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套后的中兴，还能走多远

作者：黄莺

3月22日，历经五年的中兴通讯终于“解套”了，对于通信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五年时间足够改变一家公司的生死。

通信行业依赖技术押宝和前瞻布局的特性，使得掉队者会像北电网络、朗讯和阿尔卡特一样，稍有闪失就会被淘汰出局。这些企业在弥留之际唯一能够证明其强大过的或许只剩专利资产了。

如果不是华为被美国接连制裁，可能下一个倒下的或许就是过去两年在“疯狂专利变现”的诺基亚。

所以，中兴这几年掉没掉队，还能走多远？外表上似乎很难看出来。

因为从营收数据上来看，从2016-2017年都是维持在1000亿出头的水平，之后略微下滑到800-900多亿，然后又恢复到1000多亿，直到2021年全年是1145亿，净利润68亿，双创新高。

仅看财报似乎还算健康，但是要在通信行业看一家企业能走多远，专利一定会是个好指标。

在2018年之前，中兴从2010年首次闯入国际PCT专利申请全球TOP 3的位置后，一直到2017年全部保持在年度TOP 3之列，其中2011-2012年和2016年这三年，甚至拿下了全球PCT申请量第一的位置。

但是从2018年一下退到第5名，到2019年更是直接跌成了18线小明星，2020和2021年也只维持在第16和第14名。

   中兴历年PCT专利申请与主要企业对比 

至少说明了在面向未来8-10年的技术竞赛中，中兴估计已经很难冲击第一阵营了。

不光是不进则退这么简单。

与同样2017年遭受制裁的华为相比，中兴和华为可以说走出了一波截然相反的路子。

华为在2017年被制裁之后，不仅PCT专利申请没降低，更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幅增长，甚至2021年达到“恐怖”的6952件。

或许也正是看到华为跑的太快了，近两年，高通、三星、LG，甚至日本的三菱电机，都有要追赶的意味，PCT申请量都出现了抬头上升的趋势。高通甚至在2021年一度要达到4000件的水平，较上一年的2173件几乎要翻倍了。

从这些数据上，基本可以看到后5G时代，甚至未来6G，谁会在第一阵营竞争了。

因为，通信行业的话语权，严重依赖“专利实力”来说话。

这一点，在一百年前，贝尔发明电话的那一刻起，所掀起的专利、垄断和诉讼，就决定了通信行业的百年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专利发展史。详见新书《亚历山大·贝尔的专利战——电话发明与美国专利法变革》。

因此，在专利上已然开始掉队的中兴，短期内可能并不会反映到业绩上，但是从长期竞争来看，能否重新站起来，继续作为通信产业重要的一极，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

更为关键的是，中兴在上一个专利投资周期所构建的专利储备优势还没有完全货币化。

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4·26前夕，仲量梁行发布报告显示，中兴专利技术价值超450亿元。随后，中兴在国内开始了维权之路。但是，一年时间过去，并没有听到中兴有大型专利许可交易的公告发布。

最近的消息则是，2021年9月，中兴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就其所持有的4G LTE标准必要专利全球专利组合，确定符合FRAND原则全球许可费率。该案在2021年11月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之中。

也就是中兴的专利货币化之路，似乎只有在法院裁决许可费率的情况下，才能走的更顺一些。这种并未像其他同行那样，对外官宣4G/5G许可费率去收费，而是通过法院背书的方式。这或许也透露出中国专利维权和货币化环境的些许无奈。

实际上，在2010-2017年，中兴保持在PCT申请全球TOP 3时，其专利储备还是可以的。这一点在之前也将其与华为在2014年时的数据进行了对比，那时二者在专利上还不相上下。

   PRIP Research  

只是随后，二者的专利货币化之路，就像PCT申请一样，出现了岔路。

华为将专利许可主要聚焦在国外，应该疑似已经与苹果达成了专利许可，并且每年4-5亿美元的专利许可收入也能弥补一些专利申请和维护的成本。

但是中兴并未传出有大型的许可交易，包括许可金额，目前已知其在国内开始专利收费的模式似乎也很难一时半会儿有很好的进展。而专利无法快速实现货币化，之前的专利投资和维护一直靠企业输血的话，是否也会变成近两年PCT专利申请下滑的主要因素？

或许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在中兴身上，或许能看到专利投入是需要专利许可营收补偿的这个道理的。

当然，“专利许可费支持研发持续开展”一直以来都是专利权人的一个征收专利费的最大借口，似乎收不到专利费，研发就无法维继了。

对此，苹果曾经明确指出，这就是权利人收费的借口，并以苹果自己为例，并没有因为不收专利费而停止研发，而且苹果的研发一直都是业内公认的强悍，也使得苹果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超过3万美元的企业。

孰是孰非，也许会一直争论下去。

但是，中兴开启国内专利收费这个事儿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关系到中兴自身企业经营和专利战略的需要。更像是一把尖刀，在撕开中国专利保护制度的“口子”：当过去一眼望去全是专利实施者的中国，突然有人站出来开始以专利权人的姿态开始要收费了，到底以什么样一个姿态去面对？

如果连中兴、华为这种已经按照国际化思维储备专利数十年的企业都不能在中国实现专利的货币化，那么中国已经轰轰烈烈开展数年的专利运营政策激励中，到底能有几个是真正的货币化案例？

所以，中兴在标准必要专利SEP的开路之举是今年最低调、但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信号，甚至要比今年OPPO/vivo反对诺基亚不合理收费的事件还值得关注。对于这一点，国外的SEP专家也有同感，今天我看的David Cohen对Eric Stasik的采访中（两位SEP业内人士曾在诺基亚和爱立信具有丰富的许可经验，并成为业内少有的意见人士），后者也提到了对于中兴案的关注，不亚于对苹果和爱立信案的关注度。

这实际也表明了，中国已经处于一个从被收许可费的角色向已经有人开始向外收许可费的角色转变。之所以会引起外国的关注度，主要也是在于看中国政府、法院到底以怎样一个态度对面对这种截然相反变化。

因为可以预见，中兴是第一个在国内开路的，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已经囤积了大量专利的华为、京东方、TCL，这些企业的专利运营思想足够开放，一定也会跟着中兴案的结果在国内跃跃欲试的。

当这个车轮滚动起来，专利变成财富的故事才会真正吸引更多的人重视专利、重视专利质量和价值，使得雪球越滚越大，中国在全球专利许可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会越来越强。

那时，当中国的专利保护由单极向多极转变后，对中国的创新是好是坏，就需要看决策者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