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卷首语
人类决不应该做技术的奴隶
人类发明技术不是为了控制和规训自身,而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福祉。从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开始,技术就逐渐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断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并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就是技术的魅力。
然而,自从互联网诞生之后,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基于互联网的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无时间性”和“空间流动性”的社会,处在一个“巨大的此处和长远的现在”的时空之中。这种社会就是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最初,人类用一种感恩的态度来对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便捷生活。但是,随着技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塑造,即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建立起某种桥梁,人类才感受到了技术的风险与危机。在千禧年之际,对“千年虫”的担忧,转化为对人类自身的担忧,对自我身份“乱码”的担忧。“千年虫”危机过去之后,人类才对技术重归信赖。
实际上,在平静之中,技术的风险不是降低了,而是猛然上升了,尤其是在大数据技术把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进行重组、人工智能技术把机器人转化为智能机器以后。一方面,人们对大数据治理越来越顶礼膜拜,认为大数据能给人类带来秩序。但我们看到在秩序井然的表面之下,是个人隐私的泄露,或者说是商业公司对个人数据的恶意挖掘,为商业公司牟利提供了最便捷也最具社会伤害性的可能。其结果是,人类以个体的形式被迫呈现出集体的“裸露”,人类沦为了技术的奴隶。另一方面,技术不只是对人类的生活环境进行了重组,而且还可以直接重组人类自身。人工智能人、基因编辑等,在重组人类躯体的同时,也在重组人类社会的伦理。人类不再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最智慧的人,不再是掌控世界的群体。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风险。
这种情形并不是一族、一国、一地区的风险,而是世界性的风险。因此,贝克所说的全球风险社会,就是高智商人群的“集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后果。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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