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是怎么在十年内把德国变成君主制强国的（11）----从拿破仑到俾斯麦时代

　　本系列前篇：

　　总结一下，腓特烈大帝的统治，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统治呢？

　　他实行的是开明专治。这需要君主或执政者，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腓特烈大帝之后，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1744～1797）接班，迎来了普鲁士最大的一次领土扩张。因为此时，欧洲已经陷入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慌之中，而普鲁士、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倒是一起瓜分了波兰，普鲁士获得了相当大的一块。而且在1795年时，普鲁士与法国媾和，在西边获得了大片领土。因此在威廉二世时期，普鲁士的领土扩张倒是比腓特烈大帝时代更猛，初步具备了大国基础。

　　不过，吞并了波兰一大块领土之后，普鲁士成了“双民族国家”，如果这么发展下去，或许普鲁士以后将不能作为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存在。所以后来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又把波兰复国，不知道德意志民族的幸运还是不幸，至今恐怕都说不清楚。

　　威廉二世的儿子威廉三世（1770～1840），不仅是一位和平主义者，而且缺乏政治头脑，普鲁士在他的手里差点亡国。不过，恰恰是因为普鲁士在拿破仑时代表现得相当疲软，反而让列强对它不太担心，普鲁士获得了更多土地和发展空间。这些内容，我在前面的维也纳会议中已经讲过了。真是世事难料，有谁事先能想到，威廉二世取得了比腓特烈大帝多得多的土地，而相对来说最为平庸和软弱的威廉三世，反而因为拿破仑的穷兵黩武和不知进退，为普鲁士争取到了在中欧最有利的地位呢？

　　当然，仅仅有威廉三世还不够，拿破仑还在客观上推动了普鲁士的改革。

　　事情要从1804年说起。1804年，法军在著名的奥茨特里茨“三皇会战”中击败俄奥联军后，肢解了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于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先是宣布成立奥地利帝国，自封为奥地利皇帝，然后在1806年又宣布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从此，一个大而无当、经常徒有虚名、存在了800多年的大帝国，消失了。有倒霉的就有风光的，现在的拿破仑在欧洲最为风光。

　　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威廉三世居然想和拿破仑为敌！他联系了英国、俄罗斯等国，成立了第四次反法同盟。普法双方于1806年开战，普鲁士惨败于耶拿，法军长驱直入，进入柏林，第四次反法同盟失败。拿破仑像肢解神圣罗马帝国那样肢解了普鲁士，但是他这次更狠，让普鲁士的领土只剩下三分之一，并索要巨额战争赔款。面对巨大的国家危亡的危机，普鲁士国内开始反思，为什么普鲁士会败得这么惨？以前腓特烈大帝的威名，就这么丧失了吗？

　　此时，普鲁士出现了一个牛人，他就是斯泰因（Freiherren von Stein）。

　　斯泰因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深爱德意志民族，并希望普鲁士能承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但是，他又是一个对形势判断非常冷静的人，之前在拿破仑不断崛起时，他就力谏要防备法国，希望普鲁士能及早联合其他国家对付法国。但随着拿破仑在1804年以后越发强大，他又力谏普王不要和法国为敌。可惜这些建议都在和不同时期的威廉三世唱反调，于是他在1806年愤而离职。普军战败后，他又左右斡旋，为普鲁士保留了不少财产。

　　大概拿破仑觉得斯泰因是个人才，可以被自己所用，于是任命他为普鲁士首席大臣，也就是首相。亦或许拿破仑希望斯泰因能为普鲁士筹集战争赔款？还是他识别人才的能力更强，所以更喜欢斯泰因呢？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有趣的是，这么一个人才，居然是被拿破仑启用、并重启普鲁士的振兴之路的，历史再次表现出难以琢磨、颇为有趣的一面。

　　斯泰因上任第二天，就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这是一项石破天惊的改革，因为它促进了普鲁士农业的机械化，并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工人。

　　斯泰因的计划是：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为工业提供大量劳动力。当然，此时农奴必须付一笔赎金。但这也不难，因为国家可以提供贷款。国家也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贷款，让他们可以建立工厂和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国家也为地主提供贷款，让地主可以购买更多土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土地更加集中于容克庄园主，有利于更广泛地推广机械设备。而机械设备的推广，又可以促进工业。为了推广机械化种植，斯泰因规定地主必须把吞并土地的至少二分之一，用于兴建大田庄。

　　这项重大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及容克贵族的经济利益，又可以为城市和新兴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从此，以前是一个农业国的普鲁士，工业化开始起步。这应该是借鉴了之前英国的圈地运动。

　　除了改革农业制度，斯泰因还让城市享有更多自治权，市民有权从市民中选举市参议员，由市参议会主持城市自治。他还改革了政府机构，规定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以责任制大臣取代以前的枢密院，并设立财政、外交、内务、陆军、司法五部，处理国家日常事务。

　　这是他掀起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普鲁士又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或巨大的改革，又遭到了容克地主们的反对。主要原因是，这种巨大改革触动了容克贵族们的政治利益，激发了农民和市民阶层参与政治决策的愿望，君主因此不得不面对议会代表和宪法提出的各种要求和限制，动摇了普鲁士的国本。容克地主们的势力太强，他们还向拿破仑告状，于是斯泰因于1808年被解职。1810年，斯泰因被迫逃亡到俄罗斯，后来又在1815年回到家乡拿骚（德国西部的一座小城），终老去世。

　　斯泰因走后，哈登贝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 ，1750～1822）于1810年6月出任普鲁士首相。事后证明，他是类似于梅特涅那种见多识广、处事圆滑、深谋远虑的人，在他任普鲁士首相的十二年间，继续推进和深化斯泰因启动的革命，为普鲁士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被封为亲王，获得了前无古人、后世只有俾斯麦享有的尊崇地位。

　　哈登贝格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认为“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所做的事”，采用“稳中求进”的方式，也就是在尽可能保障容克贵族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普鲁士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接，以减少改革的阻力，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事后来看，普鲁士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或革命，主要是在哈登贝格主导下完成的。

　　除了继续推行斯泰因的措施，他还在军事和教育方面有重大改革。军事方面，1810年以后，哈登贝格任命沙恩霍斯特进行了军事改革。组建后备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废除军队中的体罚，开办军事院校，尤其是设立了参谋本部，成为沙恩霍斯特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可惜他在1813年就去世了，但是接任的格奈森瑙继续他的改革，把普鲁士军队建设得越来越强大。到了老毛奇时代，参谋总部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威震天下，逐渐被欧美亚许多国家所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装甲兵上将古德里安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盛赞沙恩霍斯特，说他是一个“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的伟大军人。

　　教育方面，被斯泰因、哈登贝格两位首相赏识和提拔、重用的威廉·冯·洪堡（1767～1835），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先是从外交官转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及教育司司长，掌管国内所有的教育文化事务，让所有阶层的子女都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这是斯泰因首相在他短暂的任期内，所获得的一个巨大成果。

　　接着，洪堡于1810年创办了柏林大学。之前拿破仑关闭了普鲁士七所国立大学，所以在柏林重建大学的呼声渐高。1810年5月，洪堡向国王奏请在9月29日正式开办柏林大学。大学设置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教授为政府所聘，薪水很高。

　　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件事的意义，因为那时的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实用性的人才。但洪堡认为，大学教育旨在提高人的修养，而修养是道德和人格上的一种境界。因此，他提出了“完人”教育观，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相反，单纯的专业性和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往修养的正途，最终远离培养“完人”这个目标。因此在建立柏林大学时，洪堡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和自由创见，把哲学院放在与其他学院同等的地位上。洪堡还极重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教研合一”的主张。

　　洪堡还非常重视学术自由，在柏林大学实行高度自治。他认为，“大学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之下进行其中活动”，国家应该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将自己对大学不得已的干预降至最低。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贯彻学术自由，他还防范大学内部的学术派别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因此，他运用对大学教授的聘用权，保证大学教授的多样性，借此防止门户观念或者“行会风气”。学校章程规定，不管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都是国家雇员，教授的著作和书籍的出版享有免于审查的自由。当然，他提倡的学术自由，并不是无视普鲁士的国家利益，主要目的还是要为普鲁士建立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赶超欧洲其他国家。

　　由于洪堡一系列创新的理念和做法，一种新的大学观形成了，这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可以这么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可以说整个欧洲、世界高等教育的新时代。英国近代诗人、教育家、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说：“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而德国大学则兼而有之。”由于后来普鲁士和德国科学文化的昌盛，柏林大学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楷模，尤其被美国所借鉴和学习。因此，洪堡被称为“德国现代大学之父”，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

　　这里讲了洪堡很多内容，是为了说明：在君主制度下，教育家完全可以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让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繁荣发展，甚至执世界之牛耳。当然，这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持，尤其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保障和国王的开明专治。

　　回到哈登贝格的改革，除了上述重要内容，1812年3月，他还颁布了《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法令》，承认在普鲁士境内居住的犹太人的公民地位，这极大提高了犹太人的热情和对普鲁士的忠心。外交方面，在他执政期间，代表普鲁士参加了多次国际谈判，尤其是在1814～1815年参加了巴黎和维也纳会议，为普鲁士争取了不少利益。

　　在经济方面，哈登贝格于1815年通过了专利保护法。不过这个在时间上不算太靠前。在十八世纪，只有英国（最早可追溯到1236年）、法国（1791年）、美国（1793年）制定了专利法。但进入十九世纪，澳大利亚（1810）、俄国（1812）、普鲁士（1815）、比利时和荷兰（1817）、西班牙（1820），在很短的时间里都制定了专利保护法，可见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这是当时的一种潮流，也说明面对英国取得的工业成就，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创新了。

　　哈登贝格另一项极为重大的改革措施，是1818出台了《新关税法》，废除了普鲁士国内所有关卡，实行对外关税统一。这统一了普鲁士国内市场，是普鲁士经济迅速复苏的关键因素，也是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雏形。

　　由此可以看出，斯泰因和哈登贝格，是拿破仑之后普鲁士两位重要的改革家，为推动普鲁士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不过，普鲁士的改革之路到这里还没有完，因为哈登贝格还有两项重要的工作没做：在德意志地区建立关税同盟，以及建立有协商权的代议制议会。

　　先说关税同盟。上文已经说了，1834年才由普鲁士建立，除奥地利和汉堡外，全部德意志邦国都加入了同盟，此时哈登贝格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是，普鲁士为什么要建立关税同盟呢？

　　建立关税同盟，本质上就是在区域内实行几乎是零关税，但对外却实行高关税，以保护区域内的行业和市场，这和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是完全唱反调的。

　　写到这里，我觉得欧盟的雏形肯定来自于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呵呵。相互之间零关税，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只要有其他制度配合，德意志的工商业肯定会得到巨大发展。

　　此时，又引出了一位普鲁士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鼻祖是英国人亚当·斯密（1723～1790），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震惊了世界。在书中，他推崇市场经济，认为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就行了。在他之后，英国人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另一个泰斗，他建立了“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各国应该自由贸易，相互降低关税，只要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就行了。当时英国是工业最强国，可以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所以英国当然很推崇李嘉图的理论。

　　但是，李斯特却说：不行！

　　因为他是一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李斯特一辈子都在推动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的统一，所以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他认为，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应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为此，他抨击了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和“世界主义”政策，认为它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和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李斯特说：“如果技术和工业不能用原来的40%到60%的保护税率建立起来，不能在靠20%到30%的税率的不断保护下持久存在，那（国家和民族）就缺少发展工业力量的基本条件。”

　　这是因为，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向国外购买廉价商品，似乎可以增加财富，看起来比较划算，但从长远来看，将会阻碍德意志工业的发展，使德意志国家长期处于从属国地位。因此，德意志国家决不能让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工业品，在国内畅通无阻，肆意摧毁德意志的民族工业。

　　李斯特还认为，国家不仅应该采取关税保护政策，而且应该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主导工业化。当然，他也认为国家对经济的一切领域实行干预，并非明智之举，但是国家应该借助于海军和航海法规，保护本国的商船，要修筑公路、铁路、桥梁、运河、防海堤等基础设施，制定各项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法规。总之，国家的使命是促进财富和生产力的增长，使本国越来越文明，由弱小变为强大。

　　他不仅是口头说说，而且身体力行，于1819年成立德意志工商联合会，试图打造德意志各国统一的经济体和关税同盟。1820年，他担任市议员期间，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他被迫辞去蒂宾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职。后来他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但又被普鲁士政府抓回来关押。不过，普鲁士对待“激进异见分子”的常用做法还不是太残酷，关押一段之后如果还不“老实”，就赶出国外了。于是在1825年，政府同意他移居美国。

　　但是，李斯特的思想显然影响到了普鲁士后来的执政者。1832年，他又回到欧洲，参与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建设工程，希望通过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推动德意志经济的统一。虽然1834年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关税同盟已正式成立，但他的全国铁路系统计划，却由于封建割据和资本家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失败。不过，普鲁士经济还是获得了飞速发展。所以在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通过对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认为普鲁士经济在短短20年内突飞猛进，原因就是关税保护与关税同盟。

　　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因为当时普鲁士正经历一个大量农民变成工人的阶段，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工人的数量基本上一直是供大于求的，因此工资低廉，到处充斥着“血汗工厂”，而低廉的工资又让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比英法要低，工业因此取得飞速发展。因此，后来人们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称为“李斯特时代”。李斯特的思想对普鲁士和德国，以及后来的其他国家，都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理论指出了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道路。在经济学上，李斯特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成为后来很多经济理论的基础。

　　但尤为可惜的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已经是一个不能进入大学、享受政府高薪的学者了。他一辈子颠沛流离，生意失败，理论也卖不出钱，只能是穷愁潦倒。1846年11月30日，看不到生活希望的他，在普鲁士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在经济学界，李斯特的排名虽然不可能是第一（第一肯定是斯密），甚至很难进入前几名（李嘉图、凯恩斯、熊彼特、马克思、哈耶克、马尔萨斯有望竞争前几名，但越往后，李斯特将越有竞争力），但是他的思想是和国家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始终有市场，尤其契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只有深受李斯特经济学影响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崛起？

　　美国、德国、法国、苏联、日本、中国，全都是这样。

　　李斯特去世后，普鲁士的工业仍在快速进步。到了1862年伦敦世博会时，普鲁士的工业产品已经很有竞争力了。在1860年代，普鲁士的工业品出口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世博会，它的全称是世界博览会，是英国于1851年首先举办的。当时的英国处于全盛期，为了展示英国的工业成就和荣光，以及更好地进行世界贸易，英国于1851年的5月1日主动创办了首届世博会。开幕式十分隆重，不仅是当时年轻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继位14年来最为辉煌的日子，而且象征着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辉煌。在伦敦水晶宫内，20多个国家的商界、政界代表齐聚一堂，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有一半属于英国。虽然艺术品也很重要，但工业品才是举办世博会的核心，最引人瞩目的是英国的蒸汽机。世博会取得巨大成功，英国决定以后每十年举行一次。

　　英国的世博会影响如此巨大，拿破仑三世很眼热，这种新式的体现国家优越感的方式，怎么能让英国人独享？于是法国在1855年也举办了巴黎世博会，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人一看，敢跟我叫板？于是决定第二届英国世博会要更盛大，并于1858年就开始准备了。可惜由于1859年的欧洲战争和意大利要独立，欧洲战云密布，不得不推迟到1862年。法国也不示弱，于1867年又举办了第二届巴黎世博会。所以，世博会是强国们为自己国家争面子、互相叫板的地方。

　　但是，“叫板”是良性的，大家都会互相捧场，也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产品。毕竟，世博会也是一场盛大的娱乐活动，谁不想来参加呢？例如，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各自乘坐专列，风风火火地抵达巴黎，皇帝和国王们齐聚一堂，盛况可想而知。世博会上展出了32个火车头，其中美国大银色号的黄铜镀银机车光彩照人。普鲁士带来了克虏伯大炮，这是克虏伯军工厂生产的长17英尺、重50吨的全钢线膛后装大炮，射程和火力十分惊人。正是这种大炮，在普法战争中让法国人吃够了苦头。

　　所以，普鲁士没藏着掖着，最先进的军工产品都带到法国了，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人居然在几年内都不重视，认为普军的战力不行，这怨谁呢？

　　实际上，在1860年代普鲁士统一德国前夕，普鲁士的鲁尔区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乃至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城市体，是后来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在鲁尔地下，是延绵150英里长的曲折矿井隧道；在空中，是红、白、黄等各种颜色的厚重烟雾。在宏大的工业厂区内，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铁路箱式货车车厢与蒸汽机车头长龙，吞噬成千上万吨煤炭，吐出钢铁。

　　也就是说，到了1860年代，普鲁士的工业和科技已经相当发达，已经是绝对的世界工业强国，陆军的实力已经空前强大。德国统一后，发展势头并未停止。从德国统一到二战结束，德国，是科技发明最多的国家，也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

　　而这些巨大实力的积累，就算从腓特烈大帝1740年执政算起，到统一德国前夕，也经历了大约130年。在腓特烈大帝、斯泰因、哈登贝格、洪堡、李斯特等杰出人物的苦心经营和领导下，在普鲁士人民的奋斗下，普鲁士终于在1860年代变成了世界工业和科技强国。

　　而俾斯麦，是以普鲁士雄厚的国力为基础，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建立了盖世功勋。并且，他也在为德国继续积累越发雄厚的国力。

　　如果普鲁士只有俾斯麦的政治智慧，而没有过去一百多年、经过至少四五代人积累的雄厚国力，俾斯麦能建立德国吗？老毛奇能打酣畅淋漓的胜仗吗？俾斯麦能让德国越发强大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纵观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一个国家要从农业国变成世界强国，没有至少一百多年的积累是根本不行的。在真正成为世界科技和工业强国之前，仅仅积累了几十年就敢忘乎所以，就敢和强国叫板，只能给自己找麻烦。比如，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进步神速，不断挑战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居然敢在1941年挑战美国了。这种无视综合国力、想通过豪赌来强国的做法，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相反，看看俾斯麦，在普鲁士的工业和军力已经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仍然要在瞄准一个敌人的同时，和其他所有强国搞好关系，仍然要夹着尾巴做人，表演“自卫反击”。这是何等的境界和手段！

　　俾斯麦既能积极进取，也能韬光养晦，所以，他在历史上的所有超一流政治家中，也是佼佼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来的德国，恰恰是忘记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之道。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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