟通的体系。

厌恶偏见

Circle：这边我们过渡到下一个主题，很多厌恶没有办法归因于一个具体的人际事件创伤中对加害者的回避。《女性主义疗法》之中提到厌恶：

厌恶偏见（Dovidio et al，2002）代表了一种可能的创伤。它制造出一些情景，在这些情景下，有权势的人传递给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矛盾又混乱的关系信息。当等级较低的人试图理解这些信息时，就像在与鬼魂打拳击一般摸不着头脑。如此耗费心理能量而无法用其来实现个人目标，这使得被针对的个体感到无力、困惑，有时还因为问题百出的人际关系责怪自己。

前面谈到不同群体的人的攻击，但是我想引入一个视角，比排除异己更可怕的是对不合格的同类的厌恶。上面这个厌恶偏见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可能类似于部分美国的研究会提到“住在高档社区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会对“住在贫民窟、没受过教育、吸毒的黑人”有着难以忍受的厌恶。我想到2015年那时随着医患关系逐渐恶化，越来越多的医学生开始试图将莆田系、民营医院、基层医院、小地方的医院划为他者，试图维系自身的纯净性。

例如在“厌恶不符合传统性别特质的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更令我害怕但是不得不面对的是，在那个当下，厌恶者感受到的，并不是“对于异类”或是“对于不同的人”、对于“少数群体”的厌恶，而是对于“同类”的厌恶。我认为将ta们视为恶魔或是谴责ta们，或是提倡某些平等可能并没有帮助。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往往没有办法将这些道理与自身的经验进行联系。

厌恶偏见最好的理解即持有它的个体并不承认他持有该偏见。当有权力的人受到无意识层面的厌恶偏见影响时，这种偏见导致更强大和更弱势的人之间产生有问题的、让人失权的交流。反之，当偏见得到承认，弱势一方感受到的失权就会被削弱。当弱势的一方能够清楚地知道并理解这种偏见时，她就得以赋权并发展出应对这种偏见的策略。

常见的厌恶偏见可能包含由于过去带给别人麻烦所以被疏远，所以自己努力不带给别人麻烦，也会厌恶毫不在意带得别人麻烦的人；由于性别在所在环境中被歧视、被认为低人一等或是要受到很多限制，遇到似乎不被限制所影响的同类时感到厌恶；由于从小被教导要遵从许多社会规范，遇到不遵从社会规范的人感到厌恶；因为成长过程感到迫不得已需要节省和努力，遇到不节省不努力的人而感到厌恶；由于花了很多时间克服自己的自卑，遇到陷入自卑的人感到厌恶。

对不合格的同类的厌恶

Circle：个体有时厌恶的思路正因为是，对方和自己共享着相同的社会身份，所以为了在整个社会的层面维系自己的形象，会本能地想要把与会被别人标记为与自己有相似社会身份的人排除出去，这个动机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系自己的形象。根据性少数的指派性别把对方视为同类，但是对方又是“形象不佳拖后腿”的同类，当事人会感到更加的恶心和厌恶。

我感觉被视为异类还是相对好一点，最可怕的是被别人视为同类，但是和别人有微妙的不一样，这时别人会莫名产生对“同类”的愤怒。还会觉得别人不符合规范的样子是故意在气人、在挑战别人。我们去聆听这些可能性的时候可能很创伤，但是去聆听、去接纳它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这样的观点。

有时候挺蹊跷的，尤其是为了维护公平而排挤人的时候，和“霸凌”的直觉是相反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多见。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在一个班级里，有人总是能够按时完成任务，有人可能时常没有办法完成作业、丢三落四。这样的时候，可能最直观的就是那些没有完成作业、没有带东西的人需要受到惩罚。在这个惩罚的过程中，规则得到树立，而无法符合规则则被归因于自身的原因，是自身的错、自身的不努力、不认真，为了抵消这些自身的原因，需要有某些惩罚被实践出来以达到对每个人的平等。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

在发泄这些情绪的背后，这些情绪可能源自于个体从小接受到的无数累加起来的挫折、微创伤，以及超我理想化。例如一个人学习不好/没有完成某些任务就应该被惩罚，一个人没有礼貌就应该被惩罚，这时候将自己的价值观发泄在别人身上，会令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规训”能够“帮助到”别人，让别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或是认为有些人做到了，有些人没做到，因此没做到的人应该受到惩罚，这样对于努力做到的人才是公平的。

少数群体标签作为庇护所的双面刃

Circle：在少数群体（疾病、性少数、地域）这样的身份标签被建构起来之前，这些身份是不被意识到的，而“霸凌”往往被视作是一种披着“教育”以及“社会规训”外衣的过程。但是到职场上，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发生改变，并且套上生产与自由主义的外衣。

但是如果这个人被归因为“抑郁症”、“多动症”、“精神发育迟滞”可能得到一定的庇护，因为会被认为“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是惩罚无法产生效果的区域。有时候这样的归因在维持秩序上是有用的，借由建立秩序以及惩罚，更多人将秩序内化，并且为了遵从秩序而用尽全力。但是这样的标签即使可能给人一定的庇护，却也是一个双面刃，可以直接产生另一种效果，即“排除这个异类”。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似乎有一个流程，在一个群体中，当一个人被视为同类的时候，ta和群体的不一致会被视作是自身道德的脆弱而得到惩罚，而被视为异类的时候，ta的不一致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此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中，由于义务教育需要纳入每一个人，因此这种规律会被强化。

所以在许多集体的环境中，少数群体的身份标签可能一开始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建立起这个身份是迫于自我保护。

白：建立标签这个方法我觉得相当西方，正因为西方以前的文化把边缘群体压制得太狠了，所以边缘群体才会确立标签，抱团起来。后来其它文化也学了西方的这种立标签抱团的方式。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之后也习得了这套惩罚的机制去维护社会秩序。在教育、法律或是精神疾病方方面面，基本都是从西方搬过来。

白：精神障碍群体可能会遇到四周的人觉得ta们是同类，就会觉得精神障碍者没有达到自己的成就，就是不努力、找借口。我有一位故人就是这样，他觉得我比他聪明，所以我不成功只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认为精神障碍这样的边缘群体是有他们那样的功能的，只是没有好好完成功能。

延伸阅读：Cisnormativity：作为少数群体会遇到什么压力

“严厉的规训”

生物本能的不舒服

Circle：我试着找找，是否有某些生物的本能会令人去讨厌别人，这个视角很危险，要是想多了，容易令人觉得“是否自己一出生就会注定带给别人不适”，所以我试着从一些书籍上寻找答案：

《精神分裂症社交技能训练》：

善于社交的人很容易被理解，他们使用的词汇和句子结构对他们的听众来说是合理的。相反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说话很难被跟上，部分原因是他们以一种奇怪或令人困惑的方式使用语言。

一个人说话和表现自己的方式可能和他们所说的内容一样重要。副语言是指说话时声音的特征，包括音量、节奏、语调和音高。语速太快很难听懂；非常柔和的讲话可能很难听到；非常缓慢、非常大声或是一成不变的音调（只有一个音调）听起来令人不太愉快。高音也可能令人讨厌，尤其是音量增大时。语言障碍（如口吃）和长时间的停顿也可能是听者感到困难或不愉快。这些语音和言语特征对于解释意义以及听者的兴趣和享受都很重要。例如，节奏、音量和语调在交流情感是尤其重要。单调的音调、缓慢的节奏和较低的音量常常反映出无聊、沮丧或疲劳，但它们也可能暗示一种浪漫的意图。

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以单调的音质和缓慢的语速为特征，这对听者来说是不愉快的，也很难理解。

非语言行为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面部表情可能是情绪状态的主要暗示：微小、皱眉、做鬼脸、怒视，以及其它表情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情绪和感受相关联。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是目光回避者，他们在社交场合不自在，而且似乎对保持眼神交流特别敏感，有妄想症的患者可能表现出不眨眼的凝视，让听者感到不舒服，甚至害怕。

姿势可能表示情感、兴趣和权威。放松的姿势表示舒适，而肌肉紧张则表示兴奋或紧张。同样，说话或前倾与兴趣与注意力有关，而身体后倾可能反应出恐惧或厌恶。后者的姿势是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令人感到不舒服。

空间关系是一个与行为范畴相关的概念，指人与人之间在互动过程中的距离。在交谈中，两个人之间保持舒适和适当的距离，有一些相当明确但是不成文的文化规则。尽管在拥挤的车厢或电梯可以接受距离缩短，但是陌生人或是泛泛之交之间的距离还是会比朋友之间要遥远。男性患者在办公室或病房内靠近女性工作人员的距离等同于电梯里的距离，会被人视为具有威胁性并表现出不当行为；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感到不舒服，并保持者不适当的巨大的人际距离。一些偏执的患者可能会受到足够的威胁，当他们的私人空间被侵犯时，他们会采取行动。

这段“神经典型者neuro typical”的沟通规范看起来觉得人际社会相当恐怖，“他人即地狱”，好像自然而然地去“活着”，没有掌握NT的社交技巧，都会莫名地引起别人不适。“专家”说出这些似乎令人感到不安又舒畅，仿佛找到了原因，找到原因了似乎能够“改正”。然而除了改正之外，我认为这些是一种“文化”，也可以借着后天的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舒适圈，大家在这个方面较为契合，也不见得需要改头换面。

施虐狂

袁：这个观点令我想起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之中花了大半本书描写的“施虐狂”，施虐狂并不只是住在古堡里的萨德或是躲在哪个暗处的变态，而是无数受到自己内心超我压迫而看不惯别人不受压迫，因此将自己认可的标准与压力主动施加在那些“看似不被这种标准所困扰”的人身上的鄙视链传递者，施虐狂就在我们身边。自己感觉到不舒适，就不能让别人感觉到舒适，不一定意识到“施虐”的快乐，施虐狂的世界中施虐是必然的。

白：每个人心里好像有种契约，每个人的契约是不同的，例如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要怎么对待我，这个契约是自己单方面定的，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个东西。男权主义者为什么觉得女权主义者是反社会的人，因为他们从小被规训为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像有一个契约一样，你们没有做到就是违反了社会的契约，他们去抨击的时候感到自己是很正义的，在维护社会契约。

这篇文章由Circle、精神康复白亦初与清清一同对话成文。

白亦初：神经多样性人士，抑郁症亲历者。

清清：精神医学，心理爱好者。危机干预者。

Circle：本科复旦大学临床医学，辅修宗教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博士期间研究抗抑郁药治疗抑郁症，毕业之后则更着重于心理咨询与人格障碍作为各种精神症状的基础，报了数不清的心理咨询培训班，在康复的视角看待精神疾病的跨学科治疗。non-binary，不NT，从初中开始就是心理学民科，2012年开始正式参与到心理咨询课程。对一切抱有好奇，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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