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秋武谈《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和语言学研究

马秋武，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语言学系访问学者；《韵律语法研究》主编之一，《当代语言学》《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刊物编委；第六届国际韵律大会主席，全国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理事长；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译著25部。

《词库音系学的声调》译者前言

马秋武

《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一书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语言学系道格拉斯·蒲立本（Douglas Pulleyblank）教授在他所撰写的MIT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蒲立本是著名语言学家，早年师从莫里斯·哈勒（Morris Halle）教授，1983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多年以来，他与戴安娜·阿钱格里（Diana Archangeli）教授合作，已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两人于1994年合作出版的《根据音系学》（Grounded Phonology）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根据音系学的理论原则和主张，提出组合赋值、根据理论和规则理论三大模块所构成的完整的音系理论体系，并具体阐释了以语音为根据的音系分析与应用。毫无疑问，这是推动音系学理论发展的一部力作。近年来，以语音为基础的音系学研究成果不断，已成为音系学领域中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继《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之后语音与音系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和典范。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很多人都知道蒲立本教授，但要注意，我国学者所熟知的大多是爱德温·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教授，他是道格拉斯·蒲立本的叔叔，也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工作。叔侄二人都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但两人的研究志趣不同，大蒲立本（即爱德温·蒲立本）是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在汉语音韵学领域多有建树；小蒲立本（即道格拉斯·蒲立本）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是音系学博士，主要从事非洲语言的语言学研究，在生成音系学领域已有诸多建树。

一

汉语是声调语言，声调理所当然是汉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我是从事语言学特别是音系学研究的，多年来一直关注汉语声调语调等方面的问题，并且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撰写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但对汉语音系研究的成果仍然不很满意，究其原因是汉语音系研究似乎流于表面，不够深入。近年来，优选论已成为音系学研究的主流理论。但在我国，我们在应用优选论分析连读变调时，其制约条件等级排列模式基本上是：右／左调忠实性制约条件》声调标记性制约条件》声调忠实性制约条件。在这一制约条件等级体系中，变化的主要是声调标记性制约条件，即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声调标记性制约条件而已。给人的感觉似乎连读变调的分析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类型变化。这让我们又想起以往经典生成音系学理论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模式和分析方法，希望从中获得一些灵感和启示。

在生成音系学理论中，语音与音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模块。上世纪70年代之后，词库音系学又将音系部分分成了词库音系部分和后词库的音系部分。换言之，整个语音处理过程是，词库音系在先，后词库音系在后，其后是语音部分。在第一个阶段中，形态与语音之间有层次地发生交互作用，把音系与形态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词（而非语素）输出给句法部分；经过句法部分的处理后，后词库音系对生成的短语或句子进行音系处理，而后将音系处理的结果输出给语音部分；语音部分再对其进行处理，产生实际的表层语音形式。这是整个语音研究背后的理论框架，我们的汉语语音研究也应该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展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很多研究不仅不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而且对语音与音系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多误读和误解。我曾撰文对语音与音系的界面问题进行阐释（马秋武2013），其目的即想说明不要把现代语言学中所称的“语音与音系之间的融合”理解为语音学家与音系学家之间的亲密合作，而应把它理解为语言学理论框架内的一种理论安排。

看看汉语声调等方面的研究，就会发现汉语声调研究大多都集中声调的表征和联结上，至于声调规则的归属研究却很少，因此我们很难找到层面归属清晰的汉语声调研究成果。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意识。这也是我一直要求读我博士的学生都要认认真真地读一些具有重要代表性的音系学理论著作的原因。道格拉斯·蒲立本的这部《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一书便是其中之一，它在分析非洲声调语言的声调变化时，较为清晰地指出哪些规则是词库内的，哪些是后词库的，哪些是语音规则。因此，我将它列为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英语音系》的翻译与研究”（18BYY029）阶段性翻译研究成果之一。

二

我们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缺乏现代语言学理论意识，还表现在语言研究的方式和视角上。众所周知，语言学是要解决语言问题的，那么什么是语言问题？我们从何种角度去看待和研究语言问题？

显而易见，语言问题是存在于某个或某些语言里的语言问题，当然也有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里的语言问题，即任何语言都有的语言问题。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里所存在的语言问题，当然不是部分语言问题而是语言里存在的所有语言问题。如果某个语言问题是语言学最为关注的一个语言问题，而这个语言问题又不存在于我们所关注的汉语里，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不会或很难理解语言学理论因此问题所产生的理论变化与变迁。阿克玛吉安等（Akmajian et al. 2001）曾明确指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描写和说明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描写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来解释人类大脑的语言机制。既然是人类大脑的语言机制，那么就一定是人类语言中存在的所有语言问题。当然，这也是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差别所在。现代语言学的目的就在于阐释和揭示人类大脑中带有共性的语言运行机制。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语言问题：一种可称之为语言研究，即只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语言所做的研究。我们国内的学者多是采用这种方式，即以研究汉语为核心的语言研究。另一种可称之为语言学研究，即针对语言学理论遇到的语言问题所展开的研究与探索。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构建与发展语言学理论，分析和揭示语言学的普遍规律，即乔姆斯基（Chomsky 1965）所说的“追求语言学理论解释上的充分性。”

显然，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有所不同，语言学研究是以创建和发展语言学理论或解释语言现象的原则和方法为目标。当然，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常常也会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所持有的理念和研究的目标上。我们知道，结构主义音位学虽有很多重要发现，但上世纪50—60年代学者们发现音位概念存在很多问题，它既不具体也不抽象，而只是音系推导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因而遭到摈弃。70年代后，生成音系学理论发展迅猛，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因其存在两大理论缺陷（共谋问题和重复问题）而被优选论取而代之。

共谋问题（conspiracy problem）是基斯伯思（Kissberth 1970）在研究亚韦尔玛尼语（Yawelmani）时提出来的。亚韦尔玛尼语是一种已死亡的印第安语，在该语言里存在着删音、增音等多种音系音变过程，但这些音系音变过程都旨在确保把表层最大音节形式限定在CVC上。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音系音变过程都受到表层某种形式的制约或限定。基斯伯思（Kissberth 1970）把这一现象称为“共谋现象”。我们如果不研究这种语言，而只研究诸如汉语等个别语言，那么就不会知道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也不会有创建诸如优选理论的动机或想法。只关注汉语的语言研究，不会知道亚韦尔玛尼语里的共谋现象，当然也不会或很难理解优选论产生的背后原因或动因。如果我们只关注汉语里的问题，不关注其他语言里的问题，这样长期发展下去，那么就有可能会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相脱节。同样的道理，西方学者在其构建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中，也应当关注汉语中的语言现象，应该说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但无论怎样，具有现代语言学理论意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现在，我们很多院校都在积极创立语言学专业、创建语言学系或院，语言学专业或系就应该传授和推动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去思考和研究语言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所创立的语言学专业以及所创建的语言学系或院，多是以研究汉语为主的，很少超越汉语，学习或研究汉语以外语言里的语言问题，真正做到凡是汉语里有的问题，我们关注，凡是汉语里没有但其他语言里有的问题，我们也同样关注。一定不要把语言学系办成只研究汉语的语言专业。

音系学、句法学、（形式）语义学是语言学专业的三个核心领域，关注这三个核心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脉络，理所当然是语言学专业教学的重点所在。我们语言学专业的教学是不是应当以此为主，推进语言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要知道：设立语言学专业、创建语言学系，并非难事，而真正难的事是：怎样以国际上公认的语言学专业模式办语言学专业、建语言学系。所以，一定不要把语言学专业或系办成汉语言学专业或系，那样就失去了设立语言学专业、创办语言学系的意义。

三

《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是以研究非洲语言的声调问题为核心的，该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我们知道，自主音段音系学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在80年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本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撰写出版的，所涉及的理论是自主音段音系学、词库音系学和不充分赋值理论。

在自主音段音系学方面，本书对平面与联结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澄清，指出线的联结一定是在同一个平面内发生的，跨平面之间的联结线很难发生交叉，因而不会受到联结规约的限制。蒲立本从空间视角对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提出的联结线规约问题进行审视，提出了联结线的平面观。

自主音段音系学提出了三条普遍性联结规约。蒲立本明确指出：除了声调从哪个元音开始联结之外，是否允许声调延展也是因语言不同而不同的。有的语言完全不允许声调延展，而有的语言仅允许延展到相邻的一个载调单位上，还有的语言里允许声调延展到所有的载调单位上。他（Pulleyblank 1986: 1）认为自动延展不具有普遍性，不应把它纳入普遍性的联结规约之中，而应交由特定语言的音系规则来实现。据此，他提出了限定性更强的联结规约和合格条件。

a. 联结规约：将声调序列从左往右、一对一地映射到载调单位序列上。

b. 合格条件：联结线不交叉。

后来的研究还发现，在某些语言里甚至未联结声调与未联结元音的一对联结也不具有普遍性。另外还有证据表明，联结方式也不全是从左往右也有从右往左的（Odden 1995: 456—460）。这样一来，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的核心原则——合格条件的内容只剩下了一条：“联结线不交叉”。显然，这并不是针对音系音变内容的约束，而仅仅是对联结线形式上的一种限制而已。

很显然，蒲立本的研究深入具体，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理论性，这对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词库音系学方面，蒲立本最先用表格形式列出了划分词库音系规则与后词库音系规则的重要属性。这种方法清晰明了、易于掌握，而后常被引用（如Gussenhoven and Jacobs 1998/2017: 112），为人所熟知。更为重要的是，蒲立本将自主音段音系学与词库音系学、不充分赋值理论相结合，具体分析了非洲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语言音系，指出如何设定底层形式、哪些规则属词库规则、哪些规则属后词库或语音部分，可以说建立了一种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这一点，正是我们汉语音系研究所需要学习的地方。

四

翻译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是外语专业毕业的，做些翻译工作，也很自然，毕竟翻译不是一门纯学科，而只是一门综合性技能型专业。众所周知，在翻译上有成就的大学者，很多都不是原本学翻译毕业的。所以，只学翻译，是很难做成大事的。因为译哪些东西，则可能涉及某个专属学科领域，如文学、历史、语言学等。我不赞同现在某些人提出来的所谓“翻译学”的说法，因为翻译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很多所谓的翻译理论，多是译者的一些翻译亲身体验或经验、感触性口号或主观性结论，缺乏理论的体系性、过程的可操作性和理论建构的客观性。

学科一定是有理论的，它强调学科理论知识的体系性和完整性，学科型专业教育一定是以培养具有原创精神和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为目标，以传授学科专业理论知识体系为核心的学术创新型学位教育。翻译不是原创性的，而是一种综合性技能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教育则是一种以特定职业为导向、以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技能为核心，多学科专业知识支撑的行业内专业应用型学位教育。现在，国家很重视应用型专业学位教育，增设了些专业型学位，翻译便是其中之一。但究竟怎么才能办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起码不应该像搞学术型学位那样办专业型学位教育。在这一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学翻译的学生是真的翻不好专业性学术专著的。这也是我现在常常需要自己动手做翻译的一个原因。

我一向热衷于音系学理论及应用研究，特别希望能为我国的汉语音系研究做些贡献，但近年来却把主要精力花在音系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上。其主要原因是，在翻看语言学的一些译著过程中发现很多的误解和误译问题。翻译不是一个学科，但是一门学问。翻译背后所涉及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需要译者通晓，否则就会出问题。例如，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译者前言独有的，因此，我们要把language is purely human译成“语言是纯粹人类的”，而不要把它译成“语言是纯粹人为的”。词库音系学的英文原文是Lexical Phonology，早先我们把它译为“词汇音系学”，而这里则把它改译成“词库音系学”，是因为这里的 Lexical多是指语法框架内词库部分中的音系，故改为此译法。这些专有名词术语的确定，背后是一整套相关学科的知识积累，绝非了解一般的翻译原则，翻翻词典就可以解决的。

《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一书是我多年来列给学生必读书目中的一本。在读书过程中，我的一些学生曾将此书部分章节译成汉语。这次，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著译丛”，将这本书列人其中，这为出版此书的全译本提供了方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字斟句酌、绞尽脑汁，一句一句地将此书译成了汉语。虽然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译者水平能力所限，书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要感谢我的中学同窗好友、南开大学中文系张培锋教授！无论何时何处，我都能从他那里获得及时有效的支持与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刘军怀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感谢他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原书作者道格拉斯·蒲立本教授。他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序言。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你们虽已离我而去，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们！

马秋武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2019年5月

参考文献：

Akmajian, Adrian, Richard A. Demers, Ann K.. Farmer, Robert M. Hamish. 2001.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Communication [5th ed.].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Archangeli, Diana and Douglas Pulleyblank. 1994. Grounded phonolog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Gussenhoven, Carlosand Haike Jacobs. 1998/2017. Understanding Phonology [4th ed.]. London: Arnold.

Kissberth, Charles. 1970. On the functional unity of phonological rules. Linguistic Inquiry 1: 291—306.

Odden, David, 1995. Tone: African languages. In John Goldsmith. (ed.)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444—47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lleyblank, Douglas. 1986. Tone in Lexical Phonology. Dordrecht: Reidel.

马秋武, 2013. 音系学中的界面研究. 《外国语文》第5期第7—10页.

《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

[加] 道格拉斯·蒲立本 著

马秋武 李继宏 译

《词库音系学中的声调》（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著译丛）在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框架下分析和研究了非洲语言中的词汇声调问题，指出不同声调节点一定是在同一个平面内联结的，自主音段音系学提出的普遍性联结规约不具有普遍性。

此外，对不同语言音系模式的解释大多取决于音系与形态、音系与语音所发生的交互作用。规则可以是在词库应用的，也可以是在后词库，还可以是在后面的语音模块中应用的。语言的音系模式化多是特定语言所具有的，甚至缺省规则的应用也会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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