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主席学危机管控艺术
”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总能凭借高超的智慧，捕捉机遇、创造机遇，提前谋划、临危不惧和掌握主动，使得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化危为机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也为我们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提供了借鉴。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图源网络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十分重视未雨绸缪、提前谋划，总能在危机来临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央苏区能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领导红军做了系统的准备。
比如，制定了“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形象；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大批群众参加红军。
1945年，面对抗日战争即将全胜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准备吃亏”时一口气列举了17条困难。他指出，“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后，毛泽东还带领全党在多方面开展斗争准备工作，为夺取新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毛泽东毅然赴约、深入虎穴，同时指出，不要寄希望于国民党发善心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他强调：“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因此，毛泽东在军事策略、工作重心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准备要求。
比如，实现战略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向运动战；准备夺取大城市，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大搞经济建设，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正因为各项工作准备充分，我们党恰当地应对了当时的复杂局面，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1950年，面对朝鲜战场复杂形势，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我们要“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面对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现状，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实践证明，如果中国没有取得“两弹一星”等科技成就，“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图源网络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面对各种危机与挑战，毛泽东能够始终临危不乱、冷静思考，保持战略定力，理性分析复杂局势，作出科学决策。
井冈山时期，面对地方军阀和蒋介石的重兵“围剿”，毛泽东能够做到“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巧妙化险为夷；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闲视之；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严厉封锁，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中共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有1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
获知情报后，毛泽东临危不惧，撰写了一篇评论，详细公布了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正是这一纸评论，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巨大恐慌，使得傅作义兵发西柏坡寸功未进，且落得草草撤退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企图通过经济封锁的方式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一些西方政客们幸灾乐祸地认为，新中国尚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在美国强大经济封锁的压力下，必然面临崩溃瓦解的结局。
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另一方面指挥全党全国在全面封锁的间隙中一点一点地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
为给新中国留下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窗口，打开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豁口，毛泽东审时度势地作出暂停收回香港的决定。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收回香港本就是探囊取物的事情，毛泽东却力排众议，让英国人继续经营香港。
对此，毛泽东在1963年8月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交流时解释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通过香港获得了大量必需品，有力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此外，毛泽东还抓住一切机会，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活动。许多国家也不顾美国制裁，纷纷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都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动权，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贯穿毛泽东指挥作战的一条主线。
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说：“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
遵义会议后，红军仍然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以运动战理论为基础，指挥三万红军巧妙穿插于敌军缝隙之间，忽南忽北，灵活变换方向，使敌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红军则在调动迷惑敌人的过程中，发现敌之弱点，攻其不备，不仅取得了娄山关大捷，而且把尾随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交界地区的计划。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客观分析了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并精辟地总结道，“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这是我方发挥能动性、战胜敌人的优势所在。
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并强调：“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我方能动性的战略优势，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患病人数达1160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遍及南方12个省市。当毛泽东得知血吸虫病的危害如此严重，以及缺少理想治疗药物、灭螺任务繁重等情况后，他要求全党务必下定决心，充分发挥能动性，排除万难，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为尽早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认为应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因此，毛泽东组织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通过协调水利、卫生、农业、宣传等部门，实现资源的调动和整合。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深受血吸虫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立即掀起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民众的奋力拼搏下，党中央确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被大大提前，仅用两三年就剿灭了“蛊害”、送走了“瘟神”！
此外，毛泽东还带领全党向重大传染病和流行病宣战，不仅控制和消除了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疟疾等传染病和流行病，也让克山病、大骨节病等重点地方病基本消除，使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