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任正非《专利许可业务汇报》会议纪要的几点心得（上）：低许可费，失败成本

作者：吴征

4月6日下午，华为心声社区公开了知识产权部向任正非进行专利许可业务汇报的纪要。看完这个对外公开版后，身边大部分知识产权从业者的评论是正面和积极的，认为华为在知识产权近二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而且会议纪要也展现了华为当下站在全球知识产权行业制高点的一些思考，引人深思和值得关注。

但是，在喝完“鸡汤”之后，我们也要深入品味，华为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发声，要向社会传递一种什么信号，希望达成怎样的目的。

以下就来简单就会议纪要的内容，分享下心得，当然评论也未必准确，仅供抛砖引玉之用。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次“专利许可”业务汇报。

中国较大一点的企业知识产权部门往往按照专利业务类型分类，像有申请部、诉讼部、许可部等，更大一些的甚至还有负责政策或对外关系的部门或是专员。

华为知识产权部此次以“专利许可”业务作为汇报核心，也就意味着专利许可已经成为华为知识产权业务的绝对核心了。

因为与申请、诉讼等资金支出型的业务相比，许可是唯一能实现正向营收的。这对于华为这种全球专利已经累积超过11万的企业来说，通过许可实现所谓的研发投入的合理回报，或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

实际上，华为的专利许可业务在近年来已经按照国际化的模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说是中国最成功的专利运营典范：不仅在去年3月16日高调官宣5G技术的专利许可费率不高于2.5美元，更是在随后的一季度财报中，公布了6亿美元的许可费收入。而这基本上完成了华为制定的2019-2021年许可费收入在12-13亿美元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由任正非签署会议纪要的模式向外传递华为的专利许可理念，或许意味着华为在专利许可上或将有更大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是什么？在这份会议纪要的正文中，可以管窥蠡测一些。

从整体来看，这份会议纪要由四个标题分成了四部分，主要说了几件事情：一是专利制度要求合理回报，华为应该注意树立合理收费的创新者形象，提出了华为专利许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和调整方向；二是鼓励知识产权部门的人要通过专利来赋能研发，培养和锻炼一批“高僧”；三是在专利许可之外，拓展非专利的技术许可（技术秘密转让货币化）之路；四是华为要坚定的走法定标准和事实标准之路，享受标准带来的红利，知识产权工作应该如何思考符合赋能这一目标。

总结一下，这份纪要看似不长，但是内容涵盖非常丰富，把华为知识产权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都描绘清楚了，而且包括了华为一直非常重视的人才培养的理念，最重要的是制定了华为知识产权的工作基调，从我的理解来看，就是会更加偏向西方企业的专利许可经营风格。这种模式到底好不好，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我也赞同，但是我还是会从其中几点逐一做一些辩证的思考。

第一部分有几个观点值得探讨，但篇幅原因，本文先就两点看一下。

观点一：

“专利收费不能为了收费而收费；也不能要得太低，要得低了，就遏制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没人愿意再投入研发了，会形成我们的事实垄断，也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

这句话的前半句透露了华为专利许可未来费率的一个基调，我读懂了。但是后面推导出“专利收费低，……，就遏制创新，没人愿意再投入研发，会形成事实垄断”，就会让人觉得这个因果关系要思考很久，直到现在我也没看懂这个逻辑关系。 

首先这句话给人的基本一个共识就是华为透露出的信息是：华为要强化收专利许可费，而且这个费率可能不低。

但，到底多低才算低？

我猜测有两层意思：一是针对华为去年推出的5G许可费率不超过2.5美元，有可能会认为是低了；二是针对华为即将推出的其它业务领域或是参与组织的费率制定上，可能会设定一个高费率。

先来说说华为的2.5美元。

我们已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华为去年设定的5G费率2.5美元，就像打开了这个行业的“潘多拉之盒”，之所以这么形容，主要是因为通信行业的专利费率设定标准中严重依赖于“可比费率”的计算模式。

当在先推出5G费率的爱立信、高通和诺基亚都设的比华为高，而且这些国外企业的5G SEP专利还没华为多时，就会在行业内的实施人阵营中引发出一种“心里不平衡”的状态，于是反映在与权利人阵营的许可谈判中，这个理由就会成为其中谈判谈不拢的一点。

这种“相对低”到底有多低，列表粗略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

制作：企业专利观察

如果以平均每个专利家族的费率为基准的话，诺基亚约是其1.8倍，爱立信是其3.6-7.2倍，高通甚至是其6-10倍。

而这种“低"很容易被实施人（被许可方）利用，用来反击高通、爱立信和诺基亚的“高收费”。

所以，现在爱立信遇到苹果的顽强抵制，诺基亚遇到OPPO的坚决抵制，间接原因中或许离不开华为的这个“相对较低”的费率参照物，而且照此趋势，在未来高通与苹果续约时，预测依然会遭遇苹果同样理由的抵制。

所以之前我们专门就这一问题写过一篇“二桃杀三士”的文章，虽然在形容上似乎粗暴了一些，但是话糙理不糙。

另一种间接影响则更难处理。

就是以这几家西方企业为主的权利人在向各自政府游说，并向中国施压，在欧盟向WTO第二次投诉中国有关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也同天刊文，道出了欧盟投诉的真相，认为“中国设定智能手机技术许可费率的‘权利争夺’”，由此导致了数十亿欧元的损失。当然，这个事件的背景可能是由OPPO反对诺基亚高收费而引出，但是背后的逻辑却是欧洲认为整个中国企业都在试图做着贬低其SEP专利价值，压低许可费率的事情。

不仅是欧洲，美国国内对于FRAND政策调整，司法部出台2021年政策声明的评论中，本是自己内部事务，其中却夹杂了很多认为这个政策调整会使中国在标准必要专利上受益的反对声音，中国无故的躺枪，实际上也印证了标准必要专利SEP及其费率这一问题国际矛盾的尖锐性。

清楚以上背景后，再来看华为纪要中的“也不能要的太低了”这句话的背后深意，或许就会更清晰一些。

我更相信这是华为在重新思考如何修正由专利费率问题所引发的国际关系的举措，而非是其后面描述的“要得低了，就遏制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没人愿意再投入研发了，会形成我们的事实垄断”这样的逻辑。

这也是我为何说一开始读不懂的原因，因为专利费率高低和整个社会创新，是否愿意研发根本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连苹果自己都说了，他不收专利费和依靠专利费来反哺创新投入，依然不影响其作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同样，特斯拉也是，专利都开源了，SpaceX除了星链外，连专利都不申请，马斯克的企业都是弱专利型的，宁可不断给骚扰他的NPE缴费，也并没有影响马斯克创新的步伐，和世人对马斯克创新性形象的认识。

所以，专利费率和创新之间关联的故事版本有很多种，华为说的只是靠近了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这一众长期以来都是站在权利人角度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有没有道理？

我觉的还是有道理的，毕竟专利制度在美国发展了几百年锤炼过来的，美国也正是因为有相关的产权保护制度，在创新上才迅速超过了欧洲，引领了世界几次重大的工业革命。但是随后美国专利的发展过度和金融业结合，使得“脱实向虚”的问题愈发严重，专利货币化就是最明显的表现。

高专利费到底对创新是激励还是抑制，这在西方社会也是一直在争吵之中。

专利费的高低不仅仅是影响创新投入这么简单，这是一个传导链。甚至过高的专利费会对终端消费者产生影响，从而触发反垄断执法，所以这也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一直在监控这一问题，试图在创新、消费者利益和保护中小企业平衡时的一个关键问题。

所以，华为的这种认为要的低的许可费，就会遏制创新，没人再投入研发，会形成事实垄断的结论，要去辩证的看。不宜人云亦云。

实际上，华为在纪要中也提到了自己是一家以“产品营收”为主的公司，就像苹果和特斯拉一样。

而专利制度在设计上，实际是赋予了专利权人的一种排他权，应该可以让这类公司通过产品一定时期内的高定价，获得研发的回报，这也是苹果和特斯拉等公司的模式，也就是以产品为中心，通过更好的产品和占有率获得的收入来反哺研发，而并非仅通过专利许可费来支持研发。

但是华为纪要中对此避而不谈，实际上还是描述着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一派擅长讲故事的方式。不能说不对，但是需要有更多维度的思考，才能还原事务的本质。当然，如果把华为对提高费率的表态当作缓和国际关系的举措，那后续的理由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

这一点，西方媒体也很快就对华为的表态做出的反应。如IAM以最快的速度，当天就对华为纪要的内容做出了报道，重点就华为在平衡费率上的表态进行了报道。实际上，这更像是权利人阵营庆祝胜利的呼声。

来源：IAM

观点二：

“投入研发的人，都期望收入比投入要多一点，投入研发必然有很多失败，失败的费用也要包含在成本里，这样大家才会愿意持续投入深度研发，形成正循环。”

这个观点，乍一看，很有道理，实际上也是高通和制药巨头们经常讲的故事。但故事就这一个版本么？

显然并不是。

所谓研发投入失败的成本，实际上是制药巨头最擅长用专利维持高药价的一种“借口”。例如下面提到的华盛顿邮报文章中就提到：

强生公司的报告认为，一种药物的成本不仅应反映与该药物相关的研究成本，而且还应包括“研发失败的候选药物”的费用。该公司认为，“制药公司和科学界的其他成员可以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以改进研究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者应该为这些失败付出代价。报告的方法概括了制药业如何为药品的高价格辩护的。

美国社会普通民众对于高启的专利药，已经苦不堪言，虽然历届总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医疗改革措施，但是制药巨头在美国政策上的影响力，似乎更大。

但，美国社会并没有停止对这种“故事”的批判，去年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上就旗帜鲜明的用标题“专利从来都不是奖励研发失败”的批评美国的专利制度已经被破坏。

其中，作者Robin Feldman在文章最后的灵魂拷问，颇值得回味：

为什么我们想要一个专利制度，让效率较低的人——一路上失败更多的人——得到更大的回报？

如果仔细读了她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个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专利应该激励成功。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鼓励发明者创造和分享成功的创新，以换取在有限时间内将他人排除在市场之外的权利。然而今天专利法并不是这样运作的。相反，我们面临着激励失败的风险。法院、国会和董事会正在推进一种简单的逻辑，这一逻辑改变了专利制度。其后果体现在制药行业，该行业利用成功药物的专利作为工具，以弥补公司因其他研究不成功而蒙受的损失。更糟糕的是，专利已经成为一种在市场上获得长期垄断的方式，这种垄断远远超出了药物本身的范围。

事实上，在1790年至1865年期间，没有一个专利法或法院案例说明或甚至表明专利授予是为了补偿专利权人开发一项失败的（即从未获得专利的）发明的费用。事实上，除了有限的例外情况外，早期专利法甚至没有建议专利应补偿开发专利的成本。

2006年，当“医疗现代化法案”生效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为处方药提供了全面的医疗保险。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安全，制药公司开始提高现有和新药物的价格。为了证明不断飙升的价格点是合理的，企业需要一种方法来使它们的高利润率合法化。补偿失败的药物（这个借口）——那些没有上市的药物——符合要求。

乍一看，确保回报包括失败的代价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毕竟，如果一个人想让发明家投资于新的研究，那么回报难道不应该足够大来弥补失败的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所带来的痛苦吗？

然而，尽管这一概念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允许专利制度补偿失败的代价，会产生一种反常的影响，尤其是当工业界利用专利制度游说扩大专利保护的时候。争论已经变成：我们需要更多地推迟竞争，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取更多的费用来弥补过去的失败。但这扭曲了专利的目的：鼓励公司取得成功，并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如果专利奖励失败，那么一家公司失败的次数越多，当他们成功的时候，垄断的时间就越长，范围也就越广。但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一种专利制度是在当他们较少成功的时候给予他们更多的奖励呢？

鉴于过去十年制药业的历史性转变，激励失败尤其成问题。面对停滞不前的研究成果，该行业已转向外包创新。

想想吉列的丙型肝炎治疗药物，Sovaldi。该公司仅在销售的第一年就收回了开发药物的成本。五年后，该公司从这种药物的销售中获得了超过580亿美元的收益，这是它从一开始就获得这种药物的5倍多。默克的免疫治疗药物Keytruda，仅在2020年，这种药物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40亿美元，没有下降的迹象。“福布斯”估计Keytruda的价值为2,000亿美元，与3亿美元的投入价格相差甚远。

与制药行业高失败率不同，通信行业的研发失败率显然没有那么高，而且投资具有连续性。

华为董事长胡厚昆崑在2019年上海MWC的演讲中表示，2009-2019年的十年间，华为在5G研发投入达40亿美元。华为企业沟通部副总裁宋凯在2019年的一次发布会上进一步提到，华为40亿美元的5G研发投资超过了欧美主要设备商在5G研发投资的总和。

来源：互联网

如果华为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话，那就可以大致估测一下世界主要厂商研发5G的研发投入，可能在2009-2019年之间会是百亿美元的规模，有可能会更高，但是数量级应该是准确的。

那按照过去三年，高通、爱立信、诺基亚和华为的专利许可收入来看，四家总的专利许可收入是256亿美元。虽然这些许可收入主要是3G/4G为主，但是不影响对5G未来许可收入的判断。也就是说5G技术研发十年上百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可能按照现有的专利许可模式，在未来几年之内各家就可以收回研发投入。而5G技术许可周期获可能长达十年的周期，也使得剩余时间将成为像制药行业一样的“躺赚”。这也是为何美国一直试图要用“专利金本位”的思路占领全球标准技术的重要原因。

四家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许可收入对比

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为纪要中所提的“投入研发的人，都期望收入比投入要多一点，投入研发必然有很多失败，失败的费用也要包含在成本里，这样大家才会愿意持续投入深度研发，形成正循环”的这种说法为何只能算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在真实的专利许可场景中很难普遍实现。

首先，要清楚当前全球专利许可市场的容量大概有多少？行业普遍认为高通、爱立信和诺基亚等拿到了这一行业专利许可费的绝大部分。但是看看上面的图表，这几家撑死也就百亿美元的规模，即使在此基础上扩大十倍，假设全球专利许可市场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

那再看看每年全球研发投入的资金数量是多少？

去年欧盟发布了《2021年欧盟工业研发投入记分牌》数据显示，入榜的2500家公司总的研发投入是9089亿欧元，这些企业占到全球研发投入的90%。也就是说，全球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每年大约是1万亿欧元（约1.2万亿美元）。

即使按照每年能收1000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来计算，也只占R&D投入的8%，更何况目前仅有百亿美元的规模，这也是用事实粉碎了“都期望收入比投入要多一点”的幻想，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幻想也只能在少数权利人的专利许可中来实现，也就不能代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而这些少数权利人中，根据上述计算，确实是能够实现期望收入比投入多的。

于是就出现了阶级、矛盾和纠纷。

上篇总结

整体来看，这篇纪要本质上是要为华为重新思考专利费率制定做的背书，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既华为尊重知识产权，尊重知识产权许可规则，要形成一个创新者的形象，理由是低费率可能会破坏这种创新者的形象。

总之，在华为试图改变低收费策略的同时，实际上也自动将将其与高通、诺基亚和爱立信等权利人阵营的主张捆绑到了一起，即使所讲的“故事”，也都是权利人阵营经常用来游说的理由。而这些故事是否需要辩证的去看，普通老板姓是看不懂的，反而会觉得很有道理，实际上其背后却是夹杂了美国几百年专利发展史的方方面面。

我们不应全盘否定，但也不宜一股脑全盘吸收。

因为无论从国家制度、产业形态、技术优势、金融市场还是专利经验相比，我们都还太年轻。但是中国一定要有制度自信，结合中国的产业形态，在全球专利许可规则中走出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既要吸收西方专利制度中的精华，也要摒弃其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在专利费率上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但是到底多少合适，是需要不断摸索的。

华为恰恰就是最先开始摸索的中国企业。

“独乐乐，不如众乐”，在专利许可费规则上，我一直坚持中国需要有更多的像华为一样的权利人站出来，甚至是被许可方的实施人也能站出来，通过不只一家中国企业，而是一批中国企业，在世界专利许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用坚实有力的证据、说理和高僧去不断探索与西方融合和相互认同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