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红军改编八路军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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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官兵群像。

八路军，为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抗战以后的中国及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词。

不过，由于课本历史的局限，以及横店抗战神剧的误导，人们虽然知道八路军一词，却对历史上的真实的八路军，确实少有了解。

显然，艺术和想象化的八路军与历史上真实的八路军，其实真不是一回事情。

8月25日，是八路军建成八十四年的纪念日，这里，我们就谈一下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往事。

全文11000字。阅读大约耗时30分钟。

精工写作，恳友支持，遥问秋安。

———写作辛苦，望友阅读，随手点点———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相继引燃锦州事变、一·二八淞沪事件、锦州事变、山海关事变及热河事变，中日关系直线跳水，全面恶化。

外敌压境，抗日救亡渐成当时文化主流和各界、各党派、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然而，虽然外势危机，国共内战依旧继续。

内战极大地消耗了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

1935年，绥察抗战爆发和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华北局势加剧恶化。

1935年8月1日，中共及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与此同时，从1934年秋、冬，红军长征期间开始，南京政府方面即委托cc系大佬曾养甫、周总在天津觉悟社旧交谌小岑等人主持，以他们的私人身份，低调寻求与红军顶层谈判。

当时，曾、谌等人最早通过派遣翦伯赞秘密联络中共上海市委，以及联络会晤北平中共临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丹、联络中共秘密和谈联系员张子华等人，秘密寻求国共第二次联合的可能。

不过，这期间的秘密联络、会晤，却因为没有对接长征途中及远驻莫斯科的中共高层，最终，除却张子华、董健吾为密使进入陕北，为才结束长征的红军牵线搭桥国共和谈之外，国共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

国共尚未达成会晤，华北危机依旧日益加剧。

中日必有一战，已为南京军政顶层共识，由此，南京方面秘密将“武装抗日”列为国家首重战略，全力加速对苏外交，以寻求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可以得到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支持。

在中国对苏联主动展开的外交过程中，为促成国共和谈，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淮南，奉命秘密出使苏联，达成借助苏联斡旋，实现与中共高层的秘密会晤。

然而，陈立夫、张冲访苏一波三折，无法进入苏联国境，以致工作并无进展。

1935年12月，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远东战略挤压下，中苏关系回暖。在苏联外交斡旋之下，国共两党都表达了派出中央委员进行高层会晤的意愿。

1936年5月，在张冲亲往香港的迎接下，驻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顺利回国。

8月，潘汉年进入陕北保安，上报了国共秘密谈判事项，得到红军顶层人物的同意。

就此，红军致电南京，回应同意国共和谈，同时，红军也确定了由周总亲自主导的逼蒋抗日的战略，以及与陈立夫等国党顶层人物的谈判。

于是，在周总亲自主导、谋划下，潘汉年作为前台人物，开始了与陈立夫等国党顶层人物的谈判。

———写作辛苦，望友阅读，随手点点———

当时，南京方面占据国共内战绝对优势，财大气粗，因而居高临下抛出的谈判基本条款大致有四:

一、取消陕北及各地苏维埃政府；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中共可以存在，也可以全部加入国民党；

四、改编后的红军将全部开赴绥察及华北前线地区驻防，备战抗日。 

显然，南京谈判条款无法得到红军承认，双方秘密会晤陷入僵局。

抗战前夜，装备精良的红军精锐部队。

当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实质上已经对苏联远东造成极大压力，苏联正面临着来自德国、日本的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因而，苏联在1935年夏秋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即专门提出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主张。

因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电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苏联政府支持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提供可能的方便条件。

……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

就此，国共秘密会晤、谈判除却在国内举行，时任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也在莫斯科主动上门，找到中共代表，开始进行谈判。

然而，因为谈判双方之间，南京与莫斯科之间都是彼此缺乏信任，红军与国军军事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因而，南京方面坚持和谈条件，国共秘密谈判进展极不顺利。

1936年11月10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国共高级代表的第一次秘密谈判。

陈立夫当时即向潘汉年提出了“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等等主张。

11月21日，张闻天与毛联名电报明确答复：

“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

双方各执一词，互相均不退让，国共谈判趋于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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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红军方面致电张学良，通报了国共秘密谈判情况，尤其说明国共谈判在陷入僵局后，陈立夫三次找到潘汉年重启谈判的事情，对东北军联合抗战触动极大。

这时，相距西安事变不过一、二日间。

最终，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关系则进入和谈轨道，得到全面舒缓。

西安事变期间，因为正值国共秘密谈判进行期间，陈立夫、张冲等人与潘汉年保持着直接联系，使得双方能够在事变爆发后及时互通情报，并且将西安事变情报上报给第三国际和莫斯科。

西安事变能够得到莫斯科高度重视和外交谴责，以及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陈立夫立功极大。

蒋介石深感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对苏、对共谈判之决策、方式、进展之深思熟虑和颇有成效，因而将国共谈判事项一体交由陈立夫、陈果夫等人负责。

陈立夫与cc系大佬曾养甫

同时，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南京方面全面停止对红军作战，周总也来到了国共谈判桌上，由潘汉年、叶剑英等人协助，亲自负责对国党谈判。

国共高层谈判正式启动。

1937年2月-3月期间，国共双方高级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等人在西安开始第一轮谈判。

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即为红军在军令政令全面听从南京，提出了以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谈判基调。

针对南京方面的五项要求即为：

其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其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

其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其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准备工作；

其五、改善人民生活。

红军方面的四项保证即为：

其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武装暴动的方针；

其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

其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其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纲领。

这次谈判，双方主要就红军整编进行磋商，其中，陈立夫委托张冲提出，南京方面将向红军改编为国军之后派驻政训干部，同时，非陕甘宁地区的各地红军改编为地方保安团，均属各地军、政序列。

抗战前夜，正在训练的红军部队。

同时，周恩来也提出了红军整编方案：

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4个军12个师，并组成路军，设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4个军之军长。

完成整编的红军军饷按国民党中央军待遇。成立民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会应给中共代表名额参加，中共对红军的领导权。 

才上桌面，双方意见左右分歧，显然无法续谈。

为此，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这次会议，国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议案名字难听，实则在内容上，国党接受周总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的同时，明确红军改编应限于3师9团建制。依旧希望通过压制红军建制，以削减中共实力。

此后，谈判围绕红军改编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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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总针对国党提案再提改编方案。

他提出红军改编为7万人的路军，编制4个师，每师3旅6团，余下部队编为路军直属队，但是，依然坚持拒绝南京方面派驻政训干部。

双方分歧依旧很大。

这一期间，随着中日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国民政府逐渐加大往华北、察绥地区调派军队，国共双方高层均感日本侵略压力。

3月1日，陕北致电周总，红军再作让步，定下5万人编制。原红军第4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则划作陕甘宁保安队，不纳入正规军序列。

同时，顾祝同、张冲等也对应性提出红军整编为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的提案。

双方在红军改编人数问题趋近，沉闷的国共谈判终于有了破局的希望。

3月4日，双方磋商达成协议：

红军精锐编为4个师计4万余人，设某路军总指挥部。

原军委直属队改编为路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同时，红军一部改编为2个徒手工兵师计2万余人，担负整修西北国际公路及陕甘宁地区道路，修路任务。

按照双方谈判约定，原有红军随军学校办完本期即自动撤销。

然而，这一计划还是没有得到蒋介石及南京的批准。

周恩来（左）与张冲。他们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者。

抗战前夜的红军炮兵部队。

抗战前夜的红军炮兵部队。

此后，南京再提3师9团方案，经周总争取，双方基本达成了将红军编为3师6个旅12个团，约4万人的方案。

这一方案得到国共顶层人物的基本认同。

1937年3月8日，抗战爆发前夜，国共谈判高级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和张冲、顾祝同、贺衷寒等人谈判，周恩来就国共两党在国家中的地位、边区政府及红军改编等问题，拟定了“三八协议”。

此后，围绕“三八协议”的具体确定、实施、操作，国共代表观点再现分歧，双方唇枪舌剑激烈，谈判再陷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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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22日，蒋介石亲自邀请周总面晤、会谈。

这次会谈，周总重提“三八协议”，慷慨陈词间既表达中共为国家、民族而战，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决不接受相关投降收编之诬蔑。同时，周总也提出国共合作之前提，实为基于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纲领。 

周总的陈述和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同。

最终，蒋介石不仅肯定了中共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还同意了周总关于保证陕甘宁边区完整，红军整编为3个师4万余人的相对完整的路军序列，国党方面决不插手红军部队事务，解决改编部队给养问题等提案。

会谈结束，蒋介石专门向周总递交直接联系的密码，同时，也向周总提出，要红军方面提出一个国共可以合作永久合作的方案。

就此，亲痛仇快，兄弟相残的第一次国共内战终于降下帷幕。

5月，红军整编工作提上日程。

彼时，顾祝同、张冲等人急欲在5月完成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因此急切要求红军发表宣言，着手开始整编。相对，周总则对南京方面提出红军整编的前提条件，即国共发表合作抗共同纲领；南京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改编路军总司令及3个师的师长等高级将领任职名单。

然而，好事多磨，就在红军整编之前，南京方面再次附加条件，提出红军完成整编，毛、朱等领袖及各地苏区武装首领，均应通电下野，由国民政府出资出国考察。

谈判再陷死局。

数次会谈无果，国共关系跌近冰点。

6月18日，周总在与蒋介石会晤以后，再返延安，同中共领袖们再商对策。

6月25日，迫于华北抗战大局，西北红军急需给养，第三国际频繁建议等等压力，为打破谈判僵局，团结御侮，北上抗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修正、提出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新提案。

这一提案做了大幅退让，尤其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明确将蒋介石推向国共合作的主体，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着最后决定权。同时，中共将不迟于在7月中旬，先期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

抗战中期，正在集结的八路军部队。

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新提案更是做了很大让步：

南京方面同意设立新的路军总部，红军即以其名义誓师改编。如南京方面不同意设立新的路军总部，红军则以国军名义，自行誓师改编。

红军按照南京方面要求改编3个师4.5万人，总部编3000人，地方部队编1万人，全军5.8万人。

同时，中共在红军改编后，朱、毛的去留问题上也有了预留空间。

当日，在通电国共两党谈判的新提案同时，中革军委主席团依据新提案，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司令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明确责成他们在7月15日前，拟出红军主力改编为3个师的方案，并同周总共同商具实施。

新的方案提出，国共谈判僵局随之松动。

6月26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再赴庐山，继续谈判。

6月29日，谈判得出结论。

红军整编不设路军，仅在3师以上设置政训处。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政训处主任，以政训处的名义指挥改编各部。

显然，这已经是红军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当时，如是南京方面拒绝朱德出任政训处主任，红军即准备按原定方案，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为国军。

——真要如此，国共谈判名存实亡，国共既有再次爆发内战的危机，同时真要是抗战爆发，失去南京认同的红军改编的新的国军，也难以与国军实现联合抗日的战略诉求。

7月4日，周总、博古、林伯渠等携带改编新方案，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准备前往庐山，与蒋介石、陈诚、顾祝同、张冲等人进行最后的谈判。

然而，就在周总一行面临国党各种刁难，红军给养匮缺的现实而心情沉重地前往庐山的途中，七七事变爆发了。

沙飞拍摄的八路军机枪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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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朱、彭及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等红军将领并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华北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得红军有了走出国共谈判僵局，主动完成整编、北上抗日的可能。

于是，7月14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红军主力以军为单位，于10日期限，先期改编为国军编制，准备北上华北。于是，命令到后，红军前敌最高将领彭德怀、任弼时即在陕西三原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讨红军改编及开赴抗日前线等若干细节和问题。

这天，在西安的叶剑英奉命向顾祝同提出转告蒋介石，红军愿意在南京指挥下北上驻防平绥线，预备抗战。

也在这一天，周、博、林等人到了庐山，开始了蒋介石亲自主持下的国共第四次谈判。

然而，因为当时华北局势尚未明朗，中日双方打打谈谈，蒋介石对七七事变是否激化为中日全面战争的预判不甚明了，因而神游天外，坐在会场却对周总提出的方案兴趣不告，不置可否。

这次会谈，蒋介石坚持着红军改编不设统一指挥机关，改编3个师的作战指挥、管理教育划属西安行营，各师参谋长由南京委派，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

7月17日，日军急于现地谈判，速战速谈，解决卢沟桥事变。于是，宋哲元坐拥平津，不舍南京军队和其他部队进入辖区，因而回避南京对日外交，擅专与华北日军进行秘密谈判……

一时之间，中日之间战和不定，华北局势诡谲莫测。

为此，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表达中国军民“唯有牺牲到底”的抗战决心，警告日本不要妄开战端。

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亲临关家垴激战前线指挥作战。

在这天的国共谈判里，为尽快促成红军完成整编而北上抗日，周、博、林等人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决意为大局计，拟定了关于“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之政治部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的12条整编意见。

然而，这次让步之大，却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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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等人否定了周总等人提出的政治部以朱德为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的提案，要求政治部正副主任职务应该由周恩来或林伯渠担任。

对此，周总据理力争，却力争无效。

也就在国共谈判再陷僵局之时，7月20日，随着日军再度向华北及平津地区调兵，华北大地，战云密布……

就此，中共中央分析平津局势，紧急致电周、博、林：

“全国抗战有实现之可能，若蒋不让步，我们将不再与之会谈。”

显然，红军北上抗战之心切切，对国党拖延和谈，已经有了独立北上抗战的意图。

7月27日，果然一如预料，日军参谋部经裕仁天皇御批，正式下令日军华北驻屯军向国军第29军发动攻击，同时，再从本土、朝鲜、东北增调5个师团约20万人，速战解决华北及绥察问题。

局势已然明朗，大战在所难免。

这时，蒋介石既要准备调动汤恩伯等绥察国军主力投入华北参战，更要组织南京军精锐及各地国军预备发起淞沪会战。在全面抗战大势之下，蒋介石当然也就在红军改编问题，开始有所松动。

7月27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奉命转告周总等人，表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红军主力在10日内，按国军编制改编成3个师，以便南京方面发表3个师的番号及各师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

同时，蒋鼎文建议以康泽为红军新编的国军的政治部副主任。

国共战争期间，康泽本为红军头号大敌，因而蒋鼎文提出以康泽出任红军改编部队的政治部副主任，当即激起红军方面的极大抗议和反对。

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明确红军改编意见：

红军主力改编后的统帅机关，必须是总指挥部或军部，将红军的所有独立军、师部队，一律编入这3个师中，以备出动抗日和保卫边区后方。

7月28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大兵团进攻平津地区。

这天，周恩来等返回延安，与张闻天、毛、朱等商议以后，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三原进行改编，然后誓师北上、东进抗战。

这时，鉴于中日局势快速发展，他们决定参考6月25日新方案，将红军主力编为3个师4.5万人，另设总指挥部及政治部，并拟定总指挥部和各师部队长名单。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改编以后，不管南京政府承认与否，红军新编的国军都将接受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全权指挥。

某个角度去看，七七事变事实上终止了国党设定轨道内的国共和谈。

抗战早期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是第二次国共和谈的主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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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得悉红军将在三原进行改编报告，蒋介石鉴于华北兵力薄弱，因而决意放宽红军改变条件，急电周总，要求红军完成改编，即刻往绥德、榆林、延安集结，以备东渡黄河抗战。

8月4日，按照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根据命令，八路军得授3个步兵师，每师2旅，每旅2团的番号。

即第115师之第343旅第685、第686团，第344旅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之第358旅第715、第716团，第359旅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之第385旅第769、第770团，第386旅第771、第772团。

在这次命令发布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按照中共提出名单，仅发布了八路军及各师作战序列，各师、旅、团长及政训处主任，但是，对八路军最高统帅正、副总指挥的任命，以及各师参谋长等任命，均没有公布。

可见，蒋介石等人尚对红军在完成改编之后的指挥权有着相当的想法。

8月7日，红军主力往陕西三原、富平、泾阳等地集结。在彭德怀与任弼时的指挥下，开始进行改编。

当时，红军分别以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为主，分别对应改编为第115、第120、第129师。不过，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不公布第八路军最高统帅和政治部副主任、各师参谋长的名单，使得红军改编在人事布局上显得相当被动。

8月10日，周总、朱德、叶剑英等人受邀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共合作已然公开。

8月12日，朱、周、叶等人与国党代表康泽、邵力子、张冲等人继续就八路军改编进行谈判，并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政治部副主任，各师参谋长等人选展开了激烈讨论。

这天，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协议。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次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决心发动全国抗战，就此，中日战争也就从华北地区性的卢沟桥事变，迅疾升级为中日全面战争。

淞沪战场吃紧，为使红军能急早出师抗战，牵制日军，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独立的指挥部，南京承诺不向八路军派遣各级、各类职务及副职人员。

同时，鉴于八路军作战风格、装备等特殊情况，国民政府同意八路军在总的抗战战略下，可以独立自主展开作战，以及主要作为华北战略支队，负责侧面作战，协助友军，战略扰乱与钳制敌人、消灭敌人一部等等作战任务。

东征山西的八路军第115师主要将领，最前林彪、其次聂荣臻。

大敌当前，红军改编八路军的相关指挥部、最高统帅、各师参谋长等等问题即刻破冰。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发布命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南京方面愿与中共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这个宣言和讲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至此，随着红军完成八路军改编，以及国共达成第二次全面合作，由中共倡导并在精神层面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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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至25日，在张闻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制订了八路军总的抗战战略、方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向全党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同时，在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中革军委发布了改编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这即是共运史上极为出名的洛川会议。

8月25日，洛川会议闭幕当天，中革军委主席毛和副主席朱、周签署命令，向全军颁布了《改编令》，宣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

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八路军全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和后方留守处。

——说来，八路军这个番号，来源于早期撤销的粤军陈济棠部第八路军番号。其余第115、第120、第129师番号，则是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整编东北军而取消的番号。

当时，驻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有第一方面军下辖第1、第15军团；第二方面军下辖第2、第6军团和第32军；第四方面军下辖第4、第31军、第27、第28、第29、第30军，以及独立第1、第2师和第74师，抗日军政大学等，全军共7.4万余人，4万余枝枪。

正在集结中的八路军部队。

就此，由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和第74师编成八路军第115师。

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下辖第343、第344旅等部。

其中，第343旅由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2、第4师改编，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

该旅下辖2个团：第685团，由第2师改编，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第686团，由第4师改编，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全旅6500人。

第344旅由第一方面军第15军团第73、第75、第78师改编，旅长徐海东，参谋长陈漫远。

该旅下辖2个团：第687团，由第73师和第78师一部改编，团长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第688团，由第75师和第78师一另部改编，团长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全旅5000余人。

此外，作为八路军头号主力师，第115师还有多支直辖部队。即由第1军团第1师改编的独立团，团长杨成武，以及教导队、骑兵营、炮兵营、特务营和辎重营，全师共1.55万人。

八路军第120师，则主要由第二方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和赤水警卫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直属队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358、第359旅等部。

其中，第358旅由第二方面军第2军团第4、第6师和第28军改编，旅长卢冬生（未到职，后为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

该旅下辖2个团，即第715团，由第4师改编，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第716团，由第6师和第28军改编，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全旅共5000余人。

第359旅则由第二方面军第6军团、第32军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一部改编，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

该旅下辖2个团，即第717团，由第6军团改编，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第718团，由第32军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一部改编，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全旅共5000余人。

第120师的直辖部队，包括有教导团，团长彭绍辉；以及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全师共1.4万人。 

八路军第129师则由第四方面军第29、第30军和独立第1至第4团及第15军团骑兵团等部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参谋处处长李达，下辖第385、第386旅等部。

历史照片里的八路军战士。

其中，第385旅由第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2师改编，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苏精诚。

该旅下辖2个团，即第769团，由第10师改编，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由第12师改编，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全旅共5000余人。

第386旅则由第四方面军第31军第91、第93师改编，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

该旅下辖2个团：第771团，由第91师改编，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由第93师改编，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全旅共5700余人。

第129师直辖部队包括教导团及特务营、工兵营、骑兵营、炮兵营和辎重营等，全师共1.3万余人。 

此外，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队约3000人。

至此，红军完成八路军改编，全军官兵约4.6万人，装备各种枪械4万余枝。 

鉴于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性，也就在八路军编成的同日，中革军委即下令从3个主力师各抽调一部，组成陕甘宁卫戍部队，以保卫陕甘宁和中共中央安全。

抽调部队大约包括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第120师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留守部队大约9000余人。

这些部队编成隶属军委直辖，由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留守陕甘宁边区。此后，留守部队再行改编，除保留第385旅部及第770团原建制外，其余部队被编为8个警备团。

同时，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还分设延长、延川地区的河防司令部。司令员何长工。以及神木、府谷地区的河防司令部。司令员王兆相。执行对山西及绥远战区的警戒。

至此，红军改编八路军全部完成。

此后，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1937年9月11日，鉴于第一期抗战实战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顺应抗战而事实军改，将原来的路军改为集团军。就此，第八路军改编为第18集团军。

——可见，八路军编成到撤销番号编为第18集团军，期间不到1个月。

不过，出于历史原因，现在的人们还是习惯称呼当年的第18集团军为八路军。

一九四O年十月，朱德总司令参加了在延安王家坪召开的军工生产会议。自左至右：李涛、叶剑英、朱德、 叶季壮、李强。

10月，中革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委和原有政工制度，因而将八路军各级政训处改称为政治部。

当时，八路军出师东征、北上抗战前后，八路军还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

作为诸多路军、集团军之一，第八路军或者第18集团军如此阵容整齐，布局大气，实为抗日战场之绝无仅有。

1937年8月25日，午后，八路军完成编成，朱德、彭德怀即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

德等愿竭至诚，拥护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就此，八路军犹如滚滚铁流，直向着华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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