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赋”在文学领域中的三种涵义

“赋”这个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经常运用，它有多种不同的涵义，因此在理解上常滋纷扰。《汉书・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是春秋时期的赋诗之风；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指的是一种文体；《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指的是一种写作手法。——三者名同实异，不能混为一谈。《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意在折衷群说，融会贯通，但却缺少应有的疏理，不免流于笼统。后代有人继续作过钻研，只是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未说清楚，因而对此还有再作探讨的必要。

应该说，赋诗之风对赋体的产生和赋这一手法的形成确有关系，不过中间还有许多曲折的过程，需要作些论证，才能阐明其间演变的经过。

春秋之时有赋诗的风气，《左传》中屡见记载，下面举昭公十六年的一次赋诗为例：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这样的赋诗，简直象猜谜，好在彼此都有这方面的特殊修养，因而能够做到心照不宣，非但不发生误会，反而联络了感情。郑六卿赋的大都是情诗，韩宣子却领会到它是“皆昵燕好”的表示；反之，宣子的答辞，郑六卿也能默契于心。酬答之间都显得很机智。

根据民俗学者的研究，世界上各古老民族无不重视谜语，我国古代也不例外。《国语・晋语》五载“秦客廋辞于朝”，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这种好隐的风气，先秦各国皆然，尤以齐、楚二国为最，《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新序》、《列女传》等书中屡见记载。《新序・杂事》篇曾记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汉书・艺文志》载《隐书》十八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谕。”说明好“隐”就是喜欢猜谜。这种玩艺与赋诗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时人认为通过制谜与猜谜可以测度对手的智力，从而推断该人其他方面的表现。秦客设廋辞，目的在测验晋国大夫的智力，从而推断他们的政治才能。和这一样，通过赋诗酬答，也可以测验从政者的智力。因此，凡是应答如响的政治家，就能给本国争取光荣，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至秦国求助，子犯自知水平差，不敢当此大任，改荐赵衰应付，结果果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些不能应付赋诗酬酢的人，就会给本国带来耻辱，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宋华定聘鲁，因为不知对方赋诗用意，又不答赋，结果被人断为昏庸“必亡”。这就说明赋诗言志之事确与国家体面有关。因为卿大夫智力的高下会直接影响到一国政治的盛衰，所以《汉书・艺文志》上说它可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从这里也就可以了解到儒家中人为什么这样重视《诗》的原因了。

由上可知，赋诗之风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植根在古人重视谜语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赋诗是在有诗书教养的士大夫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雅致”的猜谜方法。

战国末年，儒学大师荀卿首先写作赋体，当与赋诗之风有关。他熟悉古时礼制，因此一定会熟悉赋诗之事。他曾游学于齐，仕宦于楚，因此定然会受到两国好隐风气的影响。在他丰富的文化教养和社会经历的基础之上，也就酝酿出了一种新兴的文体——“赋”。

前人也已看到荀卿赋与隐之间的关系。《文心雕龙・谐讔》篇中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刘勰举《蚕赋》为代表，这类作品都是“先疑其言以相问”，然后揭开谜底，与“隐”的原理完全一样。赋诗言志也以这种方式表现，这在荀卿当然是熟悉的，他之所以以“赋”为名，看来就是受了赋诗之风的启示。

综上所言，可以概括如下：赋这种文体，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得名，则由赋诗之事而来。

荀卿是咏物小赋的首倡者，自此之后作者辈出。赋家把客观事物的具体形态细致地刻画出来，读者则从描绘的形象中享受其文学情趣，因此汉魏六朝都视咏物小赋为娱玩之具。

（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汉书・枚皋传》）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
（上）好醉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汉武故事》，《太平御览》卷八八引）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载《杂鼓琴剑戏赋》十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说明汉代这类小赋的创作甚为繁荣。它们与荀卿赋之间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那在中间必然会有共同的特点。研究起来，这类咏物小赋在写作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

这里可举相传为西汉初期路乔如的《鹤赋》为例以说明之。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䎒䎒。宛修颈而顾步，啄砂碛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西京杂记》卷四）

和荀卿《蚕》、《箴》诸赋相比，可以看到，这类小赋都注意描摹事物外形，采取如实敷写的手法，很少运用比喻，也没有什么深的寄托寓意，因此从写作手法上说，它们主要是用六义中的“赋”写成的。

汉人总结《诗经》的创作成果，提出了“六义”之说。他们归纳出了赋、比、兴三种不同的写作方法。这并非《诗》中特有，其他文体也有应用，只是由于要求不同，因而各有偏重罢了。《诗》中用比、兴的地方比较多，但用赋的地方也不少。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诗人之作，杂有赋体”，也就是说诗人运用了赋这种手法。汉人在给这种手法命名时，定会联想到当时大量存在着的赋体上去；他们看到赋家用以写作的就是这种手法，因而径以赋为“六义”之一。这样的推断，应当是合乎情理的。“赋”这种手法的得名，当由赋体移用而来。

由此可知，“赋”之一词在文学领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不加区别容易造成混乱，但中间确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的发展途径是：政治上的一种特殊风气影响到文学，产生一种相应的文体，然后形成一种具体的写作手法。

这里应作解释的是：屈原等人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称之为“赋”？司马相如等人的大型作品为什么也以“赋”名？

刘向、班固等人称屈原的作品为赋，实则这种作品本无赋称，只有荀卿的作品才取名为“赋”，屈、宋的作品应该正称之为“楚辞”。然而自从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大赋产生之后，有人看到它与楚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就顺口改称楚辞为赋罢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将大赋的写作范围归结为“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小赋的写作范围归结为“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二者写作对象不同，写作要求不同，也就决定二者篇幅上有差异。但它们在写作手法上却无甚不同，主要都采用了六义中的赋”法，不过由于描写对象及应用场合等条件不同，小赋的敷陈较有限制，大赋的敷陈更淋漓尽致罢了。

枚乘作《七发》，为大赋不祧之祖，但不以赋名；所作小赋，当以接受荀卿影响之故，已以赋名篇。足见大“赋”之称本由小赋发展而来。其所以如此，如上所言，则以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着共通之点，尤其是写作手法上的一致。

>原题《释“赋”》，载《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4期。此据《文心雕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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