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陈仪悬案往事：审判与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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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刑前的陈仪。

昨天，说到陈仪策反汤恩伯，因为闹出动静太大，最终，在保密局将侦察情况报告蒋介石后，陈仪被行政院褫职务，软禁在衢州绥靖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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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陈仪这一段少为人知的故事。

昨天，说起陈仪因为欲图控制京沪杭战区国军残部、策动汤恩伯兵变、秘密与李济深等人联络，欲图扩展第三党势力等等谋划与行动曝光，陈仪被保密局秘密拘捕。

此后，保密局按照蒋介石意见，拟定了溪口、台湾、衢州三地，供陈仪自己选择，作为他的软禁地。

于是，为确定软禁地，陈仪曾与汤恩伯、毛森等人简单会晤，最终确定了汤恩伯下辖的衢州绥靖公署，作为他的软禁地。

陈仪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为浙军师长，因而包括汤恩伯、毛森在内，衢州绥靖公署的军、警方面大佬，及浙江省府官员、军警头目等等，更是多有门生、后辈、下属。

是以，陈仪虽说被软禁，到了衢州，却得到极好的优待。

每日好茶好酒好饭之余，汤恩伯和毛森也经常上门拜访，闲聊家常，似乎像是一次疗养、休假。

最初，陈仪、汤恩伯等人真没有将这次软禁放在心里。

尤其汤恩伯，更是乐见陈仪被软禁，不至于像前期那般四面联络，闯出大祸。因而温言宽慰之余，拜托毛森妥为照料，自己也就匆忙离去。

——当时，解放军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向长江中下游云集，长江大战一触即发。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为长江防线核心，汤恩伯军务繁忙，压力极大，自然也就无暇顾及陈仪。

23日，在陈仪情况基本稳定之后，汤恩伯辞别毛森，离开了衢州，前往京沪杭防区考察军务。

此后，陈仪在软禁处见到毛森却没有见到汤恩伯，即向毛森询问汤恩伯去向，毛森则解释汤恩伯公务繁忙已经离去，临行前留话尽忠不能尽孝云云。

后来，陈仪在临刑前的绝笔信里证实了这个细节：

“二月二十三日，毛森对我说，汤因事不能来见我，并说他尽忠不能尽孝，当时即将我软禁在家中”。

——这是后来网络流行的汤恩伯因出卖陈仪，内心有愧，而对陈仪说出的尽忠不能尽孝的说法的最早出处。

可见，这句话既非汤恩伯亲口对陈仪所说，而是毛森转告。

同时，这句话说出之时，是汤恩伯在陈仪已经被软禁之后，自己因为要去考察军务不能陪伴陈仪，所以委托毛森带话。

在逻辑上看，这句话更像是一句歉语，如是以这句话指认汤恩伯告密陈仪，根本找不到本质上的关联。

然而，如果挖空时间、空间和其他前提，强行将这句尽忠不能尽孝单独剔除，塞入陈仪被逮捕、监押、死刑的往事，那么，效果又当如何？

如此一来，后来读者因为不明陈仪最早被监禁的前后因故果，凭空看这句话，汤恩伯出卖恩师陈仪的黑锅，自然叮当乱响。

挖空时间、空间和其他前提，单独剔除局部，然而任我随心所欲地诠释，这种文人陋习由来已久，如汤恩伯与陈仪往事的类似戏说，不过文人套路成文之沧海一粟罢了。

闲话。

解放军进攻上海示意图。

1949年5月，逃往台湾的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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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无论离开衢州前往京沪杭备战的汤恩伯，或者被软禁在衢州绥靖公署好吃好喝的陈仪，以及随侍身边的毛森，都知道当时蒋介石不过仅是希望以撤职、软禁等处分，来追究陈仪莽动而已。

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

正因为心情放松，陈仪对汤恩伯，甚至对主持侦破陈仪案、秘密逮捕陈仪和负责软禁工作的毛森，均无激烈情绪。

当时，正逢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期间，蒋介石委托蒋经国数次相邀陈仪会晤，商议对日外交等事宜。然而，陈仪负气耿耿，最终还是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否则，两人如是见上一面，也许结局就会改写。

这里，仅就蒋介石在溪口数次邀请陈仪会晤的这件往事来看，陈仪在大陆被软禁期间，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确实均无对陈仪予以极端处置的企图。

然而，陈仪案最终还是随着战事的急遽变化，变得更为复杂、严重起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23日，攻克南京。

至此，国军自吹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及京沪杭战区灰飞烟灭。

大势已去，在上海战役最后顽抗的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近20万军队，也就成为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留在华东最后的武装，以及败走台湾负隅顽抗的最后的、主要的武装力量。

国民政府败走台湾，上海撤退最为庞大、繁杂、危险、关键……

到了4月下旬，解放军三野大兵压境，上海最后决战在即，滞留上海的达官贵人，军政要员及其家属们很难买到一张前往台湾的机票、传票，惊慌失措之下，风声鹤唳，乱作一团。

4月28日，蒋介石专门调出专机，只送被闲置衢州的陈仪一人，前往台湾基隆。

当时，与陈仪经历类似，因为临战动摇，原军统大佬，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以及交警总局邓季之、李雪华等人被保密局逮捕。他们则是多人一起被打包，由运输机转运台湾。

两者相比，条件相差极大。

当时，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已经崩盘，如是败走台湾，那么，台湾方面必然要将对日外交视作退保台湾之外交、政略重点。

可见，蒋介石如此重视陈仪，让陈仪乘坐专机赴台，再联想到某个程度上台湾必然调整、加大对日外交，难说有着深厚的日本人脉的陈仪不会就此因祸得福。

陈仪自己深知其中关节，登机之前不虞有他，坦然而去。

可是，汤恩伯忙于军务间，忽然闻讯陈仪专机已经飞去台湾，不由大惊失色。

汤恩伯明白，如是陈仪由衢州绥靖公署转往台湾羁押，离开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控制，后果充满变数，远非自己控制。

为此，汤恩伯心情不安。数次联络不畅，同时台湾生活条件简陋，看守警卫远不如衢州绥靖公署警卫这般殷切。就此，陈仪情绪也就逐渐变得急躁起来。

陈仪在台湾监禁，每日孤坐陋室，更等不到国府大员上门洽谈国是，孤独失落之后，水土不服，心情焦躁，每日大喝大骂。

消息传到上海，汤恩伯苦于主持上海战事无法分身，数次托人说清，书信说情，涉法将陈仪再迁回京沪杭战区软禁。

这一次，汤恩伯的努力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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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此时，1949年5月，上海战役全面开展。

当时，解放军三野以40万大军兵分两路，从浦东、浦西两翼钳击吴淞口，意图一举围歼汤恩伯部队。

同时，为配合、保障三野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集结于浙赣铁路的金华至东乡一带休整、警戒。

在上海的汤恩伯兵团背靠大海，落入解放军重兵集团三面包围之中。

上海战场缺乏纵深，不能回旋，汤恩伯率部10余万顽抗尤为激烈，三野看似手到擒来的钳击合围攻势，竟然屡次进攻都无法取得进展。

——上海战役持续20余日，一度战成胶着态势，国民政府自然也就得到了宝贵的逃跑时间。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期间，汤恩伯成为最后的补锅匠，为台湾转运了大量的作战部队和军费。

客观而言，汤恩伯指挥上海战役，以及规划的登步岛作战，既为蒋介石等撤退台湾转运去了10余万野战部队以及大量的黄金美钞，还在军事上为登步岛作战、舟山大撤退准备了条件。

尤其从上海转运台湾的部队和黄金美钞，这正是后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站稳台湾的根本前提。

此后，汤恩伯、胡琏等人组织的金门战役等，负隅顽抗，也为台湾防御赢得了根本性的战略时间。

可以说，汤恩伯可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撤退台湾的最为主要的军事功臣。

这期间，随着汤恩伯成为国军残部败走台湾的最后一位最具实权的军事将领，汤恩伯从上海战役开始，延续到在东南沿海率部与解放军作战，期间，他曾经数次向台湾讨价还价，请求释放陈仪。

至此，自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陈仪的命运，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地和汤恩伯在东南沿海指挥的战事捆绑一体了。

自上海战役之后半年过去，被软禁的陈仪既没有被审判，更没有得出结论。

同期，汤恩伯则一直滞留大陆，指挥残军在东南沿海作战，1949年10月，他的军事生涯最后一场战役金门战役期间，病情更加严重，无法临阵指挥作战。

于是，汤恩伯在得到蒋介石批准，由胡琏接手防务，自己回到了台湾治病。

极为巧合的是，就在汤恩伯回到台湾不过三月之间，1950年初，在软禁、闲置近一年之后，审判陈仪也就被台湾军政高层方面忽然提上了日程。

说起来，陈仪资格老，地位高，且有深厚的日本外交人脉，同时，陈仪所为也不如西安事变那般影响极大。因而，陈仪如张学良这样，能够得以监禁老去，其实也不无不妥。

那么，缘何杀机陡现？

正在东南沿海进行登陆演习的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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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分析1950年3、4月的台海形势。

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解放军横扫南方，所到之处，滞留大陆的国军残部或交枪投降，或四面溃逃，甚至放下武器逃往东南亚邻国、东南沿海岛屿。

同期，代总统李宗仁滞留美国，国党军政高层离心离德，美国务院发表白皮书表明将放弃台湾，开始联络菲律宾政府，协调收容台湾高层流亡的可能。

台湾形势萎靡之下，民心离散，士气低落，解放军进入台湾孤岛不过朝夕之间。

就此来看，台湾方面要审判陈仪，确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理由。

其一，保密局掌握了陈仪联络北方、策反汤恩伯的证据。

在1950年解放军试图跨海进攻台湾的大势下，以投敌罪而杀掉官阶高，资格老的陈仪，无疑是对台湾军政大佬动摇势力的强力震慑。

其二，最为关键的是，国民政府撤退台湾立足未稳，急需得到台湾本土人民支持、合作。

当时，陈仪羁押台北风声传出，台籍民众隐隐然已有喊杀之声，甚至有越狱刺杀陈仪之计划。

正如保密局专门报告分析：

“陈仪背叛党国，既罪证确凿。长期监禁，似非所宜。

且台湾人民对二·二八事变，认为陈仪事前未能防范，事变期内对台胞又多枉杀。故对陈恨入刺骨。

如将其明正典刑，亦可大快人心”。

其三，汤恩伯重病不再掌兵，要杀陈仪，再无顾忌。

于是，台湾方面即在1950年3月决议将陈仪开除国党，并且函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同志转饬依法严办。

然而，阎锡山不愿卷入浑水，对审判陈仪毫无兴趣，推脱陈仪所犯不是民事案件，应该由军队予以军法处置。

于是，陈仪一案转到国防部之军法局和保密局。

1950年解放军空军在东南沿海已经形成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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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杀陈仪，二·二八事件自然不好单列成罪行。

于是，保密局方面只好将陈仪策反汤恩伯的模糊罪行再次回炉，升华，最终提请台湾军方最高予以裁决：

“查该陈仪身膺方面……私通匪，密谋叛乱，事证确凿，罪不容诛。

拟请交付国防部，组织军法会审，依法审判，明正典刑，用肃纲纪”。

5月21日，蒋介石就陈议案致电参谋总长周至柔：

“兹抄发保密局毛局长……报告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勾结共匪，密谋叛乱一案，拟处意见一件。

查陈仪背叛党国，罪证确凿，应即交国防部组织军法会审，依法审判，明正典刑，以肃纲纪，希遵照办理具报。”

保密局和蒋介石都是明确地亮出对陈议案的意见，陈仪在劫难逃。

1950年5月29日，为在军法程序上审判陈仪，军法局专门组织了一级上将何应钦为审判长，二级上将顾祝同、徐永昌为审判官的军事法庭专门审理陈仪策反汤恩伯案。

次后，6月5日，军法局再次组建顾祝同为审判长，徐永昌、孙连仲、 戴佛、刘梦九、刘鹏飞为审判官的军事法庭，继续审理陈仪案件。

期间，保密局办案人员数次找到汤恩伯，要求汤恩伯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供陈仪之前两次给他的信件。

为此，汤恩伯大为光火，明言拒绝了保密局的要求：

“个人因与陈仪私交甚深，不愿将原件交付。

保密局已存有原件照片，尽可参考”。

此后，汤恩伯深感陈仪生命危险，往返奔波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人之间为陈仪求情。甚至，汤恩伯向顾祝同提出：

“一、不要公开审判；

二、维持陈的生命安全。

指定一个地方，叫他居住，以了残年……”

然而，审讯期间，汤恩伯在无法探访陈仪。陈仪在审判过程中提请汤恩伯出庭作证，也遭到军事法庭拒绝。

此刻，陈仪、汤恩伯等人并不知道，陈仪案情已经按照规定轨道，向最危险的方向发展。

最终，以何应钦为审判长和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两次军事法庭，在陈仪叛变国党，外联北方，策反汤恩伯等罪状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都以陈仪两次致信汤恩伯建议局部和平为证据，将陈仪判处了死刑。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解放军海军在福建招生。当时三野主力集结福建，对台湾形成极大的压力。

陈仪给汤恩伯的信件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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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得知自己获了死刑，陈仪颇感震惊，茫然。

临刑之前，陈仪书写遗书，他深知自己那两次致信汤恩伯都是含糊其辞，当然也就为自己在缺少证据情况下被判死刑，倍感混沌和冤屈：

（其间因果请参考《陈仪悬案往事：策反与被捕》）

“我与汤恩伯私交很好，无话不谈，在信上随便发表点意见，我与他如此关系，还不能谈么，认为可以不可以都很平常。

汤如此做，我很奇怪。何以发生这样误会？

本想问一问他的，但我到现在一直未与汤见面。”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尚未爆发，美军舰队也未曾驶入台湾海峡，所以，随着解放军一战而下海南岛消息传来，使得以残兵败将守岛的台湾军政无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杀陈仪，就成为国党稳定台湾的最重要的、成本最低的、最立竿见影的政治手段。

从守台政略角度，大约这就是陈仪虽然罪不如张学良，却必须要死的主因。

当时，汤恩伯已经身患重病。

他得知陈仪被判处死刑，深感大事不妙，痛哭流涕之下连日四处奔走，求人营救，自己更是数次求见蒋介石，希望可以挽回陈仪死刑。

然而，蒋介石明确拒绝接见汤恩伯，汤恩伯所有营救努力均是徒劳无功。

陈仪在1949年再次出山，是汤恩伯担保举荐。

陈仪事发之时，汤恩伯既不赞成陈仪理念，又感恩陈仪提携情谊，两头为难之下，他却坐视陈仪被软禁，而后，陈仪由软禁在他自己可以控制的衢州绥靖公署，却最终被保密局迁移台湾。

其实，以汤恩伯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之重要位置和当时的权力，他知道陈仪被秘密转押台湾软禁，必然坚持不允。

如是汤恩伯不允，保密局自然断无办法将陈仪转押台湾。

不过，陈仪还是被秘密转押台湾。

陈仪深陷台湾，再以二·二八事件“罪魁”，深为台湾朝野之敌视，仇恨，如此一旦失去了汤恩伯的强力保护，危险不言而喻。

——陈仪自己对此也有清醒认识。

在很多文章记载的陈仪在行刑前凛然回答：人死，精神不死。

其实这句话并非他在刑场的话语，而是出自陈仪临刑前的遗言。

原文为：

“我死，精神不死，我死是为国为民而死。

以我的血感召台湾的青年，以我的血洗尽顽固脑筋的集团。

别无遗嘱，死后尸体以火焚之。”

陈仪以以我的血感召台湾的青年，以我的血洗尽顽固脑筋的集团遗言，自然认识自己之死，无非是死于台湾民众的仇恨、死于政敌而已。

收复台湾时正在讲演的陈仪。他在台湾走向人生之辉煌，也在台湾走向人生之终点。

其实，站在1949年的京沪杭地区考虑，陈仪联络李济深坐大第三党，策划汤恩伯实施兵变，其策划对当时的政治协商理念，也并非完全消极。

陈仪提及所谓“为国为民而死”，实则也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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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判死刑的消息传遍台湾，成为台湾头条消息。

当时，台湾最大谍报案件吴石中将在6月10日被处以死刑，台湾当局当日处决吴石之时，即向台北各报记者放了鸽子，使得记者们纷纷扑空。

所以，对陈仪被判死刑这条新闻，记者们亡羊补牢，盯得很紧。

然而，尽管如此，台湾各路记者同样也没有赶上陈仪被处决的现场，同样也被放了鸽子。

所以，现在看到的很多相关陈仪之死的文章，几乎都记述了陈仪是在台北的马场町被执行枪决。

实际上，根据《中国时报》在1992年3月31日发表的，由当时执行枪决的行刑者李国祥的陈述，即可知道陈仪被杀的较为可信的细节：

十八日凌晨二时许，五位执行任务者抵达陈仪被押之台北市中华路宪兵四团看守所，面告陈仪晨间蒋介石要召见，请他起床准备。

陈信以为真，立即起床，沐浴盤洗并自煮早餐，至四时三十分许上车出发，神色平静自若。

车行至新店空军公墓，军法官于宣读判决书后问道：" 奉总统手批执行抢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

陈凛然回答：“我人死精神不死，我的血是替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军民同胞流的。" 

军法官又问：" 对你的家人子女还有什么话要说？" 

陈沉思了—会，抬头说：" 没有。" 

军法官即挥手说：" 执刑。" 

陈从容镇定向前方步行约十余公尺，背后被击两枪倒地，仍不停地在呼吸，又被补上一枪，断气毙命。

陈仪在新店空军公墓被枪决的消息少为人知。

不过，陈仪无关死因如何，死在那里，总是使汤恩伯在道义上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卖师求荣恶名。

就此，历史不为汤恩伯情愿与否，经过文人们联想翩翩的闭门写作，终究为他背上了欺师灭祖的黑锅。

不过，陈仪生前，即便在最后的生死之间，有着足够的时间、纸笔以记述事件经过、遗书等。但是，陈仪留下手书多篇，却并没有对汤恩伯的一句指责、抱怨。

事实上，很多关于陈仪对汤恩伯的骂词，几乎都是出自陈仪养女、侄子丁名楠和胡允恭等人的回忆录。

实际上，在陈仪死后，汤恩伯极为悲痛，每日拖着病体，“在其三峡乡寓中，如丧考妣，终宵绕室彷徨，痛苦不堪，复在私宅堂屋设灵堂，一连自书挽幛多幅”，哀悼陈仪。

此后，作为蒋介石败退台湾站稳脚跟的第一战将，汤恩伯病体日渐沉重之余，意气消沉，疏于公务，也就渐渐淡出军界。

陈仪死后，汤恩伯郁郁四年，闭门不出，病情每况愈下。最终，台湾方面以公款送其前往医疗发达的日本治病。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病情不治，于日本医院去世。

汤恩伯去世，日本和台湾方面都是隆重祭奠汤恩伯，哀荣极盛。

说到这里，再加上如《陈仪悬案往事：从留学日本到落魄台湾》里面述说，不难从汤恩伯与陈仪的过往、交情，看到他们二人涉身若干历史大事件，从平民子弟投笔从戎，崭露头角，渐渐发展成为人服其强，势倾中国的一代豪强的历史活剧。

他们的人生从其辉煌走向没落，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起伏、蹉跌，无非区区一页历史的翻页而已。

二战结束，代表中国收回台湾之时，陈仪何等威风，可惜最后却是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以他们二人之豪杰，却又在最终以悲剧结束，如今看来，无非他们那一代人，致力积弱积贫的国家的振兴的执念所致。

然而，国家振兴岂有几个聪明人就可以悟透？

陈仪生前，曾有诗曰：

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爱国成魔，何尝不是人生之悲。陈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几人能够勘透？

唯有一声叹息。

鸣谢情谊赞，遥祝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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