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牺牲：军统特工麻克敌北平刺杀天皇特使始末

很多抗战志士，我们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样子。但是，我们活在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里。

前记：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来自读者朋友为抗战殉国者的留言。

事件发生，日本朝野为之哗然，华北日军既感震惊，更觉耻辱。

于是，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多田峻中将严令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及特务机关限期破案。

当时，日军在平、津的特务机关调集人手进入北平，对北平全城实施戒严，在每个城门、每条路口设置关卡，检查进出人等身份。

同时，日伪特务、宪兵还在北平划分区域，反复拉网搜查。

然而，直到了12月15日，日军缺乏线索，案情毫无进展。

于是，日军开始在汉奸报纸《武德报》刊载启事，以“悬赏大洋五万元，捉拿制杀者”，征求破案线索。

悬赏多日，不仅北平居民没有提供线索，案发地附近的远东宣教会里的美国人也是关门闭户，婉言回避日军特务进入调查。

日军能够掌握的线索，依然仅有之前的伪警佟承启、刘发壁等人不得要领的目击证言。

“……凶犯应为30余岁，身高5尺5寸左右，脸色青白，面平，穿黑色布袍及马褂。

当时手推无牌新脚踏车一辆，自行车系黑漆之新车……”

案情迷茫，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雨官巽、日军参谋及平津地区特务机关茂川公馆长官茂川秀和等人推测刺杀事件必为军统特工行动。

因此，日军决意请出茂川公馆顾问，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汉奸裴级三出来协助破案。

裴级三为奉军头脑吴俊升马弁起家，在中原大战之后，戴笠到北平筹备特务处机构，他即因吴俊升之子吴泰勋举荐投靠戴笠，参加了特务处北平机构。

抗战爆发，特务处改编为军统局，裴级三擅长射击、行动，多次组织袭击日伪目标，因而升任天津站少将站长。

此后，裴级三随王天木变节，成为铁杆汉奸。

裴级三与戴笠、马汉三、薄有錂、刘文修等军统大佬都很熟悉，尤其与刘文修颇有私交，非常熟知平津等地军统局潜伏人员活动、行动规律。

之前，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倪中立少将刚刚抵达天津即遭被捕、枪杀，军统局北平站书记曾澈少将在完成转移、隐蔽之后，却被日本宪兵尾随逮捕，直至饱受酷刑，最终殉国，裴级三均是幕后黑手。

抗战时期，在北平广安门的一处日军哨卡。

因而，裴级三在查看了茂川秀和提供的案件资料，凭其特务嗅觉，当即认定刺杀事件为军统特工所为，并且引导日军将目标对准了军统局北平站长刘文修。

一张无形的网，正向刘文修张开……

然而，此时，因为受制日军全城戒严、封锁，当时困在北平城内无论刘文修、马汉三，及新上任的华北区区长薄有錂等人，还是包括麻克敌、邱国丰在内的其他北平站特工，都是对日军侦破进度全不了解。

他们在或者被迫封禁、隐蔽在各自住处不得动弹，或者不得不随时往来转移以躲避危险的被动态势下，彼此联络也处于半瘫痪状态，消息极不灵通。

当时，在麻克敌、邱国丰行刺得手之后，为激励士气，军统局决定对他们予以重奖。

受北平戒严限制，军统特工几乎只能蛰伏，戴笠亲令嘉奖及奖金自然难以直接传递麻克敌、邱国丰手中。

刘文修本来性格急躁，又因北平站立功而感到兴奋，因而心急之下，便通知北平站通讯员任国伦联络多位北平站特工，多渠道尽快向麻克敌、邱国丰转达军统局嘉奖令，及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北平的命令。

如此操作，使得本该为军统局高度保密的麻克敌、邱国丰还在北平的消息，传给其他更多的军统内部人员知晓。

当时，因为王天木、裴级三这两位军统少将级的高级特工变节出卖，北平站损失惨重。之后，北平站仓促重建，所招人员鱼龙混杂。里面既有麻克敌、邱国丰这般的铁血抗日志士，自然也有不少投机之徒。

据有关当事人的后辈亲友谈论，泛泛说起他们眼红麻克敌、邱国丰将得到的丰厚的嘉奖，私下议论口风不严，也为麻克敌、邱国丰后来被捕、遇难，埋下了难以言述的伏笔。

总之，在北平戒严态势下，已经处在半失联状态的麻克敌、邱国丰每日只得被动潜伏住所，如无组织接应，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离开北平。

——后来，一些人写回忆录，以及一些人根据这些人写的回忆录去分析麻克敌遇难，多指责麻克敌遇难实为他不及时撤离北平所致。

显然，这是典型文人风格的以讹传讹的空谈。

这是闲话，言归正传。

总之，刘文修急欲联系麻克敌、邱国丰，出现了第一个失误。

既然有了第一个错误，自然就会出现第二个错误。

就在日军暗中发力重点搜捕刘文修的同时，潜伏秘密住所的麻克敌、邱国丰在百无聊赖之下，收到了通讯员任国伦辗转传来的口头嘉奖。

受嘉奖激励，麻克敌、邱国丰士气高涨，决定夜袭北平大汉奸汪时璟，为国除奸，再立新功。

汪时璟，为汪伪政府及伪华北政府的经济大汉奸。

早在1938年初，戴笠发给时任军统局天津站长陈恭澍的“制裁令”里面开列有需要铲除的华北大汉奸。名单上除却排名第一的大汉奸王克敏，经济大汉奸汪时璟也是赫然在列。

为此，军统特工数次向日军保护严密的王克敏、汪时璟等人下手，牺牲惨重却均未成功。

华北军政大汉奸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为齐燮元、汤尔和、王克敏、汪时璟、朱琛。

抗战时期的汉奸组织北平东郊自卫团。

麻克敌和邱国丰本为铁血抗日的义士，都有颇具前秦死士古风。他们既对日军满城戒严、八方围捕毫无惧色，更是不甘每日躲在住所，被动潜伏。

于是，他们决意主动出击，刺杀被军统列入制裁名单的时任汪伪汉奸“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打击华北汉奸气焰，并造大案，混淆日军破案。

然而，军统局北平站当时几乎全部蛰伏，麻克敌、邱国丰无法联系、报告马汉三、薄有錂、刘文修等人，自然失去了有组织的情报、行动、物资等等支援。

麻克敌、邱国丰无法探知汪时璟行动规律，只得主动找上门去实施刺杀。

然而，日军特务机关和伪警方面本来就对华北大汉奸们有着完备的保卫措施，再加上受刺杀日本天皇特使案件影响，汪时璟府邸当时更是警备森严。于是，等到麻克敌、邱国丰在夜色中潜入汪时璟府邸外院，在准备越墙进入内院之时，即被汪时璟的警卫队发现。

旋即，双方发生枪战。

眼见行动失利，麻克敌、邱国丰只得翻墙逃跑。

邱国丰撤退在先，在翻出院墙之后，一面开枪迎战护院警卫，一面高呼麻克敌撤退。

情急之时，邱国丰跳出外墙，接连数声高呼“老麻”，遂被护院警卫们听得真切。

是夜，麻克敌、邱国丰二人在伤、毙数名护院警卫之后，全身而退。

次日，日军方面检测汪时璟府邸现场遗留的弹壳、弹头，得出了行刺汪时璟案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案件为同人所为的结论。

——显然，麻克敌、邱国丰二人刺杀汪时璟，实为第二个错误。

日军就此判定了其全城戒严奏效，军统特工未及撤退。继而，日军将行刺汪时璟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等两案进行并案侦察。

就此，日军决定故技重施，再度实施戒严，关闭城门，封锁街道，开始了荒唐的满城抓麻子破案。

原来，日军在汪时璟府邸现场调查之时，根据护院警卫提供的“老麻”的线索，认定了作案者是一个麻子。

日军做事极为认真。他们既然认定了抓麻子，便将整个北平进行网格化划分，逐片拉网，进行清查。当时，日军结合麻子特征，在脸上有麻子、伤痕的民众进行原籍、出身、年龄、职业等等信息甄别。

最终，日军将查清情况填成证件，然后，脸上有麻子、伤痕的民众这才可以持证上街。

当年，人们私下取笑日军，称此证为“麻子证”。

麻克敌虽然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日军如此破案，当然全无效果。

抗战期间的汉奸金融机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眼看日军北平特务机关破案限期已到，案情依旧走向山重水复的尽头……

然而，就在这时，被北平伪警局逮捕的一位持枪拦街抢劫，打死打伤多位苦主、警察的名叫马元凯的江洋大盗，却为日军破案带来转机。

当时，马元凯自知重刑加身，没有活路。

于是，为逞强江湖好汉，再吃饱喝足而轰轰烈烈走上刑场，马元凯便主动承认了自己就是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枪手。

同样面临极大压力的北平伪警局明知有假，却暗自高兴。

于是，双方便各取所需，配合伪造了一份极为逼真的口供。

随后，北平伪警局将马元凯口供一式两份，一份送交日军，一份送交了北平的报纸。

顷刻，案情便在北平伪警局睁眼闭眼之间水落石出。

如日军雨官巽、茂川秀和这样的高级特务既认定了是军统作案，又有马元凯用枪检测，当然不会被马元凯的口供误导。不过，马元凯口供却使北平各家汉奸报纸信以为真。

当时，各家报纸纷纷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 为题发表新闻，声称天皇特使遇刺案件已经水落石出。

这类新闻漫天飞舞，对蛰伏隐居中的马汉三、薄有錂、刘文修等人，确实产生极大的误导。

作为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既误判形势也急欲恢复全站运作，便终止了蛰伏，开始频繁外出。

然而，刘文修并不知道，就在这时，日军平津地区特务机关茂川公馆在汉奸裴级三的引导下，人手一张由裴级三提供的刘文修的照片，特征说明，正在满街围捕。

刘文修盲目为报纸误导，擅自终止蛰伏出门，实为不可挽回的最为致命的第三个错误。

果然，在刘文修外出乘坐电车预备下车之时，即被裴级三和两名日本宪兵便衣迎头堵住。

裴级三等人一拥而上将刘文修逮捕，之后即为他蒙上头罩，秘密押送至位于北京什锦花园胡同的茂川公馆。

当天，在日本特务头脑雨官巽、茂川秀和等人刑讯和裴级三出面诱降之下，刘文修投敌变节，向日军招供了北平军统组织情况及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经过。

就此，麻克敌和邱国丰为叛徒出卖，浮出水面。

抗战时期，军统潜伏纪律极严，因而，刘文修作为北平站长主持北平军统工作，除却身边通讯员之外，却不具体知道其他潜伏北平的军统特工住址和公开身份。

与我们在影视剧看到的军统局或保密局的剧情不同。军统局、保密局分布各大、中心城市所设的甲、乙种站，只是内部组织称呼。这些机构均无固定机构。

抗战时期北平街景。

通常，地方各站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仅设有站长、书记、会计各一人，电台报务二人，情报组、行动组各设一二个组，每组大约数人到十余人不等。

这些人在军统局的职责、身份，仅限于组织内部在花名册上知道。

他们具体潜伏地方，均各有其化名、公开身份、工作单位。而这些保密情况，即便刘文修身为站长，同样毫不知情。

于是，刘文修死心投降，遂向日军招供了北平站的通讯员任国伦的地址。

任国伦既是麻克敌的最后联系人，也是麻克敌在湖南黔阳特警复训班的同学。

更为要命的是，作为军统局北平站的站长的通讯员，任国伦脑子里记忆有所有北平站特工的性命、身份、地址。

任国伦相当于军统局在北平的活地图。

如今，任国伦一经顶头上司刘文修诱降，当即投敌，成为日军的活地图。就此，军统局华北区、北平站等组织也就难逃日军的致命围捕。

1940年12月21日，日军逮捕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薄有錂少将。

在北平人脉极广，消息灵通的马汉三闻讯有变，在叔父、前妻及两岁幼女被捕后，单身奔走绥远，最终辗转由天津、香港逃回重庆，得以保全。

此后，马汉三的两岁幼女却为此病死日军监狱。

当时，北平站第二情报组长侯化均也的得晓日军围捕，即迅速利用他在伪军里面关系，争取到伪军齐燮元部“书记官”职务，侥幸混出北平，脱逃生天。

也在12月21日当天，日军宪兵教习队还对麻克敌、邱国丰住所进行围捕。

当时，麻克敌、邱国丰已经预感不妙，正在商议转移住所。然而，他们的行动却晚于日本行动。就在邱国丰外出侦察之时，日军突然破门而入，麻克敌措手不及遭到逮捕。

邱国丰幸运脱逃之后，身上无钱又无住所，更无组织联系，在寒冬腊月里，还要面临日军全城戒严、清查，因而每日东躲西藏，痛苦不堪。

最终，邱国丰既无法出城，在走投无路之下，于1941年1月6日被日军逮捕。

至此，除却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人之外，军统局北平站第二行动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长张清江，以及特工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十余人遭到日军逮捕。

经此一劫，北平站损失大半人手，陷入完全瘫痪状态。

当时，军统抗战志士被日军关押在位于炮局胡同的被人俗称炮局监狱的“外寄人犯看守所”。

这次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既关联日本天皇脸面，也关联本身就有极大战略分歧的日本陆军与华北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因而日本军部、华北方面军都要求日本特务机关详查事件经过，写成报告。

为此，日军每日审讯细节，酷刑不断。

当时，日军恼恨天皇特使被杀，对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人尤其生恨，每每刑讯，必然痛下死手，大肆虐待。然而，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人均不屈服。他们为将被关押、刑讯情况传出狱外，即在狱中寻机互通情况，约定了“有人活下来，即向上头汇报”。

1941年2月15日早晨，春寒料峭，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

这天，此刻，既看不到抗战胜利辉光，饱受日军酷刑折磨的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人十余人，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在狱外民众毫不知情中，默然且无言地走向了北平天桥刑场。

一晃，五年。

1946年3月，抗战胜利的次年开春，戴笠到了北平。

当时，戴笠专门了解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殉国事迹，既接见了当时日军逮捕、关押的北平站特工里面的幸存者，还调出日军档案中相关此案的审讯材料，全面了解军统局北平站及麻克敌等人刺杀天皇特使始末情况。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春，戴笠来到北平。

军统局老大戴笠，即在召开军统系统庆功大会之后，在1946年3月17日飞返南京之时，遭遇飞机失事。

就此，在戴笠亲自关注下，为军统局和日本特务机关高度保密的军统局北平站特工麻克敌等人在北平虎穴刺杀天皇特使，直至被捕、殉国的始末，终于真相大白。

3月15日，戴笠亲自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统系统庆功大会，表彰、追悼为抗战殉国的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军统特工。

会上，军统局将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作为抗战英烈予以供奉，对他们家属、亲人予以抚恤。同时，戴笠还专门指示收集薄有錂、麻克敌、邱国丰等人事迹，写成《殉难先烈事迹汇编》予以纪念。

至此，继《伏击：军统特工麻克敌北平刺杀天皇特使始末》之后，《牺牲：军统特工麻克敌北平刺杀天皇特使始末》经过近乎一天半夜的写作完成。

本文自昨天午后开写，熬夜至现在完成。

全近6000字，谨此纪念那些少为人知的，为抗战而殉国的烈士们。如是顺手，还望三点一转。

望随意点赞，转发、支持橡树写作。

遥问夏安。感谢与橡树同行，注明添加zhenxiangshutian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