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刺菊，抗战锄奸团的北平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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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早期，活跃在平津地区的军统锄奸团部分成员。

【全文约7300字，阅读时间估计22分钟】

题记：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 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是竖立在笕桥航校大门一侧的校训。

当年，中国航空技术和战机数量、质量落后日本太多，因此，在抗战国军序列，空军是被公认的最危险的军种。

没有之一。

事实上抗战八年，中国空军也是殉国比例极高的军种。

因此，能够当上空军，除却需要相当的文化、体质等等基础，还需要有着直面空军出战，有去无回的极大危险的勇气。

于是，许多出身名门望族、官宦富商人家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弟，责无旁贷投身抗战空军。

他们冲天而起，浴血长空，以惨烈、无畏的巨大牺牲，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极为悲壮的历史记忆。

不过，除却空军之外，在敌后特工战场，同样也有很多中国的青年精英投身其中。

他们同样义无反顾投向极高伤亡率的抗日战场，用一腔热血写就了太多的将自己血肉之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悲壮故事……

这些故事，少为人知。

今天，就漫说那些平津抗日锄奸团和冯运修刺杀吴菊痴的故事。

这段故事，还得从1937年冬季说起。

当时，日军全面入侵华北、华东，中国除却在正面战场浴血抵抗，同时，为在华北敌后开辟情报和抵抗运动，戴笠在筹建军统局同期，亲令调动一批特务处骨干北上平津，由特务处华北区长王天木少将领导，开展特工工作。

其中，王天木与深为戴笠器重的特务处青年骨干曾澈合作，潜伏平津租界，在租界的大、中学校物色人选，秘密组建抗日锄奸团。

在那个战乱年代，能够安稳在平津租界大、中学校就读的学生，必然出自非富即贵的优渥家庭。

本来，这些大中学生衣食无忧，学业稳定，过着与战争平行的生活。按理，他们与敌后抗日运动无关。

不过，那时的官宦富商人家的青年子弟进入新式中学、大学学习，接受现代文明和各种主义，其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绝非现代社会广泛涌现的奶头青年、精致青年、爆发青年、娘们青年可比。

平津地处中日矛盾中心，这批青年家境优渥，平日理想饱满，既有现代家国理念，又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反日情绪酝酿日久，因而突遇抗战爆发，平津沦陷，他们为民族正义感召，也就纷纷自发投入了抗日活动。

最初，他们的抗日活动多为自发，并没有形成组织和体系。

彼时，学生们或者留在平津学校从事情报、宣传工作，或者秘密制造炸弹预备行刺日军和投敌分子，或者潜入平津附近山区，直接参加了抗日救国军的武装作战。

也就在此背景之下，力主行动抗日，以暴力打击日伪势力的青年学生沈栋、李宝奇等人，秘密组建了最早的抗日锄奸团。

这个锄奸团成员主要来自当时平、津地区的著名的中学，如南开中学、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大同中学等学校的高中生。

不过，因为组建仓促，再加上学生们开展行动缺乏经验、武器、经费等等，因而，在王天木、曾澈等军统局职业特工介入之前，这个抗日锄奸团并没有实施真正的锄奸行动。

在1937年与1938年之交，王天木、曾澈等人主动联络，沈栋、李宝奇等人及抗日锄奸团很快就与特务处接上了关系。

于是，王天木、曾澈两人邀约平津学生抗日骨干王文、李如鹏、沈栋之兄、张斯铭、赵尔仁、陈肇基等人，结拜兄弟，重新组建了以王天木为大哥、曾澈为二哥，共有十位兄弟的抗日锄奸团。

而后，十兄弟四面发展，继续联络有志抗日的青年学生加入锄奸团，得到青年学生祝宗梁、马桂官、 冯运修、袁克昌、丁毓臣等加入。

1938年1月，曾澈约聚10余位青年学生，在特务处设在天津松寿里的联络处，宣誓组建抗日锄奸团：

“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

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宣誓结束，众人歃血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已名字，而后，曾澈简短致词勉励大家，再当着大家之面，将这份签名的宣誓书烧毁。

至此，平津学生自发组成的抗日锄奸团转入了特务处华北区，即后来军统局华北区序列的抗日锄奸团，开始了其重歌易水，英雄赴难的悲壮故事。

在曾澈设计的锄奸团的化名里面，锄奸团最高长官“易妙红”，即为戴笠。易为一谐音，妙红则是戴笠常用洪淼名字颠倒而成。

1938年8月，为扩大军统局影响和打击华北日伪势力，经过军统培训、装备后的抗日锄奸团接受军统命令，开始在平津地区频繁活动，成为当时平津地区敌后活动影响最大的团队。

抗日锄奸团为军统局外围组织，与军统局职业特工在行动上有约定分工。

即军统特工负责铲除日军人员和投敌高层人员，抗日锄奸团则负责对平津投敌的伪组织中高级人员事实制裁。

进入1939年、40年，抗日锄奸团的很多骨干成员有很多人从高中升入大学，于是，抗日锄奸团也随之在平、津多所大学的大学生里得到发展。

行动内容包括了暗杀、爆破、情报、宣传和动员及掩护平津知识界、文化界有影响的人士脱离沦陷区，前往香港、重庆……

鉴于平、津两市作为中心城市对华北、全国的影响，以及平津知识界、文化界及其他各界名人投敌，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数年间，抗日锄奸团行动得军统局指导、指挥，将狙杀目标瞄准了平津地区较有影响的投敌分子，相继刺杀了包括天津头号大汉奸程锡庚，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俞大纯等大小汉奸数十人，成绩斐然。

迫于抗日锄奸团的暴力震慑，平津知识界、文化界投敌分子惊惶不安，略有收敛。

现在看来，抗日锄奸团之所以能够取得极好的锄奸战绩，客观而言，除却王天木、曾澈等军统特工对锄奸团行动的指挥、援助之外，抗日锄奸团成员多半为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他们也为抗日锄奸团行动提供了情报、人脉、行动等等方面的极大的、有力的保障。

秘密行动，高层人脉资源至关重要。

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郑孝胥，他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却是抗日锄奸团的骨干。

当时，在抗日锄奸团成员里面，包括有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和袁汉俊，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同仁堂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之女孙惠君等人。

其中，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就是最早参加抗日锄奸团的骨干成员之一。

冯运修字兰英，出自河南开封官宦世家，其祖父为逊清山东道，其父冯愰为北宁铁路副总务处长。

抗战爆发以后，冯愰出任北宁铁路伪职，正在天津工商学院就读的冯运修闻讯赶回家里，大哭谏父：

“抗战杀敌千古名节。如今降志辱身，岂吾父子所为？”

最后，冯运修劝父不成，开始积极联络同学进行抗日活动。

因为冯运修与大汉奸齐燮元的亲戚关系，冯运修在北平受璧胡同一处住宅，也就成为了抗日锄奸团重要的联络点及枪支弹药、重要文件存放地。

作为齐燮元外甥，冯运修有出入军营便利，也就借口学枪打猎，开始练习枪法、胆量。

时间不长，经过在军队练枪练胆，冯运修相比其他热心抗日、高谈阔论的同学，还真从一个书生，练为锄奸团成员里拔枪敢射，遇奸即杀的真正的枪手。

1939年9月，作为抗日锄奸团的主要领导者，曾澈在出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军统局华北区书记等要职不久，即遭投日的前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天津站长裴级三等人出卖，不幸在外出天津河北大经路，为叛徒指认被捕。

当时，与曾澈先后一起被捕者，还有抗日锄奸团骨干李如鹏、丁毓臣等人。

民族英雄曾澈。

酷刑之下，年仅26岁的军统少将曾澈绝不屈服，愤然质问日军：

“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

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

此后，曾澈再无言语，唯求一死，因而开始绝食。

日军眼见劝降无效，既敬服曾澈气节，又碍于曾澈为军统局华北首脑和锄奸团首脑的双料重磅人物，因而转往北平宪兵队感化院，强行注射营养品，以保全曾澈性命……

消息传到重庆，素来极为器重曾澈的戴笠深感曾澈忠贞，即刻命令军统局不惜代价营救曾澈，同时，密派人员传信，要求曾澈假降保命，再图将来。

然而，曾澈并没有接受戴笠这一命令。

最终，他与锄奸团骨干李如鹏、丁毓臣等人在遭遇日军酷刑拷打以后，义无反顾走上刑场。

为锄奸团的主要领导者和精神领袖，曾澈手上掌握抗日锄奸团几乎全部成员住址、姓名、联络方式。曾澈如要保命，只需遵守戴笠命令，舍车保帅，即可偷生。

同样，作为抗日锄奸团头脑，李如鹏也是掌握很多机密情报。他当时正值新婚，妻子刚刚怀孕，如要投降，保命不难。

然而，曾澈、李如鹏、丁毓臣等人终究都是出自名门子弟，生性极重气节，又守底线，而非王天木、裴级三这类混在社会的混混。因而，他们在苦熬酷刑之后，至死都未吐一字，而最终殉国。

抗日锄奸团也因此躲避了日伪特工的致命打击。

就义之时，曾澈27岁，李如鹏25岁，丁毓臣21岁。

——三人均为家境优渥的官宦富商家庭的子弟，在国难之时，他们以花季年龄，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祭奠破败河山，这番先秦烈士风骨，实为人们读史之时，倍感敬重。

当时，曾澈遇难消息传来，激起了抗日锄奸团的青年学生们莫大义愤。

1939年10月，抗日锄奸团制订了报复刺杀日伪重要目标的计划。

为此，正在天津办事的冯运修受命火速赶往北平，预备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

这是锄奸团独立设计、行动的一次刺杀。

冯运修等人依靠各自家庭关系，很快摸清了冷家骥居家、出行等等情况，随即伪造文件，假托公事，叩响冷家骥府邸的大门。

也算冷家骥运气，他的夫人为他开门，即遇冯运修举手一枪，当场毙命。

这次刺杀虽然没有击毙冷家骥，但是，冯运修等人射杀冷家骥夫人，未及日伪警卫人员反应便留下锄奸团警告文告而全身撤退，极大地震慑了北平投敌伪职人员。

这次刺杀，冯运修也以行动利落干练给军统局方面留下极深印象。

晚年叶于良，他是冯运修当年在抗日锄奸团的伙伴。

此后，冯运修以“史山风”化名，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负责锄奸团的组织文档、军火保管，成为抗日锄奸团最为活跃的骨干之一。

转眼，到了1940年7月。

彼时，军统局部署抗日锄奸团刺杀平津影响较大的汉奸，以示惩戒且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

17月5日，作为抗日锄奸团在北平的负责人，正在北大化学系就读的擅长爆破的李振英召集冯运修、叶于良、以及尚在北京育英中学就读的孟庆时等行动人员在北大未名湖聚会，就军统局命令、情报，研究七七事变3周年行动。

因为抗日锄奸团的人脉关系极广、极深，因而探得北平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所谓“ 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届时，北平大小汉奸自然纷纷登场。

根据这一情况，李振英、冯运修等人决定赶至庆祝会场，当场狙杀到场主持活动的日伪汉奸巨头，以示惩戒。

其时，抗日锄奸团以经验丰富的李振英，冯运修为第一组，刺杀首选目标为有着北平报界第一支笔之称的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

作为日军侵华的吹鼓手，吴菊痴可谓华北铁杆的文化汉奸。

考虑吴菊痴安全颇为日本人重视，为预备刺杀吴菊痴行动失败，抗日锄奸团还以北大学生叶于良与天津中学生刘永康分为第二组，以备在李振英，冯运修行动万一失利以后，刺杀会场第二号汉奸目标，伪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

此外，李振英，冯运修等人还决定以女中学生纪采凤、 朱慧珍等人在会场负责接应、宣传等等。

为准备刺杀行动，冯运修专门托人搞来一支俗称为掌心雷，便利用于刺杀的德林杰手枪。

德林杰手枪，有掌心雷支称，枪声小，美国林肯总统即死于此枪。

抗战时期，北平街景。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准时召开。

吴菊痴如期到场，主持会议，发表讲演，十分活跃。

李振英和冯运修等锄奸团骨干利用其社会关系进入会场，却发现会场内外日伪军警戒备严密，极难下手，或者强行下手也无退出机会。于是，李振英和冯运修在现场商议，决定只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改在会议结束寻找机会下手。

当时，北平沦陷日久，民众虽然迫于日伪势力参加集会，眼见纪采凤、 朱慧珍等女中学生在会场穿行人群分发传单，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接过传单，无言会意而走，并无一人向日伪举报。

临近中午，庆祝会结束，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双双登上吴菊痴的黄包车离去，冯运修等人则不慌不忙骑自行车尾随其后。

吴菊痴、陈辋子两人到了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出席评剧名角白玉霜招待新闻界的餐叙。李振英即派锄奸团助手刘永康进饭馆侦察。顷刻，刘永康侦查回报饭店狭小，容易误伤他人，也不易脱身，不方便下手。

于是，冯运修等人只好守在饭店大门，等待动手机会。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吴菊痴和伪《新民报》女记者白洁如结束饭局，分乘两辆黄包车往位于石驸马大街的伪《新民报》报馆而去。

李振英、冯运修即刻骑自行车尾随。

叶于良、刘永康等人则继续守候大门，等待刺杀陈辋子机会。

吴菊痴等人的黄包车赶到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正逢当地有人出殡，哭声、鞭炮、唢呐大作。吴菊痴等人黄包车只得停车让路。

就在这一瞬间，李振英侧身让道，拔枪在手，同时挥手示意冯运修抢前动手。

于是，冯运修掏出手枪，单手掌车，猛蹬数步赶上吴菊痴黄包车，对准了吴菊痴头部，当当就是两枪。

德林杰手枪枪声极小，又被嘈杂的哭声、鞭炮、唢呐声响掩盖，是以，四周人等和吴菊痴的车夫都没有发现异常。

李振英、冯运修等人眼见刺杀得手，立即不动声色分散撤离了现场。撤退之中，李振英心思缜密，即派人回到同和轩饭庄，通知叶于良、刘永康等人放弃刺杀陈辋子，即刻撤退。

当时，吴菊痴的车夫拉动黄包车跑了一段路程，跑在前面黄包车的女记者白洁如偶尔回头张望，这才发现情况不妙，赶紧向日伪警局外二分局报告。

伪警们赶到现场，急速用车将吴菊痴送往医院。

此后，待到日本医生查验伤情，吴菊痴已经毙命。

其左耳位置各中一枪，两粒子弹穿入脑中，都是致命一击。

日军宪兵根据日本医生验伤报告和调查，即刻认定击毙吴菊痴刺客，可能为军统局特工和抗日锄奸团成员所为。

吴菊痴遇刺身亡，北平投日伪职人员及与一向与日本关系暧昧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受到锄奸团震慑，一时之间，纷纷关门闭户，以求自保。

如此一来，日军方面尴尬之余，更是恼羞成怒。

1940年7月中旬，日军深知抗日锄奸团有着极深、极广的人脉关系，因而日军以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北平宪兵司令部、日军平津地区特务机关茂川公馆等日军宪兵、特务机构牵头破案。

为此，日军回避平、津及华北当地军警机关以躲过抗日锄奸团眼线，直接从伪满洲国调集大批警察，秘密进入平津，针对军统局和抗日锄奸团，实施了抗战时期著名的平津八月大逮捕活动。

8月，日军与伪满警察利用已经掌握线索，对平津地区抗日锄奸团成员进行了清洗式的大逮捕。

八月大逮捕以后撤退到重庆的部分抗日锄奸团骨干。

伪满警察形象。

当时，日伪军警突然行动，相对顺利地逮捕了李振英、郑统万、周庆 涑、刘杰、郑昆仑、乐倩文、魏文昭 、魏文彦、叶于良等近40名抗日锄奸团骨干成员。

——这些被捕的抗日锄奸团骨干大多都为平津名门之后，虽然饱受日伪特务酷刑，但是多数为其家庭营救幸免于难。

不过，日伪军警在企图抓捕冯运修之时，却遭遇到冯运修顽强、激烈的抵抗。

1940年8月7日，凌晨，日军宪兵队与伪满警察联合行动，突然包围了位于受壁胡同甲12号的冯家住所大院。

日伪军警刚刚围来，生性谨慎、警觉的冯运修听闻嘈杂敲门声、脚步声，当即起床取枪——不过，冯运修在第一时间并没有逃跑，而是反身来到厨房，焚毁他负责保管的抗日锄奸团的骨干名单、重要文件等等。

就在这时，日伪军警已经破门而入。

日伪军警在逮捕、控制了冯运修的父亲冯愰、弟弟等家人，也就发现了躲在厨房正在焚毁文件的冯运修。

随后，日伪军警开始喊话叫他投降，冯运修不予理睬，继续烧文件。

日伪军警闻到焚毁文件烟味，发掘冯运修意图，当即冲向厨房撞门。

就此，冯运修手持双枪，开枪还击。

双方枪战激烈，率队抓捕冯运修的日军宪兵队特务科科长袁规眼见属下无法靠近，便亲自以枪抵住冯运修父亲冯愰头部，将冯愰推在前面，一步步逼近厨房。

然而，冯运修枪法了得，就在袁规探头喊叫投降的瞬间，抬手一枪，正中袁规腮帮，袁规当时满面溅血，应声倒下。

围在厨房门口的日伪军警为此大惊之下，当即四散。

而后，日伪军警一面喊降，一面向厨房内密集射击。

抗战时期华北日伪宪兵、警察形象。

本身，以冯运修为华北伪军最高长官齐燮元外甥的特殊身份，如是弃枪投降，保命不难。然而，冯运修抗日信念极为坚决，因而在陷入绝境之后也就全无偷生之想。

冯运修将文件焚毁完毕，眼见无法脱身，索性反销门窗，手执双枪，暗中伺伏，与日伪警察僵持、枪战。

如此激战十余分钟，伪满警察数次亡命冲锋，被冯运修击毙击伤各一人。

而后，冯运修在枪弹用尽之时，即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戕殉国。

冯运修死后，围在门外的日伪军警不知厨房详情，为冯运修奋勇抵抗震慑，久久不敢靠前。

最终，等到枪声停息良久，日伪特务这才战战兢兢地冲进厨房。

这时的冯运修斜躺在地，身中数弹及右手中弹，全身血肉模糊，唯有左手持枪，抵在头部，已然绝气。

而后，日伪特务对冯家住所和院子进行清查，搜出左轮手枪3支、勃朗宁手枪1支、子弹28发、电报机1台、短波真空管无线电收音机1台、无线电器材若干及电报密码、名单、信件等等。

彼时，日伪军警心存侥幸为取口供，还将冯运修送到不远处的中央医院。

因此，目前历史记载，就有冯运修奋勇抵抗日伪警察而最后自戕殉国，以及冯运修在抵抗中身负重伤，不治牺牲等两种说法。

然而，无论如何记载，等到81年过去，冯运修名字可能很少为人们知道，这段历史到底如何同样也很少有人关心了。

不过，我们回望历史，须知在1940年8月9日的那个夏夜，作为家境优渥的富家子弟和辅仁大学的优秀学生，冯运修确实以一个死士的姿势，为了他的国家已经轰轰烈烈地死去了。

冯运修殉国之时，年尚不满二十岁。

勇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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