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的ADHD确诊历程

青衫写在前面

本文原创为鱼鳍，全部打赏将作为ta的稿费。

鱼鳍是确诊的adhd人士和高度疑似的asd人士，

家长群的志愿者，

正向关注小组负责人，

很感谢分享和帮助！

鱼鳍的专业介绍：

康复咨询（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研究生

这个专业说来就是为残障人士以及家庭，提供职业发展支持和心理健康咨询；

目的是帮助特殊需求人士以及家庭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实现人生价值以及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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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pinterest｜我不会为我的adhd道歉

01

 广泛性焦虑和惊恐发作

第一次去医院，是因为一次半夜的惊恐发作。那时候我刚到美国还没到一个月吧，调整好时差后还没安稳睡几天，就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即使偶尔入睡也总是噩梦或者梦到一些让人疲惫的事情。

我知道自己处在高度警觉和焦虑的状态，只是总觉得自己只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而已。还记得那次惊恐发作的感受，那天正躺下准备入睡，忽然好像有只无形的手死命掐住了我的脖子一样，让我喘不过气来。

尽管意识层面知道自己的气管、心脏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强烈的濒死感和窒息感还是让我觉得害怕。第二天天亮后的第一件事，我跑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

负责筛查的咨询师老爷爷听我结结巴巴用蹩脚的英语描述了自己的状况后，陪着我去校医院（就在楼下）预约了primary care 的最近时间，同时提醒我如果觉得有需要，可以第二天再去一趟心理咨询中心，在check-in的表格上标注需要讲中文的咨询师。 

后来我确实照做了，和后来的中文咨询师（全校只有他一个来自中国的咨询师）持续咨询一直到今年8月，这是题外话。

可能后来去医院的次数太多，加上那段时间大脑确实很不听使唤，具体我有点记不清在primary care doctor那里的诊断过程了。大概就是护士先来测量和记录我的大概生理健康状况，比如身高体重、心率、血压等；当时的用药情况，包括非处方药和维生素之类的保健品；病史，包括生理和心理方面；家族健康史，主要是指父母。

因为是第一次求医，她需要给我建立健康档案。她走了之后过了几分钟，医生进来，大致确认了一下护士记录的信息后开始问诊。

我在那时的诉求是改善焦虑、睡眠问题，因为我的学习已经明显受影响，打开书看一整天，还是一个字都没办法进脑。

问诊内容也包括让我做焦虑和抑郁的筛查量表。那次就诊经历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 

一是，医生关注到我生理期似乎有异常（前面护士问的），refer我预约了妇科的检查，并耐心告诉我可能激素变化也会影响情绪，还帮我准备该怎么跟妇产科医生说明自己要做的检查；

二是，他开药是征询我的同意的。那时候我的焦虑确实很明显，焦虑的量表上我几乎每一条都圈的最严重一项。

医生在问了我之前抑郁的用药和用药感受之后，给我详细解释了他打算给我开什么药，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发挥效果，可能的几条副作用，初始药量，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复诊，确认我都听清楚并同意之后他才给我开药。这样的流程一开始我不太适应，但觉得很窝心。

02

是ADHD，吗？

抗焦虑的药我一直吃到现在，不过药量已经减半。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是，睡眠明显好转，情绪平和了许多，但是“看不进去书”的问题还在。

我原本以为还看不进去书就是自控力的问题了，结果大概期中的时候，跟一个在孤独症群里认识的小伙伴聊天，聊到小时候的一些事件，他说：“你这很像ADHD啊，而且你连应对方式都很ADHD”。 

我表面不以为然，但是开始去认真了解ADHD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它的诊断标准和它给人带来的影响。不过，即便之后有了很多了解，发现了自己经历非常契合，但我还是不愿意承认。

第一个学期期末，我花了很多精力来控制自己的行动，要求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用尽了各种方式，比如定一堆的闹钟、设定schedule，找人监督，给自己很严厉的惩罚或者很诱惑的奖励，最后都失败了。

时间感的混乱和注意力问题在那个学期对我的学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我还是不甘心，期待着寒假自己会有所改变。但是因为没有了deadline的压力，寒假的整三周我就是一滩烂泥。想着看点书，翻开书本没五分钟，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我还是依赖咖啡，来让自己能够在一天内至少做一点点事情。但是喝过咖啡的人都知道，咖啡因喝多了会产生耐受的，多年咖啡喝下来，它对我的效力已经非常微弱。

但我找不到其他有效方式让自己专注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并且这种“做不到”的痛苦又反过来加重了焦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才开始考虑接受自己是ADHD的可能性。

和很多其他ADHDer 一样，我一直知道自己很聪明很有潜力，但是没有办法让潜力发挥出来。如果获得诊断以及药物的支持之后我可以控制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其他的任何什么都不重要了。

03

获得药物

开学之后我最快速度预约了原先的primary care医生，跟他聊了我上述的经历和感受，以及表达了怀疑自己有ADHD的想法。

他问了一些我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相关的问题之后，跟我说：一般情况下我们primary care不会轻易开精神科类的药物，但是你的情况来看，我相信你的判断；如果要明确的诊断，我这里给不了你，但是我可以给你药物的支持。

他说他有相当的把握认定我会获得确诊。之后，我们就讨论了用药方案。我一开始先选择的是二线药物，就是非兴奋剂类。

但是吃了三天我就发现不对头了。它本来也具有治疗抑郁的作用，但在我身上的表现却是造成明显的抑郁症状。我忽然出现很多负面悲观的想法，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好笑的是还会因为周围人他们自己聊天没顾上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歧视亚洲人。

青衫注

这种情况可能是加上本身在服的ssri，剂量大了，我刚开始用药调整剂量时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形。

更严重的是，一部分也因为中途尝试换了一个不适合我的咨询师，我脑子里出现很多杂音和我无法控制的对话，专业术语是闯入性思维。

意识到这些问题，我通过patient portal 联系到医生，他让我马上停药并尽快预约他最近的可预约时间。咨询也马上停了，换回了原先的咨询师。

这一次，我依然没有获得诊断。但是在签了责任协议之后顺利到手兴奋剂类药物，类似于国内的专注达。同时他也给我refer了精神科医生。

对，我就是在确诊之前就开始吃药了（现在回想这个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有益，能够更快速获得支持；换个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宽松的系统，某种程度也成了滋生药物滥用的土壤）。

关于药物的使用，医生给我的建议包括：

1. 从最低剂量开始尝试，相信会对我有帮助，但这个剂量不一定合适，需要我自己持续关注；

2. 很多医生会建议周末停药，但他不认为这样做对于graduate students是个有效策略，所以药量每天持续；

3. 这类药物有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会让我胃口变小，他建议我尽可能早餐吃好，餐后服药；中午下午如果不想吃可以少量吃点饼干之类的零食；晚饭可以晚一点吃，那时候药效基本褪去，可以正常吃饭，这样就不会因为药物影响到营养的摄入了。

04

成为ADDer

一般来说精神科医生很难预约，比较幸运的是，在我去的时候刚好十几分钟前有个人取消了在下周的预约，就顺利占用了这个时间。

之后我就没再见过primary care doctor，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全面接手我的治疗。

初诊，psychiatrist仔细询问了我发育史、家族史以及现在的症状表现、对生活的影响之后，保持了我原先的用药方案，并让我持续关注并记录这两种药物给我带来的影响，有问题不需要预约，直接通过patient portal和他联系。

他没有明确告诉我是不是ADHD， 只告诉我他不能给我做一整套完整的诊断性测试，就他的经验来看，大概有75-80%的把握确认我有ADHD。

不过这次问诊之后，我的记录上有了明确的ADHD-predominantly inattentive 的标注。看到这个记录，我觉得并不准确，因为他问询的时候并没有问到多动和冲动控制方面的问题。

Whatever，反正我也得到了我需要的支持。之后我也一直跟精神科医生保持联系，每隔两周复诊一次（疫情之后转为线上，没有断过），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到6月底，我们才摸索出稳定有效的用药方案。

期间有尝试过加减SSRI药量、改变SSRI用药时间、增加兴奋剂的剂量、尝试叠加小剂量速释兴奋剂等等。这整个过程，医生的建议不一定一直有效的，更多时候是我自己提出用药调整的想法，而医生给予支持，保证方案的可行性（我这样的病人也太让医生省心了吧）。

05

成为ADHDer

第二次获得诊断，是今年5月份在校外做的neuropsychological test. 那时候我已经在持续吃药了，不过还没有到目前的剂量。

值得记录的是，那天早上出门锁上门的那一瞬间忽然想起来，忘带钥匙，后来破窗回的家—这也很ADHD了~ 连续4个小时的记忆、认知、语言、注意力等各方面能力测验还有问卷让人精疲力竭，结束后去朋友家沙发上睡了一整个下午（太累了没办法开车，他家比较近）。

这次的结果和预想的一致，ADHD-combined type。白纸黑字的结果到手之后心里完全没有波澜了，这个结果好像也就是去和陌生人要一个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已，即使自己心里明明很清楚自己是谁。这个跟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样荒谬。

本来希望通过这个测验获得ASD的诊断的，但是由于疫情反复在美国上空徘徊，很多评估测量都做不了。即便能够去做in-person的测量，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这两条要求也会干扰到测试结果。没关系，我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了，等待中成长吧。

06

一些体会

1.     建议其他在美国的小伙伴如果有得选，还是尽量选择用母语做测验。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产生的干扰会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得多，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测试，就我的例子来看，认知处理速度、记忆尤其是工作记忆，多方面有影响。我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有意识到，但是没办法消除这种干扰。

2.     原先我们总会有一些认知误区，会把医生当作权威。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但是就精神科的用药而言，如果想要获得更快速和有效的帮助，还是更建议对自身状态变化保持觉察，并主动和医生沟通。精神科用药很多时候像是黑箱实验，个体差异会很大。You need to help them learn how to hel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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