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中亮 ｜ 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摘 要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作者简介 

秦中亮，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与研究”重点创新团队成员、人文学院古籍所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目  次

一、安史乱后河朔政区的重新界定及唐廷与河朔的博弈

二、代、德年间河朔政区的再划分

三、宪宗对河朔政区的重塑与唐廷在河朔的用人策略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言：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正是基于这一政治研究范式，关于藩镇时代的学术成果主要以检讨河朔藩镇为重。目前，学界对于河朔藩镇的内部权力结构、经济与地域社会、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关于河朔政区变迁的深入探究并不多，除了一些个案研究之外，以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变迁为考察对象的贯通性研究则更为少见。

藩镇辖州的多寡是节度使权力最为显性的表征，也是唐廷与藩镇之间博弈的重点。河朔政区的每次调整都是唐廷与河朔藩镇角力之后相互妥协的结果，在妥协过程中围绕着利益的分配与变化又出现新的角力。纵观整个藩镇时代唐廷对河朔有过数次大的政区调整，有的调整过后又出现了藩镇动乱，是否说明皇帝与廷臣在河朔的举措是错误的？在唐廷对河朔政区的多次调整之中，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理念？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梳理史乘与石刻资料的基础上，仔细检视中晚唐时期河朔政区几次大规模调整的历史语境，对唐廷在政区调整或重塑过程中的理念以及所采取的举措和手段进行系统的阐释。

一、安史乱后河朔政区的重新界定

及唐廷与河朔的博弈

随着安史叛军诸部的归附以及史朝义自缢林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广德元年（763）对河朔政区的重新界定不仅关系到唐廷与降帅的博弈，同时也涉及淄青镇、泽潞镇等河朔周边势力的消长，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整个藩镇时代河朔势力范围的整体轮廓。此次格局重塑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历史语境是吐蕃、党项的军事威胁，在唐廷划分河朔政区的同时，郭子仪就上抗疏说：“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事实上，在河朔事宜处置后仅仅几个月，吐蕃大军就攻陷了长安，代宗被迫出幸陕州。因此，迅速安排河朔事宜，既是朝廷上下“厌苦兵革，敬冀无事”心理的需要，同时也是受外部环境所迫。因此，代宗在此次政区界定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迅速安定河朔地区的前提下，尽量消除日后某一镇坐大而威胁唐廷的可能。

由于在兴兵河朔之初，唐廷就实行了“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的政策，加上代宗应允了仆固怀恩“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的建议，故而此次政区划分基本上保留了李怀仙、李宝臣、薛嵩等降帅的原有势力。这意味着看似复杂的河朔权力再分配，实际上就是确定降将原有势力范围之外的沧、德、棣、贝、魏、博等州的归属。按常理，代宗应该在河朔旧有势力之外加入一股偏向唐廷的势力，从而嵌入一枚自己的棋子。于是，代宗在诸位节度使之中选择了侯希逸所领的淄青镇，“（广德元年四月）丁卯，制分河北诸州……魏、博、德为魏州管；沧、棣、冀、瀛为青淄管”。

后来，无论是欧阳修关于天下藩镇的认识还是现行史学的主流观点，都认为淄青镇无疑是割据型藩镇的代表之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淄青镇走上分茅之路是在李正己取代侯希逸之后，侯氏主政之时，淄青还是倾向唐廷利益的一方。与诸多叛而复降的河朔旧将不同，侯希逸属于不肯从叛者，在安史叛乱之初就归附了唐廷，“希逸时为平卢裨将，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在代宗《册尊号赦文》中，将有再造之功的大臣井然地划分为数类，侯希逸并未与河朔降帅置于一起，而是与李抱玉、郭英乂、辛云京这些帮助代宗平叛的藩帅归于一类。侯希逸属于倾向唐廷的势力不仅体现在史乘中，时人墓志文献也将淄青将士逐走侯希逸理解为一场对中央的叛乱，即“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失守广国，逊于大梁，而三军将士心怀反侧”。

或许是因为领沧、棣、冀、瀛诸州后侯希逸统辖地盘过大，或许是考虑到外部势力过多介入河朔事务并不利于对安史旧部的有效管理，代宗选择让侯希逸在河朔只保留棣州。而在利用淄青镇制衡河朔的同时，唐廷还需利用另一个人物——田承嗣，“置魏博等州防御使，领魏、博、贝、瀛、沧五州，治魏州。是年，升为节度使，增领德州。以瀛、沧二州隶淄青平卢节度，贝州隶洺相节度。未几，复领瀛、沧二州”。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田承嗣就由仅执掌莫州一地的刺史骤升为统辖数州的节度使。

唐廷选择田承嗣固然与其出身安史旧部能够较好地驾驭河朔之地有关，更重要的还是认为他的实力较弱，更容易为唐廷所控制。田承嗣在叛军中的地位并不高，李泌在罗列安禄山叛军善战将领的时候就未曾提及田承嗣，“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田承嗣真正在叛军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还要到安庆绪取代安禄山以后，《安禄山事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记载田承嗣，“田承嗣自颍川至”。与李怀仙、李宝臣、薛嵩等归降时已占有数州之地相比，田承嗣只控制莫州而已。《册尊号赦文》在表述上虽充斥着政治具文色彩，实际上却有着极为考究的权力书写规范，比如在同一级别的褒奖上，数个节度使基本上是按照实力进行排序，河朔归附的几位安史节度使，排序为“李怀仙……李宝臣、薛嵩、田承嗣”，显然，在代宗眼里，田承嗣是诸节度使中最弱的一位。这全然符合前文所提到的唐廷此次政区划分的原则——既不让某位节度使坐大，又能很好地控制河朔旧地。

安史之乱是因安禄山尾大不掉而起，为防止再次出现这种局面，唐廷将一个庞大的幽州拆分。除了幽州以外，河朔地区出现了控制易、定、深、恒、赵、冀的成德镇，领有瀛、沧、德、博、魏的魏博镇，以及占有棣州的淄青镇。在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李宝臣、薛嵩、田承嗣所控制的属州数量相当，这就彰显了唐廷意欲制衡的政治构思。在河朔之地嵌入淄青，也使得幽州、魏博、成德、淄青四镇矛盾重重。田承嗣知道李宝臣生在范阳，“心常欲得之”，因此成德就不能与幽州和睦。侯希逸“悉举其军二万余人袭李怀仙”，且对唐廷态度恭顺。强行被拔起的田承嗣势力最弱且与唐廷的数州毗邻，自然不似大患。

广德元年（763）河朔政区的再划分可以说充满了政治谋略与眼光，按照当时的布局，唐廷虽然承认了河朔数镇叛军的合法性，却为以后的分而治之创造了条件。退一步说，这四个出身不同、利益各异且矛盾重重的藩镇主帅绝不可能走向联合攻唐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偶然与变数：数年以后，侯希逸被李正己所逐，一个原本不愿与叛军为伍的藩镇开始与唐廷离心；李怀仙被部下所杀，幽州被朱泚掌控；本来实力最弱的田承嗣却迅速崛起，成为唐廷最大的隐患，“既得志，即计户口，重赋敛，厉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又择趫秀强力者万人，号牙兵，自署置官吏，图版税入，皆私有之”。随着田承嗣的壮大以及河朔诸帅的易主，代宗时代唐廷所设计的“有利的均衡”局面宣告破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政区划分之中有一个被史家一直忽视的人物——张献诚。在《册尊号赦文》中，张献诚是与河朔降帅相提并论的，“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 《张献诚墓志》称“是以巨寇奔北而受毙，官军自东而势，公之力也”，虽有缘饰谀墓的成分，但也基本符合事实，因为在唐廷发动的收复河朔的战役中，张献诚确实是第一位归降的节度使，“怀恩常压贼而行，至于郑州，再战皆捷；进至汴州，伪节度张献诚开门出降”。而张献诚做得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是“逾年来朝，代宗宠赐甚厚”。

节度使的入朝表面上是对皇权的尊敬，其内在的政治意义则是表示藩帅愿意接受朝命。张献诚不久之后就迁转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观察使就是很好的说明。与李宝臣等同属降将且地位相埒的张献诚赴阙，不仅意味着其个人愿意接受代宗的调动，同时他的迁转也势必作为成例而垂范他人。这就意味着以后其他降将也应以张献诚为参照。正是因为这个示范意义所带来的政治价值，代宗对他“登坛初绾于中司，秉节又迁于副相”的优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史家的后见之明去观望藩镇时代，父死子继的河朔故事无疑是主旋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广德年间为时间节点，站在那个时间点上，无论是皇帝还是廷臣，抑或河朔节度使，入朝赴阙是历史的故智与有唐以来的政治惯性，接受朝命是历史的常态，相形之下，封疆胙土才是历史的变态，是对过往政治经验的反动。也就是说，河朔藩帅的割据之心是在与唐廷不断博弈之中慢慢形成的，最早可溯至大历年间，唐廷平叛田承嗣，王武俊才劝说李宝臣走向分茅之路，“使贼平，天子幅纸召置京师，一匹夫耳……养魏以为资，上策也”。由此而观，历史的故智与现实中张献诚觐见的经验，都预示着此后其他河朔降将也都会以谒见而收场。

倘若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就不难发现，几乎在张献诚觐见的同时，来瑱也赴阙请罪。来瑱案给后世学人最强烈的观感就是带来了藩镇对于唐廷态度上的变化，仆固怀恩就说： “顷者来瑱受诛，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义，从此生疑。”王夫之也有相同的看法，“唐藩镇之抗不受代、图不轨者，盖自瑱始”。孟彦弘对此有着深入的论述，此不赘述。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藩镇节帅因来瑱案产生的诸多情绪，皆是后世站在更深、更广的历史背景上之所见，而广德年间准备调整河朔政区的代宗并不能看到后来之事，将来瑱赴阙与张献诚来朝合观，唐廷可以任意处置地方藩帅才是代宗在现实政治经验中最为强烈的感受。除了来瑱、张献诚的来朝，在此次调整河朔政区时还发生了李怀让案， “（广德元年六月）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程元振所谮，恐惧，自杀”。

李怀让出身唐廷禁军，“以良家子选羽林郎”。来瑱是非禁军系出身，早年活跃于北庭，“安禄山反，张垍复荐之，起复兼汝南郡太守”。如果我们以粗线条的方式将帝国节帅进行划分，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禁军系出身的节帅、非禁军系（其他派系）出身的节帅（诸如朔方军）、河朔降帅。巧合的是，李怀让、来瑱、张献诚三人正好分别代表了这三类节帅。也就是说，史乘中一直以姑息、溺佛示人的代宗，在安史乱后处置各个系统节帅的问题上展现出了吕思勉所谓“阴鸷”的一面。可以说，在唐廷与河朔以及天下藩帅博弈的初期，代宗展现了极为强势的一面，其整肃天下诸侯的雄心，可谓路人皆知。

因此，考察广德年间河朔政区的重新划分，既要联系吐蕃即将入侵的历史语境，理解代宗急切希望河朔稳定又不愿再看到节帅坐大的心理，同时也要将此次政区划分与来瑱入朝、张献诚赴阙、李怀让之死三大事件加以合观。正是由于这一时段唐廷对藩帅的种种胜利以及张献诚赴阙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代宗在处置河朔事宜上才呈现出了自信的一面，才敢于将诸镇交付田承嗣等人之手。历史人物都只能在其亲身所处的时间点上总结历史的或现实的政治经验，代宗对河朔政区的划分无疑是当时语境下的理智之选。正如上文所述，田承嗣的坐大、侯希逸的被逐都不能被代宗所逆料，同样，其对天下藩帅的强势整肃导致唐廷播越陕州而“天下兵一人不至”，也不是唐廷所能预料的。

二、代、德年间河朔政区的再划分

 大历八年（773）薛嵩去世，其弟薛㟧意欲在昭义镇仿行兄终弟及之举，由于代宗有意稽延授予薛㟧节度使斧钺，从而导致“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留后薛㟧，帅其众归承嗣”。唐廷在出兵魏博无果之后，不得不宽贷干预昭义事宜的田承嗣，并对河朔政区进行了重新划分。这次调整，唐廷与河朔诸镇实现了共赢。唐廷从旧有的昭义之地，得到了邢州、磁州；魏博失去了瀛州、沧州、德州，从昭义得到了贝州、相州、卫州、洺州。魏博的故地瀛州、沧州、德州，分别被幽州、成德、淄青三镇所占据。从表面上看，就是唐廷独得二州，魏博、幽州、成德、淄青四镇各多得一州。 

其实，这次河朔藩镇政区调整，魏博才是较大的获益者。田承嗣不仅增领了一个州，而且在保留其主体——魏州、博州的情况下，又获得了相卫镇最重要的相州、卫州。相、卫的获得，使得薛嵩手下的强将被田承嗣所延揽，裴志清、符元亮父子就是很好的例证。更重要的是，随着代宗对田承嗣反叛的姑息，似乎使魏博成为了中央以外的另一元政治中心，无论是他镇的节度使之子，还是文吏，在藩镇军情变幻之际皆以投奔魏博为首选。正如广德元年（763）的政区划分是极力肢解庞大的幽州，那么大历年间的河朔权力再分配则更多是为了限制祸首——田承嗣。

新的政区变更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廷所领的邢、磁二州及临洺县被魏博的洺州隔开，这就造成了昭义节度使所领二州连接度不高的局面。若图便利，唐廷完全可以将邢州或磁州中的任一州与魏博的洺州交换，进而构成昭义镇统领邢洺或洺磁，这样的话，就足以使昭义管辖连接度更高的区域。此种划分，一方面固然与唐军攻占过程有关，因为围绕薛嵩之死的战役，唐廷攻占的就是邢、磁二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尽可能地扩展威慑区域，如顾祖禹所言： “唐以昭义一镇控御河北，而邢州尤为山东要地，虽强梗如镇、魏，犹终始羁縻者，以邢州介其间，西面兵力足以展施也。”若唐廷以邢州换洺州，那么就没有与成德相邻的州，制控河朔的力度将大大下降。

磁州的战略重要性历来被学者所关注，占据了邢、磁二州，唐军就可以直接威胁魏博的贝、洺、相、魏四州，甚至可以南北夹击洺州。正因此，田悦才说： “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值得一提的是，在洺州之地，唐廷又获得了临洺县，临洺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邢、洺、磁三州中，临洺县是“大官道”所在，唐廷在临洺驻军则可牵制魏博西进。田悦反叛时，唐廷与魏博之间交战的焦点就在临洺，临洺将领张伾更是表现不俗，“时悦攻临洺，累月不拔”。在建中年间唐军与魏博的几次大战中，唐军之所以能够屡败魏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占据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可以多镇联兵合力进攻魏博。由是观之，无论是唐廷经营邢、磁二州，还是巧妙地占据临洺县，都是为日后制衡魏博提供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经过李灵曜之乱，淄青由数州之地骤升为控辖十余州“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的强藩，特别是李正己成为节度使之后，更是与田承嗣、李宝臣互为奥援，意图实行分茅，原为制衡诸藩而嵌入河朔的淄青镇彻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处置薛嵩之死、李灵曜之乱的过程中，唐廷与河朔藩镇之间逐步试探对方的底线，河朔诸镇也逐步有了自为一体之念。如果说广德年间的政区划分是对藩镇时代河朔诸镇辖区大致轮廓的奠定，那么大历年间的权力重置则更偏向政治规范上的建构。正如司马光所揭示的那样，大历年间之后，河朔诸镇“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德宗朝对河朔藩镇的政区调适有两次。建中三年（782），在李惟岳被杀、河朔基本艾安的情况下，“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然而，此次调整非但没有使德宗对魏博的用兵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使得整个河朔与唐廷再次陷入对抗状态。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德宗的举措使得王武俊、朱滔的利益受损。“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轻张孝忠，自以手诛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己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 

在这次河朔政区调整中，德宗最主要的策略是让藩镇获益所得之地与旧土不接壤。张孝忠增领沧州之地，然而沧州和易、定之间是不相邻的；朱滔得到了德、棣二州，可是这两州与幽州之间隔了一个庞大的沧州。这样一来，获益之地也只能是一种遥领式的统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朱滔不愿接受两州之地而宁愿要一个深州，因为深州与瀛洲毗邻，可以与朱滔的旧有领地连为一片。在这一策略主导下，张孝忠相对获益较多，他原来只有易州之地，现在即便沧州相隔较远，但最起码还多了一个定州；而朱滔则没有实质性的获益。同时，幽州的倒戈也势必让河朔局势发生巨变。

历史往往极为相似，代宗平定河朔之初就急于对地方实力派及禁军系节帅进行整肃，结果导致天下诸侯与唐廷对立。德宗也是如此，此次划分过于明显地暴露了德宗企图一次性平定河朔诸侯的雄心，自然不会被诸藩所接受。正如贾隐林所言： “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因为处置过急，导致河朔诸藩皆叛，德宗不得不巡守奉天。随着德宗下罪己诏和李希烈身败，二帝之乱宣告结束，河朔政区亟需再次绳定。

在充分吸取建中三年政区调整的教训之后，德宗为照顾诸方势力对河朔政区进行了再次划分。原来的成德镇一分为三，剥离出了义武与横海二镇。淄青分出德、棣二州给成德，魏博将洺州划分给了昭义。就政区变更的幅度而言，这一次划分丝毫不逊于大历年间的整合。就意义而论，新增的义武与横海二镇，不仅对德宗朝的河朔藩镇格局产生了持续影响，其余波甚至延至宪宗、穆宗时代。

义武与横海二镇的设置，让唐廷在河朔藩镇中嵌入了两枚关键的棋子。义武镇的位置极为重要，“上谷雄藩，总中山之甲兵，接蓟门之封壤”。该镇的设置缘于防御幽州镇，“宝臣与朱滔战于瓦桥，常虑滔来攻，故以孝忠为易州刺史，选精骑七千配焉，使扞幽州”。拥有易、定二州的张孝忠，其麾下精兵强将自然不在少数。然而，“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拥有较强的军马，却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可供仰赖，经济上的贫弱使得义武镇对唐廷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这种军事强而经济弱的特性，使得它能够为唐廷所用，成为唐廷控驭河朔的前哨重镇。

以往研究藩镇辖区的盈缩一般只关注到州的归属权之变更，然而唐廷在此一阶段的政区调整中甚至关注到一县乃至一栅一寨的得失。前文所述临洺县就是一个例证。此次调整也有两处值得措意。一是将幽州的博野、乐寿交于成德，“博野、乐寿，本隶瀛州……及王武俊破走朱滔，诏以博野、乐寿与成德军”。当沧州被独立出来之后，瀛州就成为幽州军南下的必经之地，也可以说是幽州与成德的要害之所。博野、乐寿“在范阳、成德间，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两城”，穆宗再失河朔之时，正是由于博野、乐寿、深州三地互为犄角，才滞缓了叛军的进攻，“与深州将牛元翼、博野李寰犄角相应。贼屡攻之，卒不能克”。德宗将此二城由朱滔之手划给王武俊，从此之后，幽州与成德之间“攻守之势易也”。

另一处是将棣州有所保留地交于成德。“武俊以败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隶之，蛤垛犹为纳戍。纳初于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谓之三汊，交田绪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为武俊患。”蛤垛“岁出盐数十万斛”，三汊则为必争之地。王武俊出兵淄青，自始至终也未获得蛤垛。得到没有蛤垛的棣州，等于是拥其州而无其经济之利。因此，王武俊屡有窥视蛤垛、三汊之志，一度遣其子“士清将兵先济于滴河”。可以说，唐廷将没有蛤垛的棣州交给王武俊激化了成德与淄青之间的矛盾。

从大历年间以降，河朔三镇之间就没有某镇成功攻陷他镇一个州的例子。河朔藩镇之间政区上的得失，已经由企图兼并对方一州或数州，转变为一城一县、一堡一栅的争夺。幽州得到了瀛州，瀛州所属的博野、乐寿两处军事重镇却划给了成德，成德占据了棣州，棣州的产盐重镇蛤垛却归淄青所有。这样一来，幽州、成德、淄青之间就有了错综的关系，这里面既有军事上的争衡，又有经济上的博弈。可以说，无论这种局面是由唐廷促成的，还是藩镇之间博弈的结果，其最终的局面就是河朔藩镇之间出现了“有利的均衡”之格局。德宗又重新开始成为一个中立的仲裁者，成德与淄青为了蛤垛、三汊屡起冲突，“德宗遣使谕旨，武俊即罢还。师古毁三汊口城，从诏旨”就是很好的说明。

三、宪宗对河朔政区的重塑

与唐廷在河朔的用人策略

纵观宪宗朝，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主要围绕德、棣二州展开。元和四年（809），成德镇节度使王士真去世，“其子副大使承宗自为留后”。宪宗准备分割出成德镇的德、棣二州，以离成德之势。“以承宗为成德军节度，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之后，由于王承宗抗命，导致唐廷兴兵成德，最终唐廷赦免了成德，并未真正割出德、棣二州。元和十三年（818），唐廷平定淮西之后，王承宗迫于压力“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加上此时拥有沧、景二州的横海节度使程权举族归朝，唐廷就将沧、景、德、棣合为一镇，以郑权为德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

德州、棣州的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德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盖制驭山东，莫便于平原也……盖川陆经途，转输津口，州在南北间，实必争之所也”，棣州“南连青、济，北接沧、瀛，左环勃海，右控平原，所以屏蔽畿甸，权衡南北也”。更为重要的是，此二州“北襟勃海，擅鱼盐之利”，加之永济渠穿过二州，使得这一区域可谓地饶俗阜。从洛阳含嘉仓出土的砖刻之中，可知德州是重要的储粮州，且德、棣二州的纺织业亦较为发达。正是基于德、棣二州地富民阜以及河朔咽喉的重要战略位置，在整个藩镇时代都是各镇必争之地。正如上文所论，德宗年间，成德镇与淄青镇的争夺主要是在德、棣二州展开。王武俊甚至一度让其嫡长子王士真为德州刺史，以备淄青。王士真之后，由王氏之婿薛昌朝经略德州，足见成德王氏对此地的重视。

至于元和四年（809）之所以要割成德镇的德、棣二州为一镇，唐廷在兴兵诏书中说得很明确，“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亲”。德、棣二州本属淄青镇所有，贞元二年（786）河朔政区调整而归成德所有。以藩镇得州先后来重塑辖区，在李师道被平定后，宪宗三分淄青也基本上是这一思路。在整个藩镇时代，为了让嵌入河朔的防御型藩镇既有防御的军事力量，又没有实力走上割据之路，唐廷一般只允许这些镇辖二州，构成“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薛昌朝的保信军只辖德、棣二州，也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在河朔及河朔周边都有着极为充分的体现。昭义镇、易定镇、义成镇和原来的横海镇皆只辖两州之地。虽说元和十三年（818）郑权管辖有四州之地的横海，然而，郑权出任节度使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就是唐廷即将兴兵淄青，一个与淄青毗邻的强大的横海镇无疑是平叛的重要棋子。横海镇将节度州由沧州迁往德州，而德州与淄青接壤，显然有利于用兵。由此观之，“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是唐廷在河朔地区又一长期坚持的制衡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亦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改变。

唐廷对河朔地区除了进行政区重塑以外，所采取的用人策略也值得关注。按照常理，唐廷欲革河朔藩镇父死子继之弊，在人事调整上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由中央派出文臣或者禁军系的武将来取代河朔固有的将校。河朔文臣化在观感上最明显之事大概便是长庆年间张弘靖主政幽州，弘靖以文章闻名，有礼部员外郎、知制诰、中书舍人的履历，是典型的文臣。事实上，以文臣取代武将是唐廷制衡河朔的一贯思路之一，早在大历三年（768）的幽州，朱希彩杀李怀仙之后，代宗就任命王缙领幽州、卢龙节度，王缙“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属于典型的工于辞藻的文臣。另一路径是用刺史去摊薄节度使的权力，从而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乌重胤曾言： “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见。盖刺史失其职，反使镇将领兵事。若刺史各得职分，又有镇兵，则节将虽有禄山、思明之奸，岂能据一州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故也。”

然而，由于河朔藩镇长期自为一体，唐廷无法将文臣化与节度使权力弱化两项用人策略在该地区长期贯彻。随着张茂昭与程怀直的举族归朝，才真正给了宪宗废除河朔故事的实践机会。细心考察就会发现，对于昭义与横海，宪宗皆以文臣化与节度使权力弱化为用人标准。

在义武镇，取代张茂昭执掌定州的是从汝州刺史任上调来的任迪简，“举进士。初为天德军使李景略判官”，进士出身的任迪简是典型的文臣节度使，而新的易州刺史是从邢州刺史任上迁转而来的阳旻。任迪简和阳旻，一个是文臣，一个是通晓河朔之事的邢州刺史，从履历上看二者之前没有过多的仕宦交集，这一文武搭配的策略，不仅有利于义武镇的治理，亦充分体现了刺史分节度使之权的用人意图。

元和十三年（818），成德献出德、棣二州，郑权从“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迁转为“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节度使”。即便韩愈笔下的郑权以一种“有文武威风”的形象出现，实际上郑氏还是更接近文臣，“登进士第，释褐泾原从事。节度使刘昌符病亟，请入觐，度军情必变，以权宽厚容众，俾主留务。及昌符上路，兵果乱。权挺身入白刃中，抗辞喻以逆顺。因杀其首乱者数人，三军畏伏”，就是很好的说明。其在唐廷也一直以工于辞令的文臣形象出现，穆宗就认为他是“器质魁伟，有词辨”。与郑权同时赴任的崔弘礼，曾做过义武军节度副使，其在义武之任上“念以河朔旧事，未可以驯致而变也，偷安受禄，未变王心”，调任棣州刺史之后，“州实临河，为朔北之射的也，无备不可以应卒，表陈其宜，论者或异”。由此观之，崔弘礼也是一位谙熟河朔之事的能臣。

从以上两例可见，宪宗对于义武镇与德棣二州的人事安排有着惊人的相似。义武镇节度使任迪简与德棣节度使郑权皆为进士出身，仕宦经历从未涉足过河朔；而义武镇辖下的易州刺史阳旻与德棣镇所属的棣州刺史崔弘礼都有供职河朔的履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任迪简与阳旻，还是郑权与崔弘礼，他们之前都没有仕宦经历上的交集。节度使文臣化且来自河朔之外，既有利于唐廷的管控从而减少父死子继的可能，又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两镇与河朔节度使胶固联合之虞。属州刺史与节度使没有仕宦交集，则便于刺史分节度使之权，改变“以夺刺史、县令之职，自作威福”的政治格局。作为副手的属州刺史具有充分的河朔履历，又使得该镇在处置河朔事宜上不至过于生疏。外镇文官节度使加河朔出身的属州刺史，这种人事搭配在防范藩镇走分茅之路一事上可以说臻于完美。

关于刺史文臣化以及节度使权力弱化在横海的实施，李宗奭一案与王稷之死可再供观察。“斩前沧州刺史李宗奭于独柳树。朝廷初除郑权沧州，宗奭拒诏不受代，既而为三军所逐，乃入朝，故诛之。”这是宪宗平藩时期对叛臣的最严苛之举，唐廷将李宗奭与刘辟、李锜、吴元济等藩帅同等对待实在令人费解。实际上，后来宪宗也认识到对李宗奭的处置有些过分，认为“李宗奭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当宪宗将李宗奭的妻女放出掖庭，李翱的“圣明宽恕，亿兆欣感”之言也代表了廷臣在李宗奭一案上的立场。那么宪宗当初为何要斩李宗奭？表面上看是李宗奭损害了唐廷的权威，其实更重要的是他让宪宗意欲用文臣取代武将的河朔用人策略遇阻。

王稷乃河东节度使王锷之子，因为河东与河朔相邻，若说王稷与阳旻、崔弘礼一样通晓河朔之事则十分可能。长庆年间，在唐廷任命李全略为德州刺史、德棣等州节度使的同时，用王稷出任棣州刺史分割李全略的权力。这一点与宪宗任命阳旻、崔弘礼的理念颇为一致。而当李全略进驻沧州后，唐廷又将王稷从棣州调往德州出任刺史。可以说，在制衡李全略不使其独大这个层面上，王稷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后李全略寻找机会谋杀了王稷，其公开的理由虽是“利其货而图之”，然结合李全略“阴结军士，潜为久计，外示忠顺，内畜奸谋”来考察，意欲在藩镇内实现父死子继的李全略此举更是在对抗唐廷用属州刺史分割节度使权力的用人策略。

所以说，横海辖区的变动的确体现了“朝廷借横海牵制河北的政治意图”，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唐廷在横海一镇将整个藩镇时代能够预防河朔故事的用人策略全都实践过，诸如节度使文臣化、刺史分割节度使权力以及杜叔良取代乌重胤所体现的节度使出自禁军系等等。李宗奭、王稷的政治悲剧，表面上源自权与利的纷争，而内在却源于唐廷在河朔之地政治规范的重构以及节度使对这种重构的反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博弈，不允许横海像河朔三镇一样实行父死子继无疑是唐廷的政治底线，后来李全略妄图让其子李同捷袭位而最终身首异处就是明证。

结 语

广德年间以降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虽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语境，然而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既不允许某位节度使坐大，又要能很好地控制河朔旧地，从而确保唐廷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首先，从总体上而言，每次政区调整，唐廷都是以惩治祸首并遏制某镇独大为主要方针，广德年间主要是削弱幽州，大历年间则是意图控制魏博。

其次，唐廷一直试图在河朔藩镇角力中实现“非零和博弈”，即在共同受益的前提下，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之局面。比如：将瀛州划给幽州，瀛州的博野、乐寿却割给成德；将棣州交于成德的同时，又让淄青继续保留蛤垛的所有权。当然，作为主导方，唐廷在每次重新分配的过程中都有着隐性的获益，比如将洺州交予魏博的同时让中央控制临洺即属一例。

再次，从河朔藩镇的地缘层面而论，唐廷一直试图通过政区调整实现河朔强藩互不相邻的目标。我们发现，从广德年间河朔三镇互相毗邻，到大历年间成德获得沧州之后，魏博和幽州就被成德阻断；长庆年间，穆宗试图让幽州的瀛、莫二州自为一镇，配合义武、横海的独立，让幽州与成德再也没有连接之处。河朔强藩在地理上互不相邻，增大了他们合兵抗击中央的难度。

最后，在对河朔的人事策略上，唐廷一贯的思路就是节度使文臣化、节度使出自禁军系以及刺史分节度使之权。代宗年间王缙剖符幽州，宪宗朝义武、横海节度使的任命都是这一思路的明确体现。

当然，唐廷虽为主导方，但并不意味着河朔藩镇就彻底沦为被动方。田承嗣对相州、汴州的干预以及李全略袭杀王稷都体现了河朔藩镇对唐廷策略的主动回应。唐廷与河朔藩帅正是在这场持续的博弈中渐渐摸清了对方的政治底线，双方逐渐开始形成默契。长庆年间以后，唐廷开始实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有选择性地在河朔三镇内部承认父死子继。当泽潞镇意欲仿效河朔故事，武宗下达给成德与魏博的诏书明确谕示： “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唐廷对河朔三镇父死子继的承认使得双方之间最根本的矛盾得以化解，唐廷与河朔由敌对状态彻底步入共生状态，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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